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永历十二年，即清朝顺治十五年、日本万治元年(1658)六月间，郑成功派遣桂梧、如昔和尚东渡日本长崎，递交了郑成功致德川幕府等四代将军德川家纲的书信。郑成功在书信中首先称赞颂了幕府将军，接着结合自身经历，说：“成功生于日出，长而云从，一身系天下安危，百战占师中贞吉”，并以唐将徐世?赐姓李自喻，以颜真卿气节自励，以示抗清决心。郑成功希望发展与日本的友好关系，但关键是书信的结尾，指出：“中兴伊迩，敢望僧桂梧、如昔重来。文难悉情，词不尽意”，暗喻南明将兴师北伐，乞兵曲笔之隐将由桂梧、如昔去长崎面叙。结果如何呢?据日本平凡社编《大百科事典》第十八卷云，幕府拒绝了郑成功借兵请求，粟田元次郎《日本近代史》第四章亦云幕府未允出兵。但是，事实上德川家纲这次是用实际行动响应郑成功乞兵，这是迄今中日两国史坛所忽略的问题。历史是复杂的，我们应该感谢朝鲜史籍留下了有关记载。

　　根据朝鲜手抄本李《漂人问答》援引明遗民曾胜供词云：“庚子夏初，日本大举兵，随汉人之客于日本者以向北京矣。洋中忽遇狂风，舟不得前，乃回师。”这就是说，“庚子夏初”系当南明永历十四年即清顺治十七年、日万治三年(1660)夏初，日本大兴出兵，在寓居日本的“汉人”向导下“以向北京矣”，意味着日本在中国明清交战中已公开站在南明一方，与清廷单方面处战争状态。然而，途中“忽遇狂风，舟不得前”，显然日军海中遇难者不少，才使这非同寻常的“大举兵”以“回师”了之，与清廷安宁如故。李当时为朝鲜济州特使，所撰《漂人问答》是据他亲自讯问曾胜等明遗民而成书，是书现藏干日本天理图书馆，1982年《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第十五辑附该书影印照片全文。曾胜上述供词的史料性，是绝对可靠的。

　　曾胜何许人?乃福建人，生于明崇祯四年(1631)，成长在明清动荡年代。而据朝鲜史籍记载，清康熙六年即李朝显宗八年(1667)六月，朝鲜地方官员报告：“唐船一只漂泊(济)州境，而所乘船片片破碎，所载物尽皆沉没，所余无几。漂到人九十五名，今方接置，俱不剃头。观其服色，听其言语，则的是汉人。招致其中为首者林寅观等，书问其居住及漂到之由，则以大明福建省官商人将向日本商贩，洋中遇风以至于此云”，而此95人为首者乃林寅观、曾胜、陈得。据朝鲜史籍记载李朝译官问语，林寅观等人答云“藩王与郑经之物也”，足证此95人乃台湾郑氏官商。他们是当年五月初十日从台湾起程，不料海洋中中遇风，二十三日漂到济州岛时船体破碎，为朝方收留。曾胜身份清楚了，那么他为何在“日本大举兵”事隔七年后才吐露历史真情呢?

　　首先看看林寅观、曾胜、陈得为首的95人此次去长崎的背景，据《漂人问答》援引林寅观的话说，“今年四月末，清朝差使孔姓名孟章，共文武四位，欲与我藩议和。而我藩即欲启闻(日本)国君，寅等欲乘风开缸。此书预先寄来，寅等未知后事”。“孔姓名孟章”，案“孟”、“元”两字同义，故当时人亦称孔元章。孔元章，于康熙六年(1667)春前往台湾招抚，而同年十一月清朝闽水师提督施琅《边患宜靖疏》指出“总兵孔元章招抚回归”，足见上引林寅观“今年四月末”孔元章“欲与我藩议和”的资料是可靠的。“此书预先寄来”，系指郑经致日本国王书是东渡前即五月初十日之前交给林寅观、曾胜等人，虽然《漂人问答》又援引林寅观等人的话说此书信由于船体破碎“失于漂沉之时”，但蔡政致寓日明遗民的三封书信犹存并让朝方阅览，显然“失于漂沉之时”是出于保密需要的推托之词。不过，林寅观等人在答复朝方询问中，仍然透露出索取郑泰长崎存银和“会聚兵马”机密，使朝方留下了“汉人行中有请兵日本文书”的印象。不难看出，孔元章往台湾议和时，郑经正谋求借兵日本。当时，李氏朝鲜与清廷有外交关系，故朝方对郑氏乞兵日本非常敏感，细心盘洁，林寅观回答时顺便说出“前年日本王许兵相助”、“先王之借兵于日本久矣”，而曾胜不禁就将“庚子夏初日本大举兵”的历史秘密说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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