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史上，王若飞是一位广为群众熟悉和热爱的革命先烈，他的事迹充满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传奇色彩。

王若飞原名王运笙，由于喜爱《木兰辞》中“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诗句的雄奇与豪放，故改名王度，字若飞。

王若飞虽然后来名扬海内，但少时却与聪明好学相去甚远，他在安顺老家，继祖母和叔父对他非打即骂，黄齐生在《王若飞引述》中写道：“甥生贵州安顺，八岁不识字，余往携至贵阳入小学，状类白痴。”在黄齐生的精心栽培下，这个“状类白痴”的少年，逐渐品学兼优，最后考取贵州只有八个名额的官费留日学生，齐生领队随行赴日。

王若飞在青年时代，也犯过错误，1918年3月，在上海经贵州革命党人张百麟的介绍，孙中山得知黄齐生即将率黔中弟子赴日留学，急欲一见。当黄齐生去拜会孙中山时，若飞和几个同学竟然在旅馆打起麻将来。那天，孙中山对齐生的行迹十分赞赏，说道：“黄先生，你率领的弟子中，焉知没有明日救中国于水火之中的栋梁之材？”

当黄齐生回到旅馆时，却发现他期待的“栋梁之材”们在聚精会神地打麻将，若飞等人回头看到齐生震怒的神色，全都愣住了，齐生摇摇晃晃地走到牌桌前，突然咆哮起来：“哼！要救国救民，要革命斗争，说得多好听呀，滚，统统滚回贵州去吸大烟，去赌钱，去贪赃枉法，从今后我们大路朝天，各走半边！”

学生们虽然都跪下认错，但齐生并没有宽恕，他踉踉跄跄进入自己的卧室，心如刀剜。半夜，他听到自己的房门外有抽泣声，他打开 房门一看，若飞和众弟子都齐刷刷地跪在门外，若飞放声痛哭：“阿舅，我们错了！”

齐生一见此状，心肠软了下一，他长叹一声：“唉，你们都起来吧，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我也有错，没有把你们带好，对不起你们的父母，更对不起贵州父老乡亲对我的重托！”

多少年后，王若飞都牢记着在上海这难忘的一夜。从此，他对自己的自律也更加严格。

1919年，由黄齐生到处筹集路费，带领王若飞等几名贵州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在巴黎，若飞结识了周恩来、陈毅、蔡和森、赵世炎等革命志士。

关于王若飞的入党问题有两种说法，一说是1921年中共正式成立后，赵世炎、王若飞等人到处奔走，成立了以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负责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得到中共批准，次年王若飞等人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另一说是当时越南劳动党创始人阮爱国（胡志明）是法共建党（1920年）时的党员，其父阮生色是越南著名汉学家，阮爱国受其父影响，不但能说汉语而且会做汉诗，他在巴黎主编法共属下的《穷苦人报》和王若飞等人交往甚密，而且志趣相投，遂于1921年底介绍王若飞、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肖三等五人加入法共，次年获中共批准，转为中共党员。其实，两说并行不悖，均可信。

在留法勤工俭学群体中，有两位“老学生”，一位是放着湖南省参议长不当的徐特立，另一位是放着贵州大汉军政府交通部长不当的黄齐生，两位“老学生”因若飞的关系，成了至交，黄齐生还熟稔烹调之术，故若飞的朋友，还不时来齐生处打一次牙祭。

1922年6月9日，王若飞和舅父黄齐生来到巴黎以南的哈金森工厂做工，和邓希贤（邓小平）同住一个工棚，舅甥两同时和这个川籍小青年结为挚友。两个多月后的8月24日是邓希贤18岁的生日，那天一大早若飞就大叫“西关男儿年十八，跨马横刀走天涯，我们的小希贤满十八岁了，应该庆贺庆贺！”

随即若飞和舅父分头去打酒买肉，邀约友人在异国他乡为邓希贤办了一个简约而又浓情的生日“宴会”。

回国后，虽王、邓二人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由分工不同始终未能见面，直到1939年王若飞出狱后担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而邓希贤已改名邓小平担任八路军129师政委时，作为我军高级将领的两位老友，才得以重新聚首。

邓、王二人情深谊厚，沿及两家子孙，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若飞其人聪明好学，思想敏锐，性格开朗，待人随和，在敌人狱中坚强不屈，大义凛然…… 他和父亲相交甚笃，战争年代还互赠照片留念。王若飞只有一子，小名也叫毛毛，虽然王毛毛大我许多，但父辈既为战友，我们也自然成为好友。”

王毛毛大名王兴，1993年，他担任兵器工业部人事总局局长，住在北京南河沿的一座楼房里，客厅墙上，赫然挂着王兴夫妇和邓小平的照片，以及王兴的儿子着军装与邓小平的合影。

王兴夫人张延生是原最高人民检察长张鼎丞的女儿，文革中当邓小平被软禁在南昌新建县时，她冒着极大风险潜入新建县去看望“邓叔叔”，给小平全家带去极大的欣慰，之后，她又把邓家的情况带回北京，并即时地向胡子伯伯（王震）作了汇报，为王震同志后来呈请中央准许小平复出工作提供了一些重要信息。

王若飞的夫人李培之，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革命，1925年和若飞在郑州结婚，建国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李老说，若飞十分喜欢孩子，每次从前线回来，就把毛毛驮在肩上，到毛主席或周副主席的窑洞去蹿门、聊天、汇报工作，哪里有饭就在哪里吃。1945年和国民党在重庆谈判，蒋介石举行酒宴，并布置任务，一定要把毛主席“放翻”，来敬酒的人排成队，形势十分严峻。

这时，周副主席提出要代饮。于是左边来敬，的周副主席代了，右边来敬的，王若飞代了。几十杯下肚后，周王二人依旧谈笑自如，国民党想在酒宴上“放翻”毛主席的计划终于破灭。

王若飞在党内是一位具有多种才能的高级干部，他知晓日语、法语和俄语，在归绥狱中又自学英语，他是党内著名的外交家、军事家、理论家。他撰写的《华北游击战争的展开》和《八路军与抗日根据地》等数十篇文章，反响强烈，受到毛主席的称赞。1944年5月，王若飞与林伯渠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并兼任中共华南局副书记。

中共云南地下党省委书记郑伯克来重庆向若飞汇报工作，当时日寇已占领云南怒江以西的地区，一部份日寇占领广西后又向贵州荔波、独山等地进犯，抗战形势十分危急，王若飞便指示郑伯克，如果云南、贵州沦陷，云南地下党应组织游击队在滇桂黔边区与敌周旋，进而扩大力量，利用三省边区优势打击敌人。后来因为抗战形势逆转，日寇抗降，这套方案未曾使用。

1945年若飞同志遭遇“四八”空难，全党痛惜。1947年夏，国民党在各大战场节节败退，于是对西南地区控制日严，云南地下党和郑伯克等同志搬出王若飞同志当年设计的“滇桂黔边区游击方案”，在党中央指导下，建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在短短两年半时间内，边纵主力和县区游击队发展到 17万人，解放了91座县城，歼敌61000余人，钳制了近15万国民党军队，为配合南下野战军解放滇桂黔三 省，建立了历史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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