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吕后称制的八年时间里，前后有两个汉朝皇帝(前少帝、后少帝)，都是冒牌货。原来汉惠帝早夭后，并没有留下儿子，可是吕后又不甘心把皇位让给刘邦其他的儿子，于是便收罗一批民间的男孩，把他们的母亲杀掉，偷偷送入宫中，诈称是惠帝的儿子。吕后执政期间的两个汉朝傀儡皇帝，其实只是冒牌货，非刘氏皇族血统。平定吕氏集团后，文武大臣面临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从刘邦的子孙中，挑选一位德才兼备者，来继承大统。经过慎重选择，大家一致认为，刘邦的儿子、代王刘桓仁孝宽厚，是皇帝的最佳人选。

　　刘桓就这样阴差阳错同时又是幸运地成为帝国的皇帝，是为汉文帝。

　　对于飞来的帝位，刘桓?初并没有感到幸运，反倒忧心忡忡。因为他久居代国，在京城里根基不深，特别是京城里的这些官，个个都是在残酷的战场中杀出来的武将谋臣，机心难测，自己会不会是羊入虎口呢?刘桓征求他的亲信张武、宋昌的看法。

　　张武认为，这些大臣们以迎立为名，恐怕有诈，况且现在屠杀诸吕，京城一片腥风血雨，他建议代王刘桓以生病为由，拒绝前往。宋昌则认为诸吕的迅速覆灭，证明刘氏的影响力深入人心，况且代王刘桓是汉高帝儿子中年龄最长，且又以仁孝著称，理所当然是皇帝是最佳人选。

　　刘桓仍然小心翼翼，他动身前往长安城，并派宋昌先入城内，打探虚实。宋昌至渭水桥时，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大大小小官员全部亲自出城迎接。代王刘桓这才稍稍安心，放心前行。行至渭水桥，诸大臣纷纷拜谒新皇帝。

　　太尉周勃是平定诸吕的英雄，他可能想显示一下威风吧，上前说：“我想单独向皇帝禀报。”宋昌喝道：“如果是公事，请您直说。如果是私事，对不起，王者不受理私事。”周勃碰了一鼻子灰，只好跪拜呈献上天子玺符。刘桓接过皇帝玉玺，此时他终于确信，自己果真是成为天子了。

　　汉文帝的上台，周勃是第一功臣。丞相陈平很知趣，他向新皇帝说：“高帝在世时，周勃的功劳不及我?诛杀诸吕，我的功劳不及周勃。因此我打算把右丞相让给周勃。”汉初尚右，右丞相官职比左丞相大。陈平对这位新皇帝的底细也不十分清楚，他选择了谨慎，把功劳推给周勃，表面上是谦让，实际上是明哲保身。

　　周勃成为右丞相，陈平屈居左丞相，大将军灌婴升任太尉。

　　在汉初开国勋臣中，周勃并非出类拔萃。当初韩信被降为淮阴侯时，他看不起周勃，为自己与之同列而深感耻辱。像彭越、英布、萧何、张良、曹参、陈平等人的功勋也都在周勃之上，现在这些谋臣勇将多已去世，周勃的身价自然水涨船高，况且诛杀诸吕、再造汉室，这是何等伟?的功勋。周勃自己也有点飘飘然，找不到北了。他自矜其功，本想在迎接皇帝时，有一次可以单独接见的机会，不料碰了颗软钉子。但很快他就把不愉快抛之脑后，因为他现在成为帝国的首席宰相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汉文帝表面上宽厚仁孝，像是忠厚长者，其实他颇谙统御之术，绵里藏针。他深知自己虽然得到大臣们的拥护而成为皇帝，但以周勃为代表的这些大臣实则居功自傲，他得不露声色地刺痛周勃一下，让这位帝国丞相出出丑。

　　有一回，汉文帝故作不经意地问周勃说：“全国一年判决案件有多少起呢?”周勃一直以来都是干武将的活?对刑狱之事哪懂呢?他听了怔了一下，不知所措，只得向皇帝谢罪说：“这个臣不知。”汉文帝脸色微微一变，又问道：“那么国库一年钱与谷物的出入是多少呢?”周勃惶恐不安，再次谢罪道：“臣不知。”一边说一边汗流浃背。

　　汉文帝转头问陈平同样的问题，陈平不慌不忙地答道：“这些事，都有专门负责的人。陛下如果要问断案的事情，可以询问廷尉;要问钱谷的事情，可以询问治粟内史。”汉文帝满意地点点头，继续问：“这些事都有相关的负责人，那你又负责什么事呢?”陈平从容不迫地回答：“宰相的职责，上则辅佐天子，下则理顺万物，外?镇抚四夷诸侯，内则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自可胜任其职。”

