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在国内战争时任总参谋长，地位在十个元帅中仅次于朱、彭，为什么在十个元帅中他竟列名最后?

先看看现在的情况：1952年军队评级后我军各级参谋长一般定为“准级”，如兵团参谋长为准兵团级，军参谋长为准军级。取消“准级”后，现在各级参谋长为同级副职，如集团军参谋长是副军级，团参谋长是副团级。

各级军事主官一般与上一级副参谋长同级，如师长与军副参谋长同级，团长与师副参谋长同级。因此，师长当军副参谋长、团长当师副参谋长一般视为平调(单就级别而言)，而师长当军参谋长、团长当师参谋长则肯定是提升。

但战争时期可不是这样，一是当时干部只有职，没有级，不能简单地拿现在军队级别套当时的情况;二是那时的各级参谋部不像现在这样健全，尤其是总参谋部，只有很少的机构，责权根本无法和现在相比。

三是当时各战略区相对独立，通讯联络又不像现在这样方便，各级军事主官特别是各大野战军司令员有相当大的独立指挥权。因此各级参谋长并不一定比下一级军事主官的地位高，各大野战军参谋长就未必高于兵团司令员。

如刘亚楼任十四兵团司令员之前是东北野战军和东北军区参谋长;阎揆要以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副司令兼参谋长升任西北野战军参谋长;华东军区兼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张震抗美援朝时曾代理第二十四军军长;解方将军曾任第一兵团、十二兵团参谋长，海南岛战役时兼任四十军副军长，后任十五兵团、十三兵团参谋长和志愿军参谋长。

其实不仅是我军，在国民党军队中这种现象更是常见。比如兵团参谋长莫说比不上军长，甚至有宁可当师长而不愿当兵团参谋长的。郭寄峤曾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参谋长兼第九军军长，但他宁愿人们叫他“郭军长”，而不愿意叫他“郭参谋长”，因为参谋长只是个幕僚，没有实际兵权，战区的参谋长名气远不如集团军(兵团)司令甚至军长大。

胡宗南的第一战区参谋长盛文(1946年任)，三年后也只当了个军长。当然，国民党军的参谋总长另当别论。1946年，国民党军接受美国顾问的建议，决定效仿美国，改革军制，撤销军事委员会，另建国防部。国民党军不设总司令，国防部长名义上是最高军事长官，但实际上有职无权。国防部下属的参谋总部，负有全国军事指挥职权，为最高军令机构，权力极大，参谋总部直辖陆军总司令部、海军总司令部、空军总司令部和联合勤务总司令部，蒋介石的心腹大将陈诚出任参谋总长，执掌军令大权。因此，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的参谋总长和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长在军队中的地位是不同的，战争时期我军的总参谋长并不是仅次于总司令、副总司令的第三号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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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下半年，周恩来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叶剑英的心情十分沉重。他对周恩来的疾病的治疗，倾注了大量精力。早在1972年，周恩来被确诊是膀胱癌以后，江青、张春桥一伙幸灾乐祸，以保密为名，封锁周恩来的病情，不让毛泽东知道，也不积极组织治疗。一向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奉为座右铭的周恩来，只知拼命为党和人民工作，很少顾及自己的重病。

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心急如焚，找到叶剑英想办法。叶剑英在一次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以后，当场拿出周恩来的一瓶血尿标本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这才了解到周恩来病情的严重，当即指示要抓紧治疗。①(①访问周家鼎、杨德中、卞志强、张佐良谈话记录，1983?1994年。)中央成立了周恩来医疗领导小组，由叶剑英牵头，汪东兴等参加，负责领导周恩来疾病的治疗。1973年3月9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自己大量便血情况，已经毛泽东同意，请假两周，到玉泉山检查身体。这期间政治局会议和报告由叶剑英主持和签署，军委事情由叶剑英处理。1974年，周恩来住进医院以后，叶剑英和其他一些老同志亲自领导医疗小组，制定方案，为周恩来治病。他还到处打听治疗膀胱癌的秘方、验方，一旦发现，即指示解放军总医院检验采用。

他亲自到医院通过仪器直接观察治疗效果。每当周恩来做重要手术时，叶剑英总是守候在手术室门外，直到手术结束，问清情况后才离开。即使出差在外地，他也经常打电话到医院，详细询问病情。他同身边工作人员和医院的医护人员谈起周恩来的病情时，常常禁不住热泪盈眶，有时竟痛哭失声。

