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四年十月，借着“查嗣庭案”的机会，雍正发布上谕，称外间有流言“谓朕进人太骤，退人太速”，这都是胡说八道!“朕在藩邸时，从未与外廷诸臣往还，即认识者甚少”;待即位后，各处亟需用人，不得已任用一些“素无认识之人”，可用了之后，“徐观其人，实不可用，则不得不更易之”，这如何能说是“进人太骤，退人太速”呢?况且，各级官员的任免，大自督抚提镇，小至道府州县、参将游击，“每一缺出，苟不得其人”，“朕将吏、兵二部月摺翻阅再四，每至终夜不寝，必得其人，方释然于中。此为君之难，实不可以言语形容者也!”

　　用人难，难用人，雍正也不是以第一次叹苦经了。自古帝王治天下，无非用人与理财两端，而“用人之关系，更在理财之上”。韩非子即有一句名言，“善张网者引其纲，……引其纲而鱼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纲者也。故圣人治吏不治民。”其大意是，善于打渔的人，只要拉住鱼网的纲绳，鱼就自然被兜在网里;治理国家也是一样，圣明的君主不是直接管理民众，而是通过管理官吏去治理国家，官吏就是那个渔网(国家与民众)的纲绳。

　　自古以来，各朝统治者都极其重视吏治(或称吏政)，其所谓治国治民，说白了就是治吏。吏治的好坏成败，不仅事关官风民情，更是决定一个王朝兴衰强弱的关键性因素。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干部决定一切”，再好的方针政策，如果没有扎实可靠的干部加以推行，最终只能是歪嘴和尚倒念经，南辕而北辙。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从先秦的世袭制到两汉的察举征辟制再到魏晋九品中正制，这一时期的官吏选拔虽然也主张以德取人、以贤取才，但由于选拔对象、程序、标准都没有一定之规，因而通常为上层贵族集团所垄断，官员的来源缺乏普泛性与公正性。隋唐以后，随着科举制的不断完善，贵族集团垄断官职的状况才被逐步打破，自下而上的人才流动得以实现。到了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已日臻成熟，其从报名到考试到录取，整个过程大体公开、公正，这也意味着官员的选拔已向全社会开放。

　　开放归开放，但要想金榜题名也并非易事。但凡进士出身的官员，从童子试到乡试到会试、殿试，期间过五关斩六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才脱颖而出，如没有过人的才华，当然不可能笑到最后。正因为经历了各种残酷的竞争与磨难，这些万里挑一的佼佼者才被视为“正途”出身，其他如捐纳的“异途”官员当然只能仰其鼻息。

　　科举制虽然相对科学合理，但离完美仍有相当的差距。首先，科考通常三年一试，每科进士不过两三百人，而中国有两千多个县，加上中央各部院、翰林院及县级以上的地方官职，这些新进士显然供不应求;其次，科举出身的官员虽然重名节，贪污率相对较低，但也普遍存在“高分低能”、因循守旧、行政能力差的现象;其三，因为同年、师生的缘故，科甲官员往往拉帮结派、相互援引而形成利益小集团，难逃朋党之嫌。

　　对此，雍正多有不满，说“国家开科取士，原欲得读书明理之人，必期秉公持正，以端风俗、正人心。……今乃往来嘱托，彼此营求，以朝廷取士之途，为植党徇私之薮，败风俗而坏人心，亦何取于科甲出身之人?”雍正还特意举了例子，说前户部尚书赵申乔也算是名臣了，其临终时嘱其子孙，说有门生三人从未谒见，待我百年后，不许其登门来吊!以赵申乔这样的清正大臣尚不能免此陋习，其它可知。

　　接着，雍正又说，现在有人议论我不重视科甲官员，这种说法不值一驳，“国家首重科目，朕于一长可用之人尚必录用，况科甲出身乎?且乡会中式，文章知遇，师生礼貌之常，朕亦非概行禁绝，但能以党援为戒。”换言之，雍正反对的并非科甲而是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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