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武元年，东汉在洛阳立庙，祭祀西汉高、文、武三帝，以明正朔所在。次年，汉军进占长安，邓禹“修礼谒祠高庙，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诣洛阳。”[1](p.604)因为当时与各割据势力之间的战争尚在继续，东汉王朝暂时无遑“制礼作乐”，于是采取权制，“乃合高祖以下至平帝为一庙，藏十一帝主于其中。”[1](p.27)随着东汉政权逐渐巩固，一统天下已是指日可待。自然应依据礼经的记载，恢复、健全各项象征皇帝统治源出神授的礼制，重建因战乱而遭到破坏的社会礼治秩序。而恢复、实行西汉中、后期确立的“天子七庙”制度，则是体现东汉政权作为西汉王朝政治继承者基本国策的重要举措。既然洛阳已经有西汉高帝、太宗文帝、世宗武帝三座不迁毁的“祖”、“宗”庙，那么，再建高祖父以下四座随亲尽而依次迁毁的祖庙，就可与儒家经典中记载的周礼及西汉之制相吻合。出于这种考虑，建武三年，光武帝在洛阳立四亲庙，祭祀亲生高祖父刘买以下四世祖先。这样，从庙数上来说，东汉庙制与古礼及西汉制度虽然并无不符之处，但是，光武帝承统西汉皇帝大宗而崇祀本生私亲的举措却违背了宗法原则。因为，按照宗法原则，宗族大宗的血缘统系不可以中绝。如果大宗统系中绝，则应选择同宗族中血缘关系未尽之支子承嗣“宗统”。承嗣者应虔敬于所承大宗，对其私亲（如亲生父、母及其他直系祖先）所执之礼则相应有所减损。尽管现在难以从传世文献中钩稽出自建武三年至十九年庙议前，尊奉礼教的士大夫阶层对光武帝这种违礼之举有无异议的史实，但是不难推测，这种异议事实上是存在的，并且可能还有愈演愈烈之趋势，以至于光武帝不得不通过廷议的方式，来解决这一矛盾。谙习礼制尤其是西汉典章制度的张纯认为，既然光武帝已经确认西汉皇室正统地位，那么，应以西汉四帝庙为四亲庙，代替光武帝亲生高祖父以下四庙。由于刘秀本人受儒学思想浸润较深，所以，他接受了张纯等人的建议。同时，光武帝也采取折中举措以兼顾情、礼：西汉大宗四帝中，只有元帝在洛阳宗庙中受祭，而成、哀、平三帝则在位于西汉故都长安原高庙中，由有关官吏代表皇帝进行祭祀，待亲尽后依次迁毁。此次宗庙礼议虽因光武帝抑情从礼而得以妥善解决，但是问题在于，因有关文献记载歧异，导致后世在当时所立四帝庙的指代问题上莫衷一是。西晋司马彪记载曰：“立平帝、哀帝、成帝、元帝庙，代今亲庙。”[2](p.3193)司马彪实际上是以元、成、哀、平四帝作为光武帝的高、曾、祖、父四世祖先。南朝宋范晔则记载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亲庙，”[1](p.1194)哀、平二帝既为兄弟同辈，四世自然应向上追溯至宣帝。但是他记载的“追尊孝宣皇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于太庙”[1](p.70)却又难免使人感到前后淆乱。既然已经以宣帝以下五帝庙为光武帝四世祖先庙，又为何在宗庙中加祠昭帝呢？范晔对此没有做出明确的解释。清代学者钱大昕依据司马彪的记载，认为范晔此处记载有误。[3](p.237)王先谦则依据范晔的记载，认为司马彪的记载有不实之处。[4](p.1)通过对两汉魏晋时关于皇帝世数，尤其是对相继即位为君的兄弟世次观念的前后演变，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进行分析表明，司马彪的记载似符合史实。司马氏、范氏记载之所以存在歧异，则是受兄弟相继为君究竟是同世还是异世观念影响所致。
