最阴毒的一招就是将这些“奸恶”的妻子、女儿、姐姐、妹妹，总之一切女性亲属，包括五十六岁的老太太在内，一律罚做官妓。

明朝皇帝的胎记

就一般情况而言，哪个地方出了个人物，比如高官或名人，这地方的人大抵都会感到自豪;要是一不小心出了个皇帝，那就更是无比的荣耀。安徽凤阳出了个朱元璋，这位凤阳老乡和他的子孙后代统治中国长达两百七十六年之久，可令人惊讶的是他的凤阳老乡不但没有一星半点的自豪感，反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幽怨与愤懑。

说凤阳，道凤阳，

凤阳本是个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以前，听唱花鼓的安徽人唱起这支辛酸的歌谣时，就已有以上的不解之处。直到后来，当我走进尘封的明史，走近朱元璋和他的子孙们时，才发现这并非没有原因的空穴来风。翻读厚达数百卷的《明史》，就像鲁迅 读史读出的是吃人二字一样，我读出的则是：残忍。

大明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寒，是彻底的无产阶级，按张敞的说法是：“在参加红巾军以前，如果有谁说太平乡的朱元璋能大富大贵，一定会被人们包括朱元璋自己当做一个天大的笑话。”但时势造英雄，这个凤阳县的青年农民大概敏锐地洞察到了天下即将大乱，很快就要改朝换代的迹象，于是他以农民的狡黠和投机加入了风起云涌的起义队伍。在革命队伍里，朱元璋很快显示出他潜在的能力，并依凭其才能，一步步从下级军官当到高级军官，直到被拥立为威震一方的吴王，再剪灭群雄，定都南京，成为三百年王朝的开创者。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每个新王朝的建立，总是以推翻一个旧王朝为前提的，而推翻的过程中，除了万千黎民死于非命外，总要成就一批开国功臣。只是，这些开国功臣的命运大抵不会太好。原因在于，建立了不世之基业的开国之君不论是为子孙计还是为天下计，总是容不下这些功高震主的大功臣。因此，一个王朝的江山一旦坐稳之后，下一个该收拾的人就是这些居功自傲或不居自傲的功臣了——从吴王杀伍子胥到吕后杀韩信，一部二十四史永远被这种宿命式的革命战友在革命成功后的大屠杀染得血腥味儿十足。

宋太祖曾在一个中秋之夜和他的功臣们痛饮时哀叹不已，功臣们问其故。宋太祖说，从前我担心做不了皇帝，现在做了皇帝却又睡不好觉。功臣们再问其故，宋太祖幽幽地说：假使有一天，你们的部下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你们不做皇帝行吗?功臣们惶恐万状，宋太祖于是抛出了如意算盘：你们不如交出兵权，多置良田美宅，君臣无猜，快乐一生。这著名的杯酒释兵权，显然是功臣们最美好的下场了。以至宋人的小说中也总爱说咱大宋朝最大的优点就是不诛功臣。

但如同宋太祖这样顾念旧情的君王委实不多。中国历朝历代诛杀功臣最为彻底的，当推西汉和大明。一个非常巧合的事实是：这两个朝代诛杀功臣的最高决策者——刘邦和朱元璋，都出身于底层。

这就让人忍不住要去推测，刘邦和朱元璋这两个底层出身的最高领袖，是不是出于人性方面的某些原因，而不仅仅是政治考虑，才干出这些令人发指的勾当呢?刘邦的问题不在本文的涉猎之内，姑且不表。但是朱元璋，这个做过乞丐也做过小和尚的安徽农民，显然存在着许多人性的弱点。而且，这些弱点就像某种胎记一样，一直遗传到他的子子孙孙身上。因此，明朝的皇帝们几乎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残忍、阴暗和恶毒。

大臣上朝前先要与妻子诀别

如前所述，朱元璋出身贫寒，古人说过英雄不问出身，这算不得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且朱元璋继位之初对自己的出身也并不感到耻辱或难为情。《皇明纪略》中说：“太祖开国之初，所降诏书，一则曰朕本淮右小民，一则曰朕本淮右布衣。”但皇帝宝座坐热了大约不免使人头脑发昏，朱元璋开始变得敏感多疑，既怀疑那些出身较高的臣民们背地里嘲笑自己，更无端地觉得手下一起打江山的弟兄们这时一个个看上去好像都有另立中央的嫌疑。

按理，作为开国之君，应该有宽容和开阔的大气度，唐宗宋祖莫不如此。然而朱元璋总是放心不下自己的江山，总要将那些有可能或者有能力的谋反者尽数诛杀才放心。因此朱元璋刻不容缓地动起手来，像削平一段树枝似的，将他看上去不那么顺眼的走狗和良弓统统消灭，无情打击，绝不手软。究其原因，我们可以猜测，这显然是他人性中的不自信所致：从一个青年农民、混饭和尚到天下一统的大明皇帝，朱元璋的人生角色转换得太过于富有戏剧性，也太突然了些。这就比如一个乞丐偶然间捡到了一枚金元宝，极大的喜悦外，就是疑惧别人会偷走它，抢走它。因而他总是顾虑重重，猜忌连连。最后，在这种近乎于神经变态的境况中裂变成嗜血的杀人狂。仿佛只有这样，他的江山才能安稳。本恶的人性，在嗜杀的过程中，肯定感觉到了莫名的快意。

