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邓小平改变中国》 作者：叶永烈 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

　　吴德是参与粉碎“四人帮”的重要当事人。2004年1月，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吴德口述的《十年风雨纪事》一书，透露了粉碎“四人帮”的诸多内情。

　　吴德回忆说，在为毛泽东治丧期间，我记得大约是9月十几号，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和我，在国务院后边的会议室里议论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当时，华国锋对我们说：“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 我记得纪登奎说，对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区别对待。我们当时都没有说什么，没有再往下深谈。我想当时华国锋是在了解我们的态度，准备做粉碎“四人帮”的工作。后来，华国锋告诉我，他当时已经下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了。

　　吴德说，9月26日或27日的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和我谈话，交换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我表态支持华国锋的意见和所下的决心，并说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担任的职务。我偏重主张用开会的办法来解决，说我们会有多数同志的支持，反正他们最多只有四张半的票。在政治局投票，我们是绝对多数，过去他们假借毛主席的名义压我们，现在他们没有这个条件了。李先念插话说，你知道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吗？

　　我说，当然知道(指赫鲁晓夫如何利用中央全会的多数，而推翻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大多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将其部长会议主席撤职的决定，反而将马林科夫等打成了反党集团之事)。随后，我们分析了当时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我们认识到：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我们没有把握。十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把许多属于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头头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要冒风险的，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我们一直讨论到早晨5点，认识一致了。

　　吴德的回忆澄清了一个重要问题。他回忆，有人说，抓“四人帮”是叶剑英给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直接下达的命令。这是没有的。“我是卫戍区的第一政委，我不知道嘛。”

　　吴德说，10月2日，我还分别向倪志福、丁国钰(时均为北京市委书记)打了招呼，明确告诉他们，中央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对他们隔离审查。后来华国锋告诉我，他曾四次与陈锡联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陈支持解决“四人帮”问题。

　　吴德说，我到陈锡联那里时，他正与杨成武谈事。杨走后，我向他说明了华国锋让我找他的经过(要陈锡联安排卫戍区部队交吴德指挥的问题)；陈说他已知道，随即就打电话向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交待，卫戍区部队一切听从吴德指挥。

　　离开那历史性的时刻越来越近。吴德说，10月4日下午，我又被华国锋找到他的住处。我们再一次全面检查、研究了准备工作是否就绪，解决问题的环节是否完善的问题。下午5点多，我回家了。可是刚刚到家，华国锋又来了电话，要我马上到他那里。我急忙赶过去，汪东兴也在华国锋家里。

最后商定：

　　一、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议定的方案，抓“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

　　二、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吴德与卫戍区吴忠负责；

　　三、中南海内如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吴德组织卫戍区部队支援；

　　四、由北京卫戍区负责对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机关与清华、北大的戒备。

　　在10月6日那天，吴德与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倪志福、常务书记丁国钰、卫戍区司令吴忠一起守在电话机旁。

　　不到9点钟，汪东兴来电话说一切顺利。“四人帮”这个恶贯满盈的反革命集团，就这样顺利地被一举粉碎了。

　　吴德说，当晚10点多，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的住地召开了紧急会议，一是选举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二是讨论通过中央16号文件，即向全党全军全国通报中央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与推选华国锋为中央主席的决定。

　　华国锋是粉碎“四人帮”的主角，我很听听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的经过，从1991年5月笔者采访了张耀祠将军之后，便与华国锋的曹秘书、于秘书多次联系，希望能够采访华国锋，请他回忆粉碎“四人帮”的经过。直至2006年5月12日，笔者在北京还与华国锋的曹秘书通了电话。秘书告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华国锋一直没有公开谈论这一问题。

　　在2004年第7期《炎黄春秋》杂志上，我读到张根生的文章，其中有一段文字涉及这一内容。

　　张根生是吉林省原省长、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与华国锋有着多年的交往。

　　据张根生回忆，1963年10月，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华国锋和李瑞山，带领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地委书记等33人到广东省来参观水利建设和农业生产。广东省委派当时任省委候补书记的他以及佛山地委副书记杨德元陪同参观，共有八九天的时间，在相互学习、相互交流中，大家就熟悉了。