稽诸《史记》、《汉书》中关于皇帝世数的有关记载，至少在两汉时期是按照皇帝即位的先后次序来计算其世数的。“从禹至桀十七世。……从汤至纣二十九世”。[5](p.494、500)《史记?殷本纪》记载的自汤至辛三十王中，依据兄弟同世计算，商王世数应为十七世，而不应该是司马迁所记载的“二十九世”，“二十九世”说可能是司马迁依据父子、兄弟皆为异世观念进行计算而得出的结论。西汉元帝时，翼奉曰：“今汉初取天下，……至于陛下八世九主矣。”如淳解释说：“吕后为主，不得为世，故八世九主矣。”[6](pp.3177-3178)西汉自高帝至元帝恰有高、惠、文、景、武、昭、宣、元八帝，翼奉、如淳“八世”之说盖本于此，“八世”之说也反映出当时以相继即位为君的兄弟为异世而非同世的观念。东汉、三国时期，视兄弟相继为君为异世的观念仍有存留。东汉蔡邕曰：“昔……国享十有一世，……世祖复帝祚，……享一十一世，”[7](p.899)如果以相继为君的兄弟为同世的话，那么自光武帝至汉献帝，共计八世十三帝。而如以兄弟为异世，则除被废黜的少帝外，自光武帝至灵帝恰为十一帝，与蔡邕所说“十一世”相吻合。从西晋惠帝卒后，迁毁本是其亲未尽的六世祖豫章府君庙事，可以推测，征西府君庙已经因司马炎庙列入宗庙庙数中而被迁毁了。这表明，西晋时确实以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为异世。因而，自两汉至东晋初期，曾依王（或皇帝）在位的先后次序计算其宗庙世数，不仅父子为异世，兄弟相继也为异世。建武十九年立大宗“四世”之庙，无疑应立元、成、哀、平四帝庙。尽管哀、平二帝为兄弟，似乎不宜为二世，但在古代极重家族宗法统绪背景下，许多在后世看来或许是荒诞不经的事情，当时却因受正统观念支配而被虔诚地实行着。范晔之所以忽而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为“四亲庙”，忽而又加昭帝庙的原因，大概在于受西汉末年刘歆以及东晋初年贺循的有关论述影响所致。当时已经沿用东晋初期贺循“兄弟旁亲，同为一世”[8](p.1828)说，改变了自先秦迄东晋初期以相继为帝的兄弟为异世的旧制。范晔以元、成、哀、平四帝为三世。为凑足四世庙数，不得不上溯至宣帝。由于光武帝追谥宣帝“中宗”庙号，依据刘歆之说，宣帝庙不应在随“亲尽”而迁毁的庙列中。这样，“四亲庙”庙数出现空缺，为凑足四庙数，范晔可能进而上溯至昭帝，由此导致范晔的有关记载也前后抵牾。二“同堂异室”庙制的形成从文献有关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至少在秦至西汉时期，每个王（或皇帝）都单独立有宗庙，在宗庙建筑形制上实行的是每王（帝）异庙的制度。①东汉在沿袭古礼以及西汉皇帝七庙制度的同时，改变传统的为去世的王（或皇帝）单独立庙的成法，实行皇帝宗庙同堂异室之制。导致东汉实行皇帝宗庙同堂异室制度的原因是什么？历来学者虽然对此问题多有阐述，但似乎皆过于注重特定历史条件下、具体历史阶段中某些因素的影响，忽视了诸多因素在不同历史阶段影响强弱程度的变化。
“同堂异室”宗庙建筑形制出现于东汉光武帝时，定制于明、章时期。建武元年，光武帝在洛阳立一庙，祭祀西汉高、文、武三帝，次年在该庙中合祭西汉高帝以下诸帝。建武十九年宗庙礼议后，又在太庙（“高庙”）中合祭高、文、武、宣、元五帝，并沿袭以为定制，不复改作，皇帝宗庙“同堂异室”之制的雏形开始出现。光武帝卒后，因为有中兴汉室的功德，明帝为其特立一庙，谥曰世祖庙。这样，洛阳就有两所皇室宗庙，一是祭祀西汉五帝的“高庙”，一是祭祀光武帝的“世祖庙”。永平十八年（75），明帝卒，遗诏毋特修造寝庙，藏其神主于世祖庙更衣别室，并且规定：“敢有所兴作者，以擅议宗庙法从事。”[1](p.124)章帝去世前，亦遗令藏其神主于世祖庙。此后东汉历代诸帝皆承而不违，皇帝宗庙“同堂异室”之制于是形成，并为后世历代王朝相沿用。虽然西晋武帝泰始二年（266）、隋炀帝大业元年（605）皆曾经有恢复周礼，实行每帝异庙制度的议论，但是都未曾付诸实施。其对后世皇帝宗庙制度产生的深刻影响由此亦可见一般。东汉初期既然在洛阳立高庙，合祭西汉五帝。作为刘氏后裔，将世祖及以后历代皇帝神主纳于高庙中序昭穆、享祭祀，属于合乎情理的举措。但明帝为光武帝单独立世祖庙，随后诸帝又皆立神主于世祖庙，却似乎隐隐含有与西汉帝系截然有别的蕴意。