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说起南昌起义，人们马上会想到铁血男儿的身影，鲜为人知的是，这其间还活跃着一支30多人的女兵队伍。遗憾的是，在起义后由于艰苦的战争环境，这些女兵们大都相继神秘失踪，后来只找到了4名女兵。

一、意外发现南昌起义中有一支女兵队伍

凌家传原是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研究员。在江西省人民医院的老干部病房内，他曾讲述起这支女兵队伍的传奇。

这位老人介绍说，1957年，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的筹建工作欠缺一些有价值的史料和文物。这时筹备组有人在刊物上看见了一篇回忆录，文章的作者居然是一位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女兵。凌家传和同事立即赶到北京，找到了这位叫胡毓秀的女兵。通过胡毓秀的介绍，凌家传又采访了彭援华、杨庆兰、谭勤先等，人民军队的第一批女兵队伍的形象逐渐丰满起来。

据女兵们回忆，第一批女兵队伍共有约30余人，大部分是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员，少数是何香凝同志办的妇女训练班的学员。汪精卫叛变之后，女学员们纷纷离开学校，跟随叶挺、贺龙的部队来到了南昌，并参加了随后的起义。

二、在战斗中勇救陈赓将军的最美女兵

在行军战斗中，“女将们”表现得颇为英勇，以至部队首长对她们都不得不刮目相看。胡毓秀告诉凌家传，当时，正值三伏天气，烈日当空。每个女兵身上都背着自己换洗的衣服和毯子，身体强壮的女同志——像杨庆兰、谭勤先、陈觉吾等，有女兵中的“四大金刚”之称，她们都背着步枪，弹带里子弹都满满的。“谭勤先甚至救了陈赓大将一命。”

凌家传介绍，南昌起义后，部队在南下的会昌战斗中，与敌遭遇，战斗十分激烈。谭勤先被分配到前线当救护兵。小谭在经过战场上的一个水田旁时，发现一位满身都是泥巴和血的重伤员。只见他左腿两处中弹，膝盖骨、脚腕骨被打折，血流不止，把田沟里的水也染红了，一时昏迷不醒。

杨庆兰来不及细想，一把背起这名重伤员，急忙往山下走去。很快，天就全黑了，她步履蹒跚地前行。汗水浸湿了杨庆兰的衣衫，可她咬紧牙关，竭尽全力，最终将他送到医护所。后来，大家才知道，这位身受重伤的营长竟是陈赓将军!多年以后，他们相互见面时，陈赓总提起当年杨庆兰的救命之恩，他们之间也一直保持着深厚的革命友谊。

三、南昌起义30年后只找到4位女兵

当时，和谭勤先一样，大多数女兵被分配到前线部队担任宣传或救护工作。不是每人都有谭勤先背救首长的英勇事迹，但这批高素质的女兵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同样留下了光辉的记录。

行军途中，因为遭遇敌军前后堵截，部队气氛比较压抑，为了活跃行军生活，女兵们想到了演一出话剧。彭援华导演了一出“老祖母念金刚经”，说的是江西有一农户，因为国民党拉壮丁，弄得家破人亡的故事。彭扮演的老祖母惟妙惟肖，士兵们非常喜欢。

大多数时候，女兵们面对的是伤员。因为卫生条件简陋，不少伤员需要及时将弹片或子弹取出，但事实上却办不到。护理这些重伤员时，女兵们想着法子减轻他们的苦痛，有人甚至讲起了《三国演义》中关公刮骨疗毒的故事，鼓励伤员们要挺住。

这位老人最后介绍说，南昌起义30年后，他们想寻访女兵时，多方努力也只找到了4位女兵，并通过这4人得知了另外12名女兵的名字，其余则找寻不到，留下了不小的遗憾。

南昌起义时共产党为何要打出国民党的旗帜?