　　1977年秋，张根生调到国家计委、农林部工作，此时华国锋担任国务院总理，因此两人接触比较多。

　　1982年5月，张根生因患胸壁结核到北京医院住院开刀治疗。华国锋因患高血压、糖尿病也在北京医院住院，因此在早晚散步时较多见面。他俩也曾进行过一些交谈。

　　近几年华国锋到广东一次，张根生也去了北京两三次，见面比较多。

　　1999年3月9日上午，张根生问及当年粉碎“四人帮”的过程，由于是老朋友，华国锋详细向张根生介绍了当时的经过情况。

　　以下是张根生记述的华国锋的回忆，虽说缺乏细节，显得粗略，但毕竟是华国锋亲自谈粉碎“四人帮”的经过：

　　1976年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困难的一年。“四人帮”在这一年里疯狂地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9月9日，毛主席逝世，“四人帮”认为时机到了，因此变本加厉。张春桥的弟弟(总政副宣传部长)亲自下到某坦克师活动，上海市再次给民兵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

9月10日下午，我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我和叶帅比较熟悉，他是我们党德高望重的老帅，在部队有极重要影响，所以我对他非常信任。为提防“四人帮”察觉，李先念于13日借去北京市植物园的名义，然后突然转向前往西山。当时叶、李两人由于有一段时间没交谈了，互不摸底，相见时先是寒暄问好，又到院中走走，经过一段交谈之后，才转入正题。

　　为了稳妥执行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我还亲自和叶帅直接取得联系，交换看法，做准备工作。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并找了汪东兴谈话，思想也完全一致。

　　当一切准备就绪后，10月6日晚，我和叶帅在怀仁堂坐镇指挥，由汪东兴具体实施行动。

　　在完成对“四人帮”一伙的逮捕任务之后，便立即通知政治局委员到玉泉山开会。我请叶帅主持，他要我主持先讲。我宣布了“四人帮”已被隔离审查，并着重讲了“四人帮”阴谋反党夺权、疯狂活动的罪行。叶帅介绍了对“四人帮”逮捕的经过，而且着重讲了全党全军都坚决反对他们一伙的反党罪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对他们采取非常手段是非常必要的。经过讨论，政治局一致表示拥护。

　　我先提议请叶帅担任党中央主席，他德高望重，两次挽救了党。叶帅则起来说提议要我担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他说，这是毛主席指定你当接班人的，我已经79岁了，你年纪比我小20多岁，你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讲民主，尊重老同志，你应该担起这个重任。经过大家认真讨论后，一致通过叶帅的提议。这也是临危受命吧。

　　“毛的遗孀”被捕，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然而，江青只有从“第一夫人”变为“毛的遗孀”，才可能沦为阶下囚。

　　用叶剑英的话来说，毛泽东健在时，“投鼠忌器”，不能拘捕江青。即便在毛泽东病重时，也不能这样做。因为江青毕竟是毛泽东夫人──江青平日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就因为她是毛泽东夫人。

　　所谓“投鼠忌器”，取义于汉朝贾谊《治安策》：“里谚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于器，尚惮不投，恐伤其器。”意即，用东西掷老鼠，又怕打坏旁边器物。

　　所以，只要毛泽东健在，就很难抓江青这只“老鼠”。

　　所以，中国能够在1976年爆发“十月革命”，其前因是毛泽东在1976年9月9日去世。

　　中国人崇拜龙，向来以为龙年是“吉利的年头”。中国人在龙年的出生率比平常年份高，因为中国人以为在龙年出生、属龙的人会是幸运的人。

　　1976年是龙年。可是，对于中国来说，1976年却是天灾与人祸交错频降的一年：

　　1月8日，78岁的周恩来因患膀胱癌病逝；

　　3月8日，吉林地区降了一次世所罕见的陨石雨；

　　4月清明节，爆发“ *** ”，爱国群众遭到镇压；

　　5月29日，云南西部地震；

　　7月6日，90岁的朱德因病去世；

　　7月28日，河北唐山大地震；

　　8月16日，四川松潘、平武大地震；

　　9月9日，83岁的毛泽东因病去世。

　　据吴德回忆：

　　9月8日深夜，毛主席处于弥留状态时，政治局委员分组去向他告别。我和叶帅、先念同志是一组，毛主席当时还有意识，我们报上自己的姓名时他还知道。我记得当时毛主席的手还在动，好像要找眼镜或什么东西。向毛主席告别后，我们刚退身到门口，毛主席又让叶帅回去一下。我和先念同志也没有再往外走，就站在门口了。我看见叶帅到毛主席身边和毛主席握手，毛主席好像要说什么话，但已经说不出来，叶帅停了一会儿就出来了。这个夜晚，我们谁也没有离开。我们在极大的悲痛中意识到毛主席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毛泽东在弥留之际要对叶剑英说什么，已经成为历史之谜。后来，叶剑英曾经谈到这一问题，这将在后文叙及。

