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3年9月“名流内阁”成立，到1914年2月倒台，熊希龄这半年的总理当得实在委屈，一面备受世人指责和诟病，一面又吃尽了袁世凯的气，于是他决心从此退出官场。或许熊希龄并不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但他绝对是一位值得人们敬仰的慈善家，晚年他投身教育慈善事业，创办了北京香山慈幼院，收养不能就学的流浪儿童，为国为民培育了大量人才，他还担任过世界红万字会中国总会会长，并为慈善事业捐出了自己的全部家产。

　　离开政坛致力慈善

　　北洋政府倒台后，熊希龄也退出了政坛，全身心投入到慈善事业中。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如遇天灾百姓就更如深陷苦海，赈灾成为了熊希龄慈善事业的重要内容，只要某地发生灾情，熊希龄便会尽可能赶往施救。他先后主持了顺直救灾(顺直大致相当于今河北、天津和北京的区域，清代在此设直隶省。)、北五省救灾和湖南义赈等一系列大型灾赈活动。

　　1917年夏末秋初，河北境内大雨连绵，山洪暴涨，百余县被淹，灾民超过600万人。但在此次赈灾活动中，北洋政府忙于争权夺利，不顾人民死活，所拨赈灾资金极其有限。熊希龄却向全国发出“为天津灾民请赈电”，并将家中旧衣改缝一百套捐给灾民，另捐款500元。十几天内，社会各界捐助的旧衣旧裤达133000多套，赈款达200万元。他还联合梁启超、范源濂、汪大燮等人共同发起水灾游艺助赈会，“征集物品、出售彩票，以所得票资尽数充赈”，并凭借个人声望，向外国洋行借款数百万元，作为救济专款。此外，熊希龄还发电请求唐山、开滦等地矿物局捐赠煤矿5000吨，要求北洋政府为赈灾提供诸多便利，碍于形势，北洋政府被迫应允，以工代赈计划由此得以实施，拯救灾民达500万之众。这就是著名的顺直救灾。

　　在熊希龄一生为慈善事业所做的贡献中，香山慈幼院无疑是最闪亮的一笔。1917年，熊希龄的夫人朱其慧负责的女红十字会与北五省灾区协济会在北京郎家胡同合办了一个灾区儿童临时教养所，共收男女儿童300余名。1920年赈务事竣，100多名儿童被各自的父母领回，剩下200多名孩子无人认领。于是，熊希龄决定设立一所慈幼院，以“教养孤贫失学之男女儿童，使有适当之智能道德，俾可谋生于社会”。这就是后来驰名一时的北京香山慈幼院的由来。

　　在熊希龄的主持下，香山慈幼院推行学校、家庭、社会“三合一”的教育理念，即儿童在院中不仅能得到收容，更能得到相应的教育和培训，掌握一些谋生技能。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香山慈幼院的教育模式取得了引人瞩目、举世公认的成效。据当时的报纸透露：1929年7月初，美国记者参观团赴香山慈幼院参观，称赞它“较之美国所办幼稚学校有过之无不及”，希望创办者“本奋发之精神，时时努力，以作将来世界幼稚教育之模范”。

　　在办学过程中，熊希龄真心地把自己当成贫儿的父亲，为办好香山慈幼院，他竭尽心血，亲自撰写院歌、标语，对每一位院童都关怀备至，四处忙碌奔波，募集院款。1932年，他更是将全部家产都捐献给了救助儿童的慈善事业。

　　65岁娶了侄女的同学

　　自隐退政坛后，熊希龄一直低调做着慈善，但1935年的一条爆炸性新闻却让熊希龄重新占尽各大报纸的头条，65岁的熊希龄与37岁的毛彦文在上海结婚了。

　　熊希龄一生共娶了三位夫人，廖氏、朱其慧、毛彦文。廖氏是贵州镇远人，1895年患肺病亡故。前文提到，恩师朱其懿将妹妹嫁给熊希龄已经是廖氏去世之后的事，两人育有一子二女。在香山慈幼院建立后，朱其慧全力协助丈夫兴办平民教育，积劳成疾于1931年病逝。熊希龄对朱其慧用情很深，夫人病逝后，他一度悲恸欲绝，他蓄起长须，并亲笔撰写《熊夫人事略》，痛悼亡妻。熊希龄的第三任妻子毛彦文，是民国时期的一位才女，1898年生于浙江省江山县城的乡绅之家。曾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英文系，1925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1929年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留学，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在上海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任教。毛彦文从小就很有主见，十六岁时曾为了青梅竹马的表兄逃婚，并教书供表兄留学，最终却惨遭遗弃。此后，被大才子吴宓苦恋多年，但已对爱情失去信心的她始终没有接受吴宓的爱，一直独身到三十多岁。

　　说起毛彦文与熊希龄的缘分，那还要追溯到她读中学的时候。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毛彦文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就读，与熊希龄的内侄女朱曦、朱嶷是同学而且关系很好，当时朱氏姐妹就住在熊希龄家里，所以毛彦文也经常会光顾熊府，但那个时候毛彦文见到熊希龄要恭敬地叫一声伯父，那时的两人谁都没想到会成为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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