当时的具体情况是：一方面，国民党反动面目已经暴露，必须与其保持距离甚至对立;另一方面，认识到国民党的力量还相当强大，并且内部并非统一，这是可以利用的。

起义以国民党的名义展开

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城中爆发了由共产党领导的起义。由于南昌我方兵力相对集中，战斗只进行了几个小时，起义便宣告成功。当天南昌的《民国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阐释这次起义意义的《中央委员宣言》，这里的“中央委员”，是指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其中也有数位如谭平山、毛泽东、吴玉章、恽代英、高语罕、邓颖超等共产党员的名字，可此时，他们只是以跨党的国民党员的身份列入的。这从宣言的内容可以清楚看出：

同人等受全国同志之重托，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6年1月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任为中央委员以来，根据本党主义政策与总理遗教，为国民革命前途奋斗，赖全国同志之协同努力，虽历经党国危机时期……

文中“总理”，当然是孙中山;“本党”、“国民革命”，自然是国民党的特别用词。也就在8月1日当天，在南昌召开了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选举宋庆龄同志等二十五人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8月2日下午，革命委员会在南昌贡院侧举行委员就职典礼。会场悬挂着国民党党旗和孙中山遗像。

获得了中央的认可

八一南昌起义，是以国民党的名义展开的，但整个过程，完全是由中共中央的重要领导人倡导，中共中央同意并部署，委派周恩来为书记，成立由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著名共产党员参加的前敌委员会——负责领导和策动的。这是当时的基本情况。但随之一个问题便出现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扯起一面国民党的旗帜呢?

通过历史材料分析，当时的具体情况是：一方面，国民党反动面目已经暴露，必须与其保持距离甚至对立;另一方面，认识到国民党的力量还相当强大，并且内部并非统一，这是可以利用的。所以，几天后商讨南昌起义事宜时，提出国民党的名义问题，很快就获得通过。这一点，此次起义的重要策动者、主要领导人李立三，于当年十月在讨论“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的报告中，陈述得十分清楚：

当时我尚在庐山，得中(邓中夏)、平(谭平山)、代英等电召即返浔，参加会议，此次会议对暴动(当时对起义的叫法)计划完全一致。在政治上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集中政权党权军权之最高机关，以反对宁汉政府中央党部，继承国民党正统……在这项纲领之下发表宣言(用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名义)。第二日(周)恩来自汉赶到，报告中央意见，认为形势既已于是，对在浔同志的意见完全同意。

因此看来，以国民党名义发动起义，当时在九江开会的几位共产党高级领导人是一致同意的，之后也获得了中央的认可。

树立起自己的旗帜

那么，起义部队是在何时丢掉了国民党的名义，树立起自己旗帜来的呢?据张国焘的回忆，那是在起义队伍行进到广东汕头之后。 “不两天，张太雷奉着中共中央的使命，由香港潜来汕头……他要我们根据中央的新政策，将革命委员会改为苏维埃，丢掉‘中国国民党’这块招牌;放弃潮汕，将军队调驻海陆丰，会合那里的农民，改组为工农红军。 ”

这对正在战斗的部队和机构，显然会产生影响。因此，当时的起义领导人并没有马上宣布。直到10月4日左右，病中的周恩来，被担架抬着进了流沙的一座小庙，在那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在会上，周恩来宣布：现在我们奉中央命令，我们共产党，不再用中国国民党这面旗帜了，将在苏维埃旗帜之下，单独地干下去;现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事实上已不存在了。

实际上，在起义队伍行进过程中，已有中共负责人对打国民党招牌心存质疑了。李立三在当年十月关于“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报告的结论部分，就表现了这种态度：

国民党在武汉反动屠杀工农以后，已成为群众所唾弃已臭的死尸，所以八一革命应该是工农政权的开始，但是还死恋着已臭的死尸，好像要靠总理在天之灵来保佑一样。革命委员会中几乎全数C.P.(共产党英文缩写)，但是每次开会时还是要宣读总理遗嘱，想起来真好笑!到瑞金以后已经在原则上决定要建立工农政权了，但是还舍不得一块国民政府的招牌，直到汕头失守，才决定取消国民党的名义和“白色恐怖”的旗子，这就是机会主义在这里作祟。

起义时的“头面人物”贺龙，在起义失败后到达上海。当时代表中央的李维汉与贺龙进行了谈话。谈话中贺龙认为，“南昌起义有两个错误，一是用国民党的旗帜，二是未没收土地”。

在今天看来，似乎还不好简单地认为南昌起义最初以国民党的名义就是错误。毕竟共产党当时还没有更大的力量和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当起义队伍向广东行进时，并不能获得百姓的强烈呼应和认同)，所以，当时打出国民党的名义，有利于汇聚军队和民心，有利于起义顺利进行，这应当是基本的客观事实。 杨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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