　　毛泽东之逝，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次最强烈的大地震。

世界各国的领袖们纷纷高度评价毛泽东。

　　美国总统福特发来唁电说：“在任何时代成为历史伟人的人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发表声明说：“毛泽东是一代伟大的革命领导人中的一位出类拔萃的人。他不仅是一个完全献身的、注重实际的共产党人，而且他也是一位对中国人民的历史造诣很深的富有想象的诗人。”

　　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发表声明道：“毛泽东主席是一位人类的领袖、历史的推动者。他是名垂史册的人物。”

　　法国总理雷蒙·巴尔说：“毛泽东主席将作为本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而载入史册。”

　　英国首相卡拉汉这样评价毛泽东：“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中国的疆界，无疑他将作为世界闻名的伟大政治家而被人们所缅怀。”

　　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布托发表声明称：“毫无疑问，毛泽东主席是巨人中的巨人。”

　　巴基斯坦总统乔德里称毛泽东是“中国革命之父”。

　　毛泽东之逝，结束了一个时代，即“毛泽东时代”。

　　自从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起，毛泽东确立了他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毛泽东这一领袖地位，一直保持至1976年9月9日去世。也就是说，他在漫长的41年间，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虽说最初8年名义上是张闻天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而实际上的“总负责”是毛泽东)。

　　在漫长的41个年头中，毛泽东形成、充实并发展了他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被誉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的马列主义”。在1942年7月1日，由《晋察冀日报》社长兼总编邓拓亲自所写的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中，把这一理论体系称为“毛泽东主义”。由于毛泽东认为“毛泽东主义”，有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并列之嫌，未加同意。一年之后，即1943年7月1日来临之际，王稼祥提出了“毛泽东思想” 这一概念，得到毛泽东的认可。

　　在遵义会议10年之后，即1945年，在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上，确认“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从此，毛泽东思想一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41年的中共最高领袖地位，加上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随着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毛泽东又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命运。

　　随着毛泽东国际威望的提高，特别是在斯大林去世之后，毛泽东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举足轻重的领袖。

　　这样，毛泽东成为中国的政治巨人。于是，产生了一个时代，即“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时代的上限是一个模糊数字，迄今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毛泽东时代的下限却是非常清晰的，即1976年9月9日。

　　毛泽东离世，也就使江青从 “第一夫人”变为“毛的遗孀”。虽说在毛泽东晚年，江青和毛泽东早已分居，夫妻关系名存实亡，江青连见一下毛泽东都不那么容易，然而即便如此，“毛泽东夫人”却是江青手中的“王牌”。江青在公开场合处处高喊：“我代表毛主席看你们来了！”“我代表毛主席问大家好！”江青正是依仗着毛泽东的崇高威望，以“第一夫人”的地位，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号施令。

　　自从江青变为“毛的遗孀”，叶剑英也就不再“投鼠忌器”了。正因为这样，在毛泽东去世后的第27天，就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中国的十月革命”。

　　所以，1976年10月6日是中国当代史上的里程碑，1976年9月9日也是中国当代史上的里程碑。

　　1976年9月9日，为“毛泽东时代”画上了句号。

　　1976年10月6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画上了句号。

　　这是中国在1976年的两记重锤响鼓。

　　这是中国在历史大转折之前的两次急转弯。

　　在笔者采访胡耀邦长子胡德平时，他回忆在刚刚得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时，胡耀邦在家中对他说的一段颇为意味深长的话：

　　现在，华国锋在“四人帮”筑起的堤坝上，用锄头挖开了一个缺口。但是，要彻底冲垮这个堤坝，还要靠历史的洪流。人民，才是历史的洪流。

　　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胡耀邦的预言。

　　确实，“四人帮”虽然在一夜之间被抓起来了，但是要把“四人帮”所筑起的“左”的思想堤坝整个冲垮，要靠人民的洪流、历史的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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