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陶尚铭曾任张作霖的秘书和日文翻译12年,又任张学良的高级幕僚三年多。父亲生前与朋友们聊天,谈过张氏父子的许多秘闻逸事。
父亲向朋友们谈论张作霖的用人特点时,是从任毓麟谈起的。
任毓麟,清朝举人,清末曾任职直隶总督署。张锡銮任奉天督军后,聘任毓麟为督军署文案,后将其提升为政务厅长。
张作霖继任督军,任毓麟已离开督军衙门。张作霖将他请回,聘为督军署秘书长。1918年,张作霖升任东三省巡阅使,任毓麟也升为巡阅使署秘书长。
1924年,张作霖入京后,参与决定北京政府内阁的人选。张作霖的很多部下认为,任毓麟这回能当内务总长或教育总长。然而,张作霖在京执政三年多,内阁改组过8次,任毓麟从未得到过提名。
一天,几个幕僚在张作霖面前说,任毓麟跟随大帅十多年,忠心耿耿,办事认真,文笔也不错,为什么不提拔?
张作霖说:“任毓麟是个好人,他跟我差不多天天见面,却没有和我抬过一次杠。难道我就一点过错都没有吗?”
父亲在讲述这段故事时,总要将张作霖与段祺瑞、吴佩孚作比较。
张作霖认为,段祺瑞和吴佩孚都是居功自傲、目空一切的人,希望部下奉承自己,听不进不同意见。于是,徐树铮受到段祺瑞的重用,白坚武受到吴佩孚的重用。
徐树铮和白坚武得势后,做了很多坏事,人为地制造摩擦,客观上拆了段祺瑞和吴佩孚的台。
张作霖却有自知之明,看到了段祺瑞和吴佩孚用人不当,因此希望任毓麟能够直言敢谏。任毓麟却做不到,张作霖很失望。
张作霖用人的第二个特点是宽容。
我父亲陶尚铭认为,段祺瑞和吴佩孚都是心胸狭隘、派系成见很深的人。例如,在1918年的护法战争中,北军获胜,占领湖南省大部地区。湖南督军一职本应授予立了大功的吴佩孚,段祺瑞却授予皖系张敬尧,引发了后来的直皖战争。
吴佩孚得势后,在直系内部划分洛阳派和保定派,分亲疏论等级。冯玉祥部被认为是杂牌军,备受歧视。冯部官兵的军饷常被拖欠,土兵饥一顿饱?顿。
冯玉祥对吴佩孚积怨多年,终于爆发了倒戈叛吴事件。
张作霖在用人方面可圈可点,不管原来是皖系、直系,还是南方各派系,凡是来投的,一律收容,有的还委以重任。张作霖曾对溥仪和顾维钧说,如果感到天津或北京不安全,可以到奉天来住。
由于张作霖的宽容大度,当时,知名人士北上投身奉系的甚多。曾在北京政府任过总长,后来投奔的,就有林长民、汤尔和等十多人。来自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等省的军人和政客,则有数百人之多。
奉军内部也有派系,但张作霖注意保持各派之间的平衡。一方面,他重用富有革新精神的少壮派人士,如日本士官派的姜登选、杨宇霆,保定军校派的李景林,北京陆大派的郭松龄等。另?方面,对一些老部下,如最早参加聚义的绿林好汉张景惠、汤玉麟等,一直给以高位,以防他们心怀怨恨而图谋不轨。
因此,在张作霖得势的十多年内,奉军内部未出现因待遇不公而引发的内战。至于后来郭松龄倒戈叛张,那是受五四新思潮影响,不属于派系争权性质。
张作霖用人的第三个特点是“用人不疑”。以张宗昌为例,张宗昌年轻时,由山东到黑龙江,当过民工和匪首。辛亥革命后,率部南下,被沪军都督陈其美任命为团长。陈其美死后,张宗昌改投江苏督军冯国璋,任侍卫长。冯国璋死后,张宗昌又走直鲁豫巡阅使曹锟的门路。曹锟有意让张宗昌当师长,因吴佩孚反对而作罢。
此时,张宗昌向曹锟行贿的十多万元,全部泡汤,一气之下,出关投奔张作霖,不久,被任命为旅长。由于受到张氏父子赏识,张宗昌在奉军中晋升很快。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张宗昌已是第二军副军长。
张宗昌喜欢嫖妓,在奉军中是出名的。很多人建议采取措施,逐渐削弱其兵权,最后踢开张宗昌。张作霖不为所动,认为用一名武将,要看他能不能打胜仗。离开这一条去要求别的,那不是治军之道。
张宗昌后来没有辜负张作霖的重用,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表现出色。战争初起,奉军失利。张宗昌部坚守阵地,奉军转入反攻时,张宗昌部动作快速,一举俘获直军主力彭寿莘部数万人。
从用人方面看,张作霖在袁世凯死后北洋群雄角逐中,成为最后胜利者,决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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