因此，此举亦被后世视为违礼之举而加以掊击：“永平所立世祖庙，又与高庙异处，无复昭穆之序。……其渎乱不经，未有如是之甚者。”[9](p.39)导致东汉骤然变革往制的原因是什么呢？东汉蔡邕首先从“遵俭”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阐释：“孝明立世祖庙，……后嗣遵俭，不复改立，皆藏主其中。”[2](p.3196)但细思其说，不免有牵强之嫌。如果说东汉肇建之际，因军国事繁、财力匮乏而事事从俭，那么，经过建武、永平将近40年的休养生息，国家经济已经初步摆脱两汉之际因战乱导致的残破局面，摹拟古礼?定庙制亦非难事。单纯将“同堂异室”庙制的出现与“遵俭”联系起来，很难圆成其说。顾炎武则从东汉时期陵、庙关系的演变角度对此问题加以阐释：“后汉……上陵之礼始兴。……故陵之崇，庙之杀也。”[10]近人杨宽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详细加以论证。[11]上述二说无疑对探讨东汉时期实行皇帝宗庙“同堂异室”之制问题有所裨益，但其将通过归纳某一阶段现象而得出的观点用于诠释动态的、整体的社会历史的方法却似有不妥，促使东汉一代实行皇帝宗庙“同堂异室”之制的因素在东汉一代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许不尽相同。东汉建国初期之所以权立一庙，可能与当时大乱甫定、财政衰竭有关，其时即便欲有所兴作，可能也无力实现。明帝特立世祖庙，已经隐含有沿袭光武帝成制并以此突出褒崇光武帝的意图。或许出于“遵俭”心理及受当时盛行的陵祭习俗因素的影响，明帝将宗庙“同堂异室”建构制度化。章帝以后历代诸帝沿用此制，除了受上述因素影响外，两汉时期标榜的“孝”观念也是一重要因素。皇帝在“孝”观念的压力下，只能主动或被动的沿袭祖宗遗制，不便轻易对之加以改正。
三蔡邕“宗庙迭毁议”与对东汉末年皇帝庙制的蠡测东汉光武、明、章时，由于皇帝精明有为，统治尚称清明，社会秩序相对稳定。自和帝以降，皇帝或年少无知，或昏庸无为，政权为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统治逐渐混乱，礼法败坏，各种矛盾渐趋激化，最终导致东汉政权处于分崩离析，名存实亡的境况。依据古礼对以往违礼的诸制度进行变革，重新构建受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礼治秩序，成为当时希冀借此延续东汉政权寿命、稳定社会秩序的统治阶层，尤其是士大夫阶层的普遍共识。变革自东汉明帝以来逐渐背离古礼以及祖宗旧制的皇帝宗庙制度，就是此历史背景下的产物。东汉时，受祭于洛阳高庙的西汉高、文、武、宣、元五帝世世不毁。至献帝时，除殇、冲、质、灵四帝庙外，其余东汉诸帝庙皆因有“祖”、“宗”庙号，世世不毁，皇帝宗庙毁庙礼制实际上已经废弃不行。至灵帝时，皇帝宗庙庙数竟达十二庙之多，这不仅已经远远超出了儒家礼经“七庙”的规定，而且滥用“祖”、“宗”谥号也无以体现尊崇祖先功德的用意。在蔡邕等人倡议下，于献帝初平元年（190）依礼轨范皇帝宗庙制度。蔡邕撰奏的“宗庙迭毁议”完整地反映了此次宗庙改制的基本思想。或许受转抄过程中诸多因素的影响，诸文献关于蔡邕奏议中涉及东汉“七庙”问题的记载竟多有不同，由此导致后人往往因依据不同的文献记载而得出互相歧异的结论。为?清此一疑案，此处拟将诸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先行简要胪列，然后结合近年来有关研究成果进行分析，以考究其实。司马彪曰：“初平中，……以和帝以下，……不应为宗，……皆奏毁之。四时所祭，高庙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帝。”[2](p.3197)袁宏曰：“元帝今于庙九世，非宗，亲尽宜毁。……孝安、孝桓在昭，孝和、孝灵在穆，四时常陈。