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儿子郭世英

擅长音乐的郭民英

郭民英是郭沫若和于立群的第四个孩子，1943年11月出生于重庆。他对于音乐尤具天赋，竟然无师自通地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专业是小提琴。1964年的一天，郭民英将家中的一架盘式录音机带到班上，与同学们一起欣赏古典音乐，结果犯了忌：一是炫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二是宣扬所谓“洋名古”。一位了解郭家内情的学生于这年9月1日上书毛泽东，以阶级斗争观点反映中央音乐学院存在的“严重问题”。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9月16日编印的《群众反映》上读到此信后，于9月27日给中宣部长陆定一写了一个批示：“此件请一阅，信是写得好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但应采取征求群众意见的方法，在教师、学生中先行讨论，收集意见。”毛泽东在署名之后又加写两行文字：一行是“古为中用，洋为中用”，一行是“此信表示一派人的意见，可能有许多人不赞成”。

信的批判锋芒所向，郭民英是无可避易了，这使他内心极为苦痛。到1965年春夏间，郭民英无意继续学业，黯然神伤地离开了中央音乐学院。7月2日，郭沫若打算让郭民英转入中国人民大学，“即使从一年级开始也可以”。无奈郭民英不愿从头学他并不感兴趣的专业。考虑再三，还是入伍。郭沫若夫妇亲自登门，向总参谋长罗瑞卿求助。很快，郭民英去了一个经过挑选的海军部队。

郭民英入伍后，一度对海洋生活感觉新鲜，又因擅长音乐，很快成为部队十分紧缺的文艺宣传人才，并成为中共预备党员。“文革”开始之初，部队相对稳定，但像郭民英那样的名门之后，不会不关注全国动荡的时局。1967年4月12日，谁也没有料到，郭民英没有留下任何相关的文字，竟悄悄地结束了自己年仅24岁的生命。一说为慢性疾病折磨而不堪忍受；一说去世前一天还照样工作，是无任何异常迹象的突然之举。郭沫若儿子郭民英之死确实是个难解之谜。

《新三叶集》与X诗社

郭世英是郭沫若与于立群所生的第二个儿子。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涉及郭世英的文字，是陈明远提供的郭沫若1960年11月18日致他的信：“您跟世英、民英的通信，他们两人拿给我看了。近年以来，你们交了好朋友，推心置腹，相互切磋学问，探讨文艺与哲理的问题，我很欣慰……但是世英提出要整理你们的通信，搞出一本《新三叶集》送去公开出版，我觉得没有必要。”这封信，不但透露出世英和民英(主要是世英)的思想情趣，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了解郭沫若当年心境的有意味的材料。《三叶集》是五四时期郭沫若与田汉、宗白华的通信集。才华横溢的郭世英对于父亲当年性情真率，汪洋恣肆的文字及其文学上的实绩，无疑有着极大的向往。不到20岁的他，要弄出一部《新三叶集》。饱经沧桑的郭沫若对此事的反应颇为复杂，作为过来人，他完全理解青年的渴求，但他强调：“现在早已不是五四时期”，“尚未成熟的东西，万不可冒失地拿出去发表。”

1962年秋，郭世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名传京都的101中学，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但这位深受俄罗斯文学熏陶又不乏民粹主义影响的学子就读未满一年，1963年夏季被迫中断学业，下放到河南铁泛区西华农场劳动。事情的缘由须从“X诗社”说起。1962年岁末或1963年年初，郭世英与101中学的同学，后考入北京师范学院的张鹤慈，以及叶蓉青、孙经武、金蝶等人结成诗社。另有一位101中学初三的学生牟敦白，此前与郭世英结识，参加过一次读诗社的聚会，又因与郭世英多次通信，案发后亦遭到牵连。据周国平回忆，与郭世英结社的并非同班同学，而是同校的年龄相仿的几个年轻人。牟敦白回忆唯一的一次参与诗社的聚会，记得郭世英以老大哥的口吻向他介绍：“你看，这就是我们，X诗社的成员们。”张鹤慈对社名的解释是：“X表示未知数、十字架、十字街头……它的涵义太多了，无穷无尽。”这与一些文章中解释X为“探索哲学领域中诸多难题”不尽相同。周国平曾看到过这个诗社成员的手稿，他回忆：“那是一些与流行文学完全不同的东西，很先锋地试验着意识流、象征主义之类的手法。”

