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依然在位的大清帝国的皇帝，不仅被剥夺了执政的权力，而且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与囚徒几无二致。

慈禧发动了政变以后，就将光绪帝囚禁在西苑的瀛台。

瀛台始建于明代，位于西苑的南海里（今中南海内），四面环水，实为一小岛，北部有一木桥与陆地相连。中心建筑为涵元殿，并有许多亭台楼阁和奇石古木。它初建于明代，命名为南台，清顺治年间修葺扩建后，改名为瀛台。这个建筑的主要功能是作为皇帝避暑、游览之地。每年皇帝祭社稷坛，礼成后都要到瀛台更衣；上元节皇族都到瀛台观看烟火；康熙帝、乾隆帝都曾在此听政、赐宴。

瀛台四面环水，惟一通向陆地的通道是北部的木桥。光绪帝被软禁于此后，他只能在这四面环水的孤岛中寂寞度日。服侍光绪帝的太监，均经慈禧的心腹李莲英亲自挑选，对光绪帝名为服侍实为“管教”。据说某年的冬季，南海水面已经结冰，一天，光绪帝微服出行，孰知刚走不远，便被守门人发现，即被“跪阻”。事后，慈禧太后闻知，居然命人把水面的冰凿开，以防光绪帝逃走。我们查阅宫中档案，在内务府的《记事簿》中，记载了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的一件事：

瀛台周围沿边河面，现已冻冰，急派人赶紧打开一丈余尺，务见亮水，并由明日起派拨人夫进入镩打，不准冻上。

从此，瀛台岸边每日近乎于徒劳破冰的举措，不厌其烦地进行着。这位依然在位的大清帝国的皇帝，不仅被剥夺了执政的权力，而且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与囚徒几无二致。

慈禧将光绪帝幽禁在瀛台后，似乎还不足以泄愤，在政变后的几天里，又陆续把过去侍奉光绪帝的太监全部发落，或处死，或从军，无一幸免。更对珍妃痛下狠手，再次施以杖责之后，撤去簪环，囚禁于钟粹宫后景祺阁北边的北三所（现坍毁）冷宫中，这地方就在今天珍妃井西边的山门里。

从此，瀛台便成为囚禁光绪帝的一座“水牢”，光绪帝完全变成了一个不带枷锁的囚徒。

光绪患病的消息引起朝野上下极大震动，人们自然而然地将光绪帝的生病与慈禧又要制造什么阴谋联系起来

对慈禧而言，在权力与亲情的天平之上，她会义无反顾地将力量的砝码倾注在权力之上。虽然，她已经将光绪帝置于囚徒的行列，然而她依然心存隐忧。她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自己已经是一个64岁的老妪，即使保养有方，但体力和精力仍然大不如从前。可光绪帝只是几近而立，一旦自己百年，光绪帝就可以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清皇帝。

因此，慈禧有了废掉光绪帝皇位的计划。

慈禧对于皇位的予与夺，完全取决于自己对权力的摆布和需要。何时夺和怎样夺，只看自己安排，她所要尽心而为的就是怎样能使废帝计划进行得顺理成章罢了。

首先，慈禧尽情地折杀光绪帝在臣下面前的威严。

慈禧指挥镇压了变法以后，多次组织大臣围攻和训斥光绪帝，为光绪帝罗织罪名。在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中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政变当天光绪帝被围攻和惨遭训斥的场面。

这一天，慈禧将王公大臣召集至便殿，令光绪帝跪于案旁，并置竹杖于座前，用心营造了一个威严的气氛。然后，慈禧对跪在面前的光绪帝厉声呵斥：

“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任，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刑。何物康有为，能胜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愦，不肖乃尔！”

慈禧在群臣面前，将“离经叛道”、“变乱祖法”等罪责加在光绪帝的头上，于是在慈禧的怒骂声中，光绪帝遂成为不折不扣的“亡国败家”的祸首！

隔两天，慈禧依然怒气未消，再次将群臣召集至便殿，继续对光绪帝进行斥骂。并将在皇帝寝宫、书房和康有为住所中查抄的奏折文稿逐条讯问，逼迫皇帝“认罪”。

其次，大肆制造皇帝患病的声势。

慈禧一方面在群臣面前不断地训斥光绪帝，为他罗织种种不可饶恕的罪名；一方面大肆宣扬皇帝患病的消息。这引起朝野上下极大震动。光绪帝四月份还在雷厉风行地主持变法，此间未曾听说身体不适，缘何慈禧在镇压变法的同时突然昭示天下：皇上已患有重病，连太医都不可医治？于是，人们自然而然地将光绪帝的生病与慈禧又要制造什么阴谋联系起来。