叶剑英眼见万恶的癌细胞一天天地吞噬着周恩来的生命，心中非常着急。他深深感到，周恩来是一棵屹立于中华大地上的参天大树，这棵树一旦倒下，对党、国家和人民将是巨大损失。而“四人帮”一伙则认为，一旦周恩来倒下，将给他们造成天赐的夺权良机。叶剑英预感到这一点，每次到医院看望周恩来，只要见他精神稍好的时候，总是要向他汇报党、国家和军队的大事。他们共同关心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同“四人帮”的斗争。

1975年8月，周恩来又作了一次电灼治疗，取得较好疗效。叶剑英为此感到十分欣慰。8月13日，叶剑英准备离京到外地视察工作前，特意亲笔致信周恩来，信中说：“此次电灼，又取得一场大家庆祝的胜利，至为欣慰!惟对多发的顽疾，必须乘胜进剿，加以歼灭，否则任其循环往复，对体质消耗太大。”信中接着写道：“继续革命，国步艰难，千万为党珍重，为国珍重。敬祝早日康复!”信后又附言：“今天得到三○一医院送来的药方一份，请参阅。

听说吴阶平同志正在研究。”一封短信，寥寥数语，包含了多少深情和愿望!周恩来对于“国步艰难”的情况，感受比谁都深刻。这难，来自诸多方面，但最大的难是来自“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因此，周恩来在医院同叶剑英的谈话中，曾语重心长地告诉他，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手里。这一嘱告，使叶剑英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更增加了勇气和信心。

到了1975年11月，情况又起了变化。在“四人帮”的策划、煽动下，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又开始在全国掀起，全面整顿的工作被迫陷入停顿状态。邓小平和叶剑英实际上再度被解除工作，党和国家再次陷入混乱的漩涡里。叶剑英保持着冷静、清醒的头脑，在自己已经陷入困境的情况下，依然坚持与“四人帮”作各种形式的斗争，同时尽自己最大努力保护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他坚信，经过反复的较量，最终胜利是属于党和人民的。一场更大的、更艰巨的斗争还在后头。他全力以赴，去迎接历史的抉择。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

巨星陨落，江河呜咽，大地哀号，举国悲痛。

但是，江青一伙却得意忘形，发出狞笑，极力贬低周恩来的光辉形象，压制人民悼念领袖的活动。他们传令，不准设灵堂，不准戴黑纱，不准发表怀念周恩来的诗文!人们感到巨大的压抑。但人心是压不服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并不理会他们的那一套“禁令”，几乎所有的单位都设了灵堂，几乎所有的人都佩戴了黑纱!

此时此刻，79高龄的叶剑英在北京后海小翔凤住地，也为周恩来总理佩戴了黑纱。

1月10日，叶剑英以十分沉痛的心情，同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11日，首都百万群众给周恩来送葬。这一天，天阴沉沉的。京城处处飞白花，风吹热泪洒万家。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十里长街，万人伫立，自发形成规模巨大而又秩序井然的送葬队伍。灵车缓缓驶过，长安街被泪水淹没。人们的抽泣和恸号组成了一支绝响的哀乐。这是对人民好总理的怀念，也是对万恶“四人帮”的控诉!

“四人帮”在粗暴干预和压制悼念周恩来的活动的同时，变本加厉地打击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后来，打日本，打蒋介石，没有毛主席是不行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的今天和未来。……②(②叶剑英谈话记录，1982年4月16日。)在全国人民沉痛悼念的日子里，“四人帮”迫不及待地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王洪文要自己的工作人员住进中南海紫光阁，设17部电话，以中央办公厅名义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什么重大问题直接向他汇报，妄图架空中共中央，由他向全国发号施令。“四人帮”还把北大、清华以及上海师大、复旦当“窗口”，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情报。江青布置清华、北大、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的亲信直接给她送材料，凡是给党中央的信件，都要送给她过目。她对毛泽东的治丧不感兴趣，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大喊大叫：“要开除邓小平党籍。”她拼命拉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软磨硬泡，索要毛泽东的文件和档案材料。一次，被她“借”去两份机密文件，后来虽然被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追回来，但已经涂改。

江青一伙为什么对文件如此感兴趣呢?叶剑英看穿了他们的诡计。这伙人拚命抢文件有两个用心：一是心虚，怕那里有涉及他们历史问题的致命东西。二是要整人，找打人的炮弹。很显然，“四人帮”一旦把毛泽东的文件、档案搞到手，就可以任意销毁罪证，任意篡改“最高指示”，为所欲为。有鉴于此，叶剑英就给汪东兴打招呼，提醒他注意安全，加强戒备，不要被江青夺了中央的权。他严肃地说，毛主席生前，你保卫了他的安全，主席去世了，请你看管好他的文件档案，暂时来不及清理，也一定要好好封存起来，千万不能遗失。这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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