孝和以下，穆宗……之号，皆宜省去，”[12](p.742)范晔曰：“和、安、顺、桓四帝无功德，不宜称宗，……皆请除尊号。”[1](p.370)刘昭注曰：“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为宗不毁。……光武皇帝受命中兴，庙称世祖。孝明皇帝……庙称显宗，孝章皇帝……庙称肃宗，比方前世，得礼之宜。……孝和以下，穆宗、恭宗、敬宗、威宗之号皆宜省去。”[2](p.3199)严可均辑录曰：“元帝于今朝九世，……亲尽宜毁。……孝章皇帝、孝安皇帝、孝桓皇帝亲在三昭；孝和皇帝、孝顺皇帝、孝灵皇帝亲在三穆。庙亲未尽，四时常陈。孝和以下，穆宗、恭宗、敬宗、威宗之号，皆宜省去。”[7](p.871)上述文献记载多提到元帝庙已经亲尽应毁，这表明，献帝时，西汉成、哀、平三帝庙已经因世次递进亲尽被迁毁，而同样应被迁毁的元帝庙却存而未毁。由此可见，东汉初期虽然曾依据古礼以及西汉庙制，实行过皇帝宗庙毁庙制度。但或许受西汉刘歆有“祖”、“宗”庙号皇帝庙不在“七庙”中学说之影响，在将世次等同或低于光武帝的成、哀、平三帝庙陆续迁毁后，就废而不行了。这也反映出东汉初期实行的宗庙毁庙之制与以往传统制度并不相符。
尽管上述诸文献都反复提及迁毁和、安、顺、桓四帝庙，但并不是指当时立即迁毁其庙，而是指取消其庙号，将其列为随亲尽而迁毁的宗庙，亲未尽时不毁。[13](p.200)考虑到当时尚以相继为帝的兄弟为异世，四近帝庙应是指安、顺、桓、灵四帝庙，而不是指光武、明、章、灵四帝庙。②从司马彪的记载来看，蔡邕所说的“七庙”似乎应是指西汉高帝（太祖）庙、文帝（太宗）庙、武帝（世宗）庙与献帝高、曾、祖、父四世亲庙。就宗法行辈而言，袁宏记载的四帝恰恰是献帝的高、曾、祖、父，符合四亲庙之数。严可均辑文以章、安、桓三帝为三昭，和、顺、灵三帝为三穆。但就宗法行辈而言，章帝是献帝的五世祖，已经越出了四世亲尽的范围。况且，这份文献也没有明确记载太祖庙究竟是指西汉高帝庙，还是指东汉光武帝世祖庙。因此，由于文献记载的歧异、阙略，导致后人在当时确立的七庙问题上众说纷纭，难以定论。研究者或许囿于上述文献“七庙”的记载，为求与此数目相符，主张七庙是指东汉光武、明、章、和、顺、桓、灵七帝庙，不包括西汉三帝（一祖二宗）在内。[14](p303)此说令人费解之处在于，为什么将上述文献皆提到的安帝庙排除于四亲庙外？两汉三国西晋时期或许以相继为帝的兄弟为异世之观念暂且毋论，即便以兄弟为同世，对献帝而言，安帝血缘关系也较和帝为近，就宗法行辈而言，安帝是献帝的曾祖，如果将其排除于四亲庙外，恐未必妥当。此外，持此说者似乎还忽略了上述文献记载反映的一个重要史实，诸文献虽然对迁毁西汉元帝宗庙一事皆有记载，但并未记载一并迁毁因有功德而有“祖”、“宗”庙号的西汉高、文、武、宣四帝庙，这意味着，献帝时上述四帝庙仍被列为世世不毁之庙。如果“七庙”仅指东汉七帝庙，那么，又如何解释西汉四帝庙存而不毁的事实呢？如果将西汉四帝庙排除于皇帝宗庙系统外，那么，蔡邕提及殷祭时祭祀因亲尽而已迁毁的西汉惠、景、昭、成、哀、平诸帝意义又何在？“高庙”作为庙号，其指代具有专一性，这与东汉“世祖庙”只能是指光武帝庙相同。两汉时期，“高庙”只能是西汉高帝刘邦庙专有庙号，不能与“世祖庙”名称相混淆。娴习礼制的蔡邕不可能将西汉四帝庙排除于皇帝宗庙系统外，同样，有“祖”、“宗”庙号的东汉光武、明、章三帝庙因“得礼之宜”，其庙亦世世不毁。显然，东汉末年虽然仿照周礼，实行七庙制度，但皇帝宗庙庙数并不限于文献记载的“七庙”，而应为十一庙。西汉高帝庙为太祖庙，文、武、宣、光武、明、章诸有“祖”、“宗”庙号之帝庙并为世世不毁之庙，安、顺、桓、灵四帝庙为“亲庙”，四时与祭，亲尽迭毁。尽管这一蠡测与儒家礼书及诸文献记载颇有差异，但是如果对西汉中、后期及王莽新朝庙制略加回顾，不难看出，这基本是沿袭西汉元帝以后，包括王新以及东汉建国初期的有关制度，其中或许还有西汉时尚屡屡被提及的“五庙”说以及刘歆学说的痕迹。所谓十一庙，实际仍是在“五庙”基础上，增加因有功德而有“祖”、“宗”庙号且世世不毁的六庙而成。