吴晗在《明太祖》一书中说：“在他(指朱元璋——引者注)在位的三十一年中，根据他自己的著作《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的统计，所列凌迟枭首有几千案，弃市以下的有一万多，三编所定算是最宽容的了。所记进士、监生罪名，从一犯到四犯，仍有三百六十四人。最优待的办法是暂赦死刑，仍回原职，戴斩罪办事。”

又说：“所杀的人，从开国元勋到列侯大将、部院大臣、诸司官吏到州县胥役、进士监生、经生儒士、富人地主、僧道屠沽，以至亲侄儿、亲外甥，无人不杀，无人不可杀，一个个的杀，一家家的杀，有罪的杀，无罪的也杀，‘大戮官民，不分臧否’。”

相传明初的大臣，上朝之前，总是先要与妻子诀别，他们不知道这一出去是否还可以平安回来。晚上回到家，家里往往摆酒庆贺：总算又熬了一天。

廖永忠是朱元璋麾下最勇猛的大将，当年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于鄱阳湖时，朱元璋所乘的战船被围，情况万分紧急时，廖永忠冲上前奋勇救驾，立下大功，心怀感激的朱元璋以漆牌书“功超群将，智迈雄师”赐之。但等到天下安定之后，廖永忠终于还是被捏造了一个“僭用龙凤诸不法事”的莫须有罪名赐死了。

朱亮祖虽是元朝旧将，但自归顺朱元璋以来，也是战功赫赫，先后平定过广东和四川等地，又镇守过北平，也于洪武十三年被朱元璋顺手找了个历史上屡试不爽的谋反的借口。朱元璋将其召至宫中，同去者还有朱亮祖的长子朱暹。朱一顿臭骂后，喝令卫士将朱亮祖父子拿下，当场鞭打致死。过了十年，朱元璋大概想起朱亮祖还有个次子留在世上，终究也是麻烦，便借口追究胡惟庸案，也把他砍了脑袋。

廖永忠、朱亮祖、周德兴、傅友德被杀后，相当于朱元璋之诸葛亮的刘伯温也被毒死。接着，徐达也惨遭毒手。吴晗在《明太祖》中说：“徐达为开国功臣第一，小心谨慎，也逃不过。洪武十八年病了，生背疽，最忌蒸鹅。病重时皇帝却赐蒸鹅，只好流着泪，对着使者吃了，不多日就死了。”这与派使者持毒酒鸩杀，已无二样，而更见朱元璋之阴损。徐达死后，朱元璋做出一副悲痛欲绝的样子，“帝为辍朝，临丧奄恸不已。追封中山王，谥武宁。”反正人都死了，猫哭耗子除了假慈悲外，还带有某种恶作剧得逞的快感。

除了零星地屠杀功臣，朱元璋还制造了两起堪称杰作的集体大屠杀。一起是胡惟庸案。胡惟庸本系朱元璋的老乡，所谓淮西勋贵之一，相当于汉光武的云台二十八将。洪武十三年，朱元璋突然宣布胡惟庸权力过大，权力过大就可能要谋反，而谋反是大逆不道的，既然大逆不道，自然只有死路一条。胡惟庸被赐死也罢，株连者更多达一万五千人，其中包括名列开国功臣之列的二十二名公侯级显贵。朱元璋的亲家，也是元老级的李善长也在案中，朱元璋法外施仁，以功大不问。但时过十年，朱元璋还是放不下杀机，又穷究胡惟庸案，将李善长等一万五千余人处死。这时，李善长已经七十七岁了，在朱元璋手下干了整整三十九年。要说他造反，不要说天下人不相信，恐怕朱元璋自己也不会相信。

朱元璋晚年，大约杀人也杀得烦了，有些无奈地说：“似这等愚下之徒，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也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等他一命呜呼，他的子孙们相继继位，除了永乐帝在刑罚方面有些创新外，其他人虽继承了他残忍阴毒的衣钵，但在这方面的创造性也没有了，所谓一代不如一代，也许就是如此吧。等到朱元璋的末代子孙崇祯一边励精图治，一边大杀那些被他认为误国的各级官员时，大明的丧钟已经响了。

大明存立的14至17世纪间的两百多年里，欧洲已顺利地度过了黑暗的中世纪，走进了文艺复兴的黎明，人的尊严和个性开始受到广泛的尊重。要不了多久，就会从法兰西的土地上传出天赋人权的黄钟大吕。而在东方这个古老的国度，无法直面的残忍和极度的专制却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国家机器。等到大明将亡之时，伟大的思想家黄宗羲在他的著名作品《原君》中，发出了震聋发聩的声音：“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与此相仿，法国大革命领袖之一的马拉也发出过类似的声音：“宫廷是暴君的巢穴、淫荡的发源地、罪恶的温床，国王的历史就是国民的受难史。你们要革命，你们要自由，你们就必须砍下暴君的头颅。”

然而，当马拉在巴黎的议会大厅里如此慷慨陈词时，古老的东方远没有走出历史的黑暗，它正从大明的残忍跌进大清的残忍，更多的不幸和更多的苦痛正在等待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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