第三，选择宗室近支之子立为大阿哥，为同治帝立嗣。

要废黜在位的皇帝，就必然要确立一个新皇帝。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慈禧正式宣布“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俊“的繁体字）为大阿哥”。

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一（1900年1月31日），慈禧派溥代光绪帝行礼，并将其接入宫中。

光绪帝患“重病”以及立溥为大阿哥的消息散播以后，朝野上下种种议论蜂起，慈禧企图废帝的阴谋也随之被人洞穿。保皇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令慈禧应接不暇。但意料之外的两种势力的反对，却使慈禧陷入被动的泥沼。

首先，国内工商界人士联名致电慈禧。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慈禧决定“立端王载漪之子溥为大阿哥”谕旨颁发以后，上海于次日下午获悉。二十六日，诏谕见于日报。于是上海人情鼎沸，志士云集。上海的电报总办经元善联合上海绅商市民1200余人，立志谏阻慈禧废黜光绪帝的企图与行为，他们以电奏力求保皇：

“圣上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上以慰太后之忧勤，下以弥中外之反侧。”

经元善之举在全国引起了极大反响，电奏发出后，全国各地响应，反对立储的通电、公告如雪片般飞向北京。无疑，这给慈禧施加了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由此，经元善也得罪了慈禧，他遭到通缉，家产被抄，被迫于二十九日乘英轮南逃澳门。

其次，各在华列强势力反应强烈。

变法失败以后，随之而来的是以慈禧为首的顽固复旧势力全面控制朝局。此时，在华列强势力担心中国“有可能回复到四十年前排斥外国人的时代”（《戊戌变法资料》）。

出于维护在华利益的需要，在华列强认为，支持光绪帝建立一个较为开明的政府，对自己在华利益更为有利。于是，当获悉光绪帝“患重病”的消息后，他们一再要求觐见，力图摸清光绪帝病情真伪与下落。

“驻京各国使臣闻圣躬不豫，均诣总署（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问安，并叩致病之由”（《戊戌变法资料》）。

在列强代表不断地追问下，庆亲王奕不得不向英国公使窦纳乐郑重承诺：光绪帝依然健在。然而，窦纳乐当场表示，消除他疑虑的最好方式是“请一位外国医生为皇帝看病，并签署一份光绪帝的健康证明书”。

于是，在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四日，一位名叫多德福的法国使馆医生，提着自己的药箱，走进了在外国人眼里充满着神奇色彩的紫禁城皇宫大门。多德福此行的意义在中国历史上非比寻常。他不仅仅是以西方医学之代表的身份来为中华帝国的皇帝检查身体，更重要的是此举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没有史料记载慈禧为什么会同意西医来给光绪帝诊病，或许慈禧认为光绪帝一直身体虚弱，不怕你瞧不出病来；或许慈禧想借助西医的诊病，来为自己废黜光绪帝的举措增加砝码。但有一点我们可以确认：慈禧同意了这不合常情、完全出乎外交常规的非分要求，也是出自于她对外国在华势力的无奈。长期以来，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防御对付外来侵略的军事活动屡战屡败，外交活动不断受挫，几乎是“畏夷如虎”。因此，明知是非分要求，也不敢表示强硬的抗议。

多德福诊病的结果：病势无大碍，惟患血虚之病。

慈禧“看到了国内舆论人情的反抗”（《戊戌变法资料》），也感受到了列强的强硬态度，不能不有所顾忌。于是，慈禧暂且收敛了废帝活动。

列强屡屡干涉慈禧的“内政”，这让慈禧颇为不悦。有两件事令慈禧对洋人恨之入骨：

1.列强保护和帮助被通缉的维新人士。戊戌变法后，慈禧下令搜捕康有为。可康有为却在英国人濮兰德的帮助下，成功地从烟台开往上海的“重庆号”上脱险，转道香港，最后逃往日本。这使得慈禧悬赏缉拿康有为的计划落空。

2.废帝计划受到列强的干扰。对慈禧而言，有机会报复洋人是她盘结于心的愿望。恰在此时，义和团运动在北方兴起，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帜，这使慈禧看到了报复洋人的希望。她将打败洋人的希望寄托于外间盛传的义和团的法术上。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1900年6月21日），慈禧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了宣战诏书。

令人痛惜的是，作为中国当时最高的统治者，慈禧不谙世界大势，一任感情冲动，孤注一掷，向列强宣战，铸成千古遗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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