　　听了陈平的一席话，汉文帝拍手称好。这下子周勃更加狼狈不堪了。出了宫廷后，周勃迁怒陈平道：“你平常怎么不教我这些应对的话呢?”陈平哈哈笑道：“您身为宰相，却不知道职责所在吗?要是陛下问你长安城内有多少盗贼，难道您也要勉为其难地回答吗?”这下子周勃明白了，看来自己的政治才能，比起陈平来，要差得远了。

　　周勃的一些亲信也告诫他，皇帝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虽然他有威震天下之功，但功高震主，什么下场有前车之鉴。周勃越听越害怕，便称生病为由，主动交?相印。汉文帝只问了区区两句话，就令大权在握的周勃乖乖让出了相印，可以说深得统御术之精髓了。

　　汉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明君之一。他崇尚文治，作为皇帝，他有相当人性化的一面，这也使他的政治措施中，充满人性的光辉。在冷漠的专制社会，文帝时代隐约浮现出一丝温情。在他身上，可以看到历史进步的轨迹，但是我们又发现，历史并不是一直在进步，他的很多开拓性的仁政措施，在后世又难觅踪影了。

　　公元前179年，是文帝元年。

　　这一年，他废除了连坐法。根据秦法，一人有罪，并坐其室家。汉初的律令沿用这条秦国法律，汉文帝一上台，便下诏令，废除此令，他认为：“法者，治之正也。”并对司法官员说：“如今犯法的人已经治罪，却还要牵连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判刑或收为奴婢。我认为这种做法很不可取。”司法官员回答说：“法令是为杜绝人们做坏事，连坐法是为了约束犯罪，使他们心有牵挂。这种做法沿习已久，还是不要改变的好。”汉文帝语重心长地说：“我听说法律公正则民众忠厚，量刑适当则百姓心服。官吏的责任是管理民众并引导他们向善。如果既不能引导百姓向善，又要以不公正的法律来惩戒，岂不是害了他们，又迫使他们暴力抗争。如此一来，怎么杜绝犯罪行为呢?”

　　汉文帝力排众议，废除连坐法，确可见其非凡的人道主义胸襟。

　　仁政一直贯穿于汉文帝的政治生涯，从上台开始，直到他去世。在中国两千年的专制时代，汉文帝在历代帝王中，其道德修养及其宽厚的政治主张是罕见的。这当然也得力于时代的因素，经历汉数十年激烈的政治动荡，国家开始走入正轨，社会秩序晏然，这也给汉文帝施展仁政创造了空间。

　　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他又废除了诽谤罪与妖言罪。汉文帝以古代贤王为榜样，认为法律中设诽谤罪、妖言罪，只能使官员们不敢斗胆直言，这就会使上级只听到拍马屁的?，却不能发现自己的过失。官吏们在执法过程中，会滥用这种权利，致使百姓蒙冤，人人自危。汉文帝不以言罪人，从某种程度上说，极大消除了百姓祸从口出的恐惧感。

　　作一帝国专制者，他的法制思想不可避免有双重标准。我们可以从一个事例来看。

　　有一回，汉文帝出行，到了渭水桥时，皇帝的御车?桥上行驶，桥底下没有戒严，有一个家伙在桥下走，被卫兵发现了，以为是刺客，卫队出现一些慌乱，导致汉文帝御车上的马匹受惊乱跑，把车上的汉文帝吓出一身冷汗。他非常生气，派卫兵马上把桥下这个倒霉的家伙抓起来，移交廷尉处置。

　　廷尉张释之，是个忠正耿直的人，他认为这个行人只是无意之失，按照法律，处予罚款的判决。这下子可把汉文帝气坏了，惊吓皇帝的坐骑，万一出现意外，那可是谋杀罪行，怎么张释之就判得这么轻呢?汉文帝怒气冲冲地找来张释之，责备他说：“这个人惊着了我的马，幸好这匹马性情柔和，要是换成其他马匹，我?就受伤了。廷尉你倒是轻松，才判罚款了事。”

　　张释之并不慌乱，他不急不徐地回答说：“法律是天下所共同遵守的，明明法律条文这样规定，现在却要因为个人原因加重判罚，这将使法律不能取信于民众。如果事发时，陛下派人直截了当地杀了他，那我也没话说，不过现在这事已经交由廷尉来审理。廷尉，乃是国家的一把天平，天平一旦有所倾斜，国家法律尺度的宽松就没有准则，如此一来，老百姓岂不是手足无措了。希望陛下详察。”

　　汉文帝沉思良久，最后抬起头来说：“廷尉你做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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