这群对现实氛围深感窒息的文学青年，在文学的切磋中，不可能不涉及到对现实政治的指点激扬。X诗社的这些涉世极浅而又真诚任性的青年学子，他们不加掩饰的言谈举止，在当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政治情势下，无疑成为“阶级敌人争夺青年一代”的绝好例证。还在X诗社事发之前，张鹤慈因其“意识形态问题”被北京师范学院勒令退学，金蝶则移居香港。1963年初夏，有人向有关部门检举告发了X诗社的离经叛道。公安人员很快对此案进行了处理。X诗社成员无一不交代自己的“反动”思想。

五年后的旧案重提

1963年六七月间，大学一年级学生郭世英下放河南西华农场劳动——这是一种尚有若干人身自由的改造，显然是照顾到郭沫若的声望才从轻发落。张鹤慈、孙经武、叶蓉青三人则以“反动学生”定罪判刑。这个案子惊动了中央高层，一是X诗社的成员多是高校学生，二是成员的家庭出身多是高级知识分子，甚至有军队的高级干部。X诗社成员中的张鹤慈是北大教授张宗炳的儿子，而张宗炳则是著名学者张东荪的长子。毛泽东在北京市委报送的一份反映北京市高等学校三反情况的简报中提及张东荪，称之为“那样个别的人”，并与“严重的敌特分子”相提并论。郭沫若还在登上文坛之初的1920年9月，就与时任《时事新报》主笔的张东荪有过通信关系。郭沫若后来翻译歌德的《浮士德》，也有赖张东荪的促成。虽然为郭沫若《女神》时期的火山喷发提供阵地的是宗白华，但因着《学灯》毕竟是《时事新报》的文艺副刊，郭沫若除了与《学灯》主笔宗白华结为艺术知交，对张东荪也不会不心存感激。抗战胜利后，郭沫若与民盟的重要人物黄炎培、沈钧儒、罗隆基等交往甚多，对张东荪鼓吹的“文化上自由主义”却不相投机了。开国以后，张东荪很快倒了霉；郭沫若则一直活跃于政坛。

郭世英在两年的劳动中，意趣确乎大变，对于原先钟情的哲学已不再在意，而对日日伺弄的棉花栽培发生了兴趣。1965年秋，在自己并不愿意的情况下，经不住双亲的劝说，他终于回到北京，进入北京农业大学重续学业。他期待在植物栽培学方面经过深造之后，重新返回农场。殊不料不到一个学年(正与当年就读北大哲学系一样)，“文革”开场。1968年3月，随着新一轮批判狂潮的掀起，许多高校的造反派大揪“反动学生”。郭世英就读的北京农业大学的一伙人非法绑架了他，并私设公堂，刑讯逼供。这伙人要他招供五年前的旧案——X诗社事件。他们要追究的是——“谁包庇了反动学生郭世英？”谁都知道，郭沫若当时虽为副委员长，却无以决定此案的审理判决。看来他们是想揪背后更重要的人。

4月22日上午，在征得军代表的同意后，郭沫若让秘书和世英的妹妹去农大了解关押他的情况。然而，就在他们赶到学校的三小时前，郭沫若儿子郭世英从三层楼上关押他的房间里破窗而出，以死抗争。他死时，年仅26岁。这次打击，较之年前的郭民英之殇，对郭沫若来说更为深巨。郭沫若在家人面前强忍悲痛的泪水，默默地伏在硕大的办公桌前，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将郭世英在西华农场劳动期间的日记一行行、一页页地誊写在宣纸上，整整抄了八本，以此寄托自己的哀思。

(摘自《郭沫若的晚年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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