由于西汉中、后期以后，儒家思想正统独尊地位的逐渐确立，由于东汉建国初期就以西汉法统的继承者作为基本国策，因此，东汉自建国至建武十九年前，基本遵循儒家典籍有关记载，沿袭西汉中、后期确立的皇帝宗庙七庙制度。建武十九年宗庙礼议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东汉皇帝宗庙制度逐渐出现了背离古礼和西汉制度的迹象。东汉献帝时，在蔡邕建议下，才重新恢复宗庙毁庙礼制。由此也可以看出，尽管传统礼制对东汉皇帝宗庙礼制的影响仍相当巨大，但社会现实诸因素的影响也不可低估。师古与适时双重因素的交互影响，导致东汉一代皇帝宗庙礼制时常处于一种不断调整的动态过程。注释①参见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韩伟《马家庄秦宗庙建筑制度研究》，载《文物》1985年第2期；考古研究所汉城发掘队：《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60年第7期；黄展岳：《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的位置及其有关问题》、《关于王莽九庙的问题??汉长安城南郊一组建筑遗址的定名》，载《考古》1960年第9期、1989年第3期②宋马端临曰：“但以和、安、顺、桓四帝功德无殊，而有过差，奏毁之。则所谓近帝四者，乃光武、明帝、章帝、灵帝也。”参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92《宗庙考二》，第837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王柏中持论与此相同，参见王柏中：《汉代庙制问题探讨》，《史学月刊》2003年第6期参考文献[1]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2]司马彪．续汉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3]钱大昕．廿二史考异[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4]王先谦．后汉书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5]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6]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7]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8]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9]徐天麟．东汉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版[10]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11]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12]袁宏著．周天游校注．后汉纪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13]万斯同．庙制图考[M]．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3年[14]陈戍国．秦汉礼制研究[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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