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在当今中国社会可谓家喻户晓。殊不知在一千年前的古代中国早就已有了“一国两制”。公元10世纪下半叶宋辽金时期，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辽，创世纪地实施“一国两制”，统治多民族的辽国并与中原抗衡达二百多年之久。

建立辽国的契丹人兴起于唐代并活跃在中国的北方。“安史之乱”之时，唐朝驻边军中便已有很多契丹人。随着唐朝后期中央政权的衰弱和地方势力的争夺，契丹民族就趁机更大量地进入中原地区。唐朝覆灭时，契丹人的力量已相当强大，甚至随后的五代政权，都要依靠契丹人，向契丹臣服。例如，石敬瑭就是在割让了燕云十六州后才取得了契丹的军事支持从而得以建立后晋。契丹人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个历史机遇，建立起了间跨塞外草原和中原汉地的辽国。

公元938年，辽太宗耶律德光正式从后晋接收了燕云十六州。随着辽的疆域不断扩展，各民族生产方式、社会习俗等方面的差异所带来的矛盾也日益明显，尤其是契丹人的游牧文明与中原汉人的农耕文明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冲突。寻求一个并存不悖的制度困扰着辽的统治者，也给辽中央的统治带来艰巨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辽太宗推出了一项新的政策，即“因俗而治”，并确立了“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史》卷四《太宗纪上》）。这就是辽朝“一国两制”的由来。那么，辽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选择了这种独特的制度？辽的“一国两制”又有哪些具体的特点？辽的“一国两制”对今天的我们还可以有什么样的启发？本文将略加梳理，以飨读者。

汉文化对契丹的冲击和影响

契丹族在北方草原上日渐兴盛的时期，正当中原处于唐之后的五代十国分裂割据之际。在北宋建立之前，中国处于一个大分裂时期，也正是在这个缺乏强大中央政权的历史空档期，契丹民族凭借武力迅速在北方崛起。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机被选为契丹部落联盟的首领。到916年（神册元年），阿保机统一了契丹各部，正式宣布登基称帝，建立契丹国（后改称辽），是为辽太祖。从此辽称雄北国，威震四方，形成拥有“东至于海，西至金沙，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广阔领土的强大政权，同之后的中原北宋王朝南北对峙，历时二百余年。

阿保机建国前后，由于汉文化的逐渐影响与渗透，契丹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革。阿保机在建立契丹国之前，便在连年的对外征战中俘掳了不少汉人。此时的中原大地上，后晋、后唐战火不休，南方的割据政权之间也是烽烟四起，民不堪命。于是有大批汉人离开故土，逃往相对安定的北方契丹地区。在所俘尤其是逃亡迁入的汉人中，有相当部分汉族知识分子，如康默记、韩延徽、韩知古等，之后都受到阿保机的重用。这些汉人知识分子“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又制婚嫁，置官号，称皇帝”（《契丹国志》卷二十三《国土风俗》）。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文化对契丹的影响，也从经济领域慢慢渗透到政治文化领域，循序渐进地推进了契丹社会和文化发展。譬如当阿保机为与日俱增的汉人而苦恼时，他的重要谋士汉人韩延徽建议他对汉人实行异于契丹人的统治措施，即按照唐代的规制另置州县城郭令其居业，让汉人保持原有的生产生活习俗与制度，这就是头下军州《新五代史》卷七十二《四夷附录》）。

头下军州设置在农耕和游牧的结合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初入辽地之汉人的生活，同时也开拓了农业和手工业在辽的持久发展。久而久之，这种新的生产方式也开始引起了辽统治者的重视，如史载阿保机“平诸弟之机，弭兵轻赋，专意于农”（《辽史》卷五十九《食货志上》）。这些头下军州的建立和其中汉人的增多促使着契丹经济开始摆脱单一的游牧生产方式，逐渐向半牧半农的经济转化。手工业在契丹建国前还不是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在契丹经济中也没有特别的地位。大量汉人的迁入带来了中原较发达的手工业技术，促使辽代手工业开始向专门化和多样化进步。近年来出土的众多精美的辽代金银器和瓷器证明了这点。

阿保机对汉文化的开放态度以及对汉文化的主动借鉴和吸收，推动了契丹自身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封建化的政治进程，为以后辽太宗时辽的强盛奠定了经济基础，也在意识形态上为“一国两制”的最终确立做了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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