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豪强大肆兼并土地不独中国为然，古罗马亦如此。马克思曾说，共和时代的罗马，“国内史可以明显地归结为小土地所有制同大土地所有制的斗争”。贵族和富人大肆侵占土地，导致小农破产和大量流民出现。
贵族出身的改革家提比留格拉古说：“栖身在意大利的野兽还有他们的洞窟和巢穴，可是为意大利而战斗献身的人们，除了空气和阳光之外一无所有。”
比王莽稍早些，公元前133年，提比留格拉古用棍棒打死。
但改革并未中止，提比留格拉古在公元前123年和122年连续当选保民官，他恢复了其兄的土地法，又提议在北非迦太基设殖民地，动员罗马公民移民到那里，每人分配200尤格土地。公元前122年，盖约竞选下一年保民官落选。公元前121年，贵族势力再次挑起武装冲突，盖约被迫自杀，改革失败。但盖约的改革方案有些内容得到保留。在格拉古兄弟前赴后继的改革冒险中，罗马共有8万公民获得了土地。
王莽的改革比格拉古兄弟要激进。他的理由很充分，他说：汉朝减租，三十税一(三十取一)。豪强侵占土地租给农民种，却要收百分之五十的租。朝廷对有田人三十取一，有田人对租田人十分取五，太不像话了。
新始建国元年(9)，王莽一纸令下，把全国土地改称“王田”，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化，私人不准买卖土地。如果一家男子不满8人，田超过900亩，应把多余的田分给本族或者邻居的无田人。原来没有田的人，按男口每人给田100亩。私自买卖王田治罪。这个措施，是王莽搞“社会主义”的主要依据之一。其实，就当时情况来看，这是很难行得通的。
每人百亩以及8人不超过900亩一类的标准是哪里来的呢?来源于《周礼》所说的井田制。王莽的智囊班子是一帮儒学专家，一天忙到晚。他们从各种古代典籍里找出路，觉得“井田制”最理想。王莽正是按照《周礼》记载，试图把全国土地重新分配。
《周礼》等著作中关于井田制的说法又是哪里来的呢?都来源于孟子所说的一段话。《孟子滕文公》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这是说，一块极其广袤的平地，按“井”字的样式，划为9块，每块100亩。四周8块分属8家私有，“井”字中心那100亩则是公家的田。8家人先在公家那100亩地里忙活，完了之后才到自家100亩地里干活。《周礼》、《韩诗外传》等著作就根据孟子这段话，对井田制大加发挥，说得更为详尽。
孟子说得若有其事，但朱熹就对井田制是否存在过提出怀疑。他说，周代陕西一带，哪来的几千里平地?很多地方都在山谷之间，又很多小溪沟，怎么安置井田呢?(《朱子语类》卷86)
胡适在给廖仲恺的一封信中也说：“井田的均产制，乃是战国时代的乌托邦。战国以前，从来没有人提及古代的井田制。”“孟子实在不知道周代的制度是什么，不过从一句诗里推想到井田制。”如果孟子时代实行井田制，那么滕文公就不必向孟子请教井田制。如果周代实行井田制，那么战国离周代并不太久，一种制度的废止，绝不是突然的，尤其是实行了许多时候的田地制度，总会有遗迹，何至于到《诗经》里去找一句诗来说事呢?再说，王莽时代的耕地，也根本不够全国这样分配的。
柏杨说，王莽准确地诊断出社会疾病，认为只要吃下儒书上的古药就可痊愈，他的方法有问题，脚步向前走而眼睛向后看，一定要跌倒。
秦晖说，王莽的“社会主义”可称之为“井田制社会主义”。
这些话都道中了王莽改革的要害。王莽倒是应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中论述中国历史的一句话：中国人的“全部行政却以国中许多古训为原则”。
采取如此激进而且大面积剥夺利益的措施，马上就把一些拥戴者驱赶到了反对者的立场上。到王莽当政晚期，南阳豪强樊重以及阴子方家中都有几千亩地，谁也没有分掉，证明土地国有化贯彻起来非常困难。
再说王莽对残余奴隶制的改革。古希腊的梭伦在公元前6世纪进行改革，禁止买卖奴隶，并下令由国家出钱赎回被卖到国外的奴隶，取得成功。
《罗马法》也明令禁止虐待奴隶，并规定了给奴隶自由权的程序，分为“主人解放”(由奴隶的主人宣布解放)和“法定解放”(根据相关法律解放奴隶)两种，促进了罗马的进步。
但王莽的命运没有这么好。从王莽强令儿子自杀以抵偿被杀死的奴隶性命来看，王莽的确想尽最大努力改善奴隶的悲惨状况。有些古代史学家说王莽让儿子自杀也是“作伪”，未免太过苛刻。王莽下令民间奴婢改称为“私属”(区别于官奴)，就是说，每一个奴婢在主人家中，占着一个成员的地位，并禁止所有奴隶买卖。这样，奴隶的地位相当于准自由民了。王莽用意是起码要冻结奴隶制度，使其不再扩大，最后自然消灭。这进步的措施，自然也遭到奴隶主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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