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只有一个，本无内外之分。100多年前动荡的中国政局，给了沙俄可乘之机，于是外蒙古开始走上与中华大家庭分离之路。1919年，北洋政府的徐树铮将军满怀收复壮志，率不满5000之师、用时未满1月，成功地收复外蒙古地区，一时间举国欢欣鼓舞，徐亦被赞誉为“傅介子第二”。然而再度动荡的中国政局再次给了苏俄可乘之机，在它的入侵下，1924年外蒙古再度易手，而徐树铮将军亦在翌年遭冯玉祥枪杀，给这段辉煌的战史划下一个悲壮的句号。

　　外蒙古地区与中国正式分离马上就到70年了(1924年-1945年名义上属于中华民国)，每每想到这段分离史总难免令人扼腕。时光不能倒流，历史事实亦不能改变，唯有教训才是最真实和惨痛的。如今重温这段徐树铮将军收复外蒙史，只是为了申明一个道理：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只有实力做后盾的外交才能维护国家真正的完整与独立，舍此再无他途。

　　外蒙古的第一次分离

　　辛亥革命后，清政府的统治摇摇欲坠，一直对外蒙古地区垂涎三尺的沙俄遂策动了所谓的“外蒙古独立”运动，由外蒙古活佛八世哲布尊丹巴宣布建立“大蒙古国”政府，并同沙俄政府签订所谓的俄蒙协定，同意沙俄在外蒙古驻军。外蒙古地区遂受制于沙俄政府，但其“独立”一直未得到清政府及民国政府的认可。

　　1913年，沙俄迫使北洋政府签订了《中俄声明》，中国仅得到名义上的“宗主国”地位，但不得在外蒙古派驻官员、军队，不得移民。1915年6月，外蒙古宣布取消“独立”，实行“自治”，而袁世凯则册封八世哲布尊丹巴为“呼图克图汗”，并赦免独立运动人士。外蒙古实行自治，但实际上仍为沙俄所控制。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之后苏俄政府在1917年和1919年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假意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但事实上继续支持外蒙古独立。苏俄在1919年7月发表对蒙古声明，称外蒙古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要求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然而，苏俄彼时根基未稳，尚无暇对外蒙古地区进行干预，而白俄匪军及日本所谓“护侨部队”等的骚扰令外蒙地区苦不堪言，于是在当年8月，蒙古三盟(车盟、图盟、汉臣)王公联名密呈库伦镇抚使陈毅，自愿取消自治，恢复旧制。

　　徐树铮的献策与军事准备

　　远东地区的风云突变，加上外蒙古部分爱国王公回归中华大家庭的强烈愿望，再加上中国因参加一战而获得较高的国际声望，为中国政府收复外蒙古地区也提供了良机。为此，时任北洋政府军总参谋长的徐树铮于1919年4月17日向北洋政府提交《西北边防条陈》，力主收复外蒙古地区，其中第一款特别指出：

　　辛亥以往，中国多事，无暇顾及边圉，俄人乘机煽诱外蒙独立，致成三方协约之局。乃欧战以来，俄国政变相继发生，干戈相寻，迄无宁日。於兹急起直追，复我故物，自属报施之道，原不必以蒙约为顾忌，惟外蒙自治一节，不惟载在协约，对内对外均经政府确切麦示，国家大信所在，既不可轻议变更，而民族自治，为世界潮流所趋，尤不可显与背驰，致招他国非议。况自俄乱以来，外蒙官府已深知俄力不足倚恃，已一变其宿昔之态度，对於中央深表亲赖之意。如近日谢米诺夫勾煽蒙人独立，外蒙官府竟不为所动，足为明证。在我正应一意怀柔，使中蒙关系日益亲密。若轻堕已成之局，不惟阻遏蒙人内向之诚，更恐别生误会，致来外力干涉。因之数年之功，败於一旦，蒙疆存亡所系，不可不特加注意。

　　这是徐树铮为了收回外蒙古而向北洋政府提出的一个积极的谋略。实际上，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徐树铮的策划下，北洋政府就已经在考虑利用俄国在远东力量的削弱收复外蒙古了。当时，中国宣布参加一战中的协约国，徐树铮就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辖地包括新疆、甘肃、内蒙古、察哈尔、热河和东三省等地区，实力非常雄厚。他毛遂自荐，利用协约国借款，招募军队，编练中国参战军，却驻屯西北按兵不动，准备等待时机一举收复外蒙古。他认为收复外蒙只是个时机的问题，因此名义上准备投入对德作战，实际上随时准备出兵库伦。当时的报界称其为“中国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外蒙失土的两个爱国者”之一(另一人为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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