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中英双方代表团团长同时换人，周南从幕后走上前台，接替姚广出任中方代表团团长；英方由新任驻华大使伊文斯接替柯利达出任团长。而鲁平仍然以西欧司顾问的公开身份参与谈判。在随后的谈判中，英方不断地在各种问题上挑战中国主权。
周南：我接手以后，英国的谈判方式、策略也有所调整，不再正面地攻击我们的观点、政策、方针，而是采取迂回策略。比如说“十二条”，每次谈一条，谈两天，上来他（伊文斯）拿出两三张纸，说这条我不反对，但是我的理解、英国方面的理解是应该如何如何，还包括建议如何。我们一听他的理解，有时候包括他的建议，完全是挑战我们的主权。
邓小平
在中方代表团的“十二条”基本方案中，有一条提出“凡是同中国建交的国家，都可以在香港设立领事馆，或者总领事馆”。英方却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
周南：他说英国跟香港的关系十分特殊，因此要求不设总领馆，设立高级专员公署；外交代表不叫总领事，叫高级专员。我一听马上说不行，因为我在英国前殖民地也就是英联邦成员国待过，这个情况我很清楚，英国只有派往英联邦成员国的外交使节才不叫大使或公使，而叫高级专员，设立的机构不叫大使馆而叫高级专员公署。我说：“你们提这个意见是什么意思？第一，香港特别行政区不是个独立国家，即使是英联邦国家，也是在首都而不是其他城市设立高级专员；第二，只有英联邦国家你们才设专员，你们是不是想把香港作为英联邦成员国来对待？你能讲得出你们英国在任何非英联邦成员国的国家，设立高级专员公署这样的外交机构吗？”
他当时愣了一下，跟助手嘀咕了一阵说：“有啊，比如有些国家都派有商务专员。”我说：“你这就胡扯了，我们也清楚这个商务专员同文化专员一样，都是大使馆下属的外交官，由商务部派的，有的叫商务参赞，有的叫商务专员，是一回事，跟你说的高级专员是两码事，你不能来糊弄我们。”这下他没办法了，最后放弃了（这个意见）。
随着谈判的深入，英方代表团在香港隶属问题、高度自治问题等方面都制造了一些矛盾，使谈判不能顺利进行。直到在整个谈判结束之后，周南邀请伊文斯吃饭时，伊文斯才一语道出当时英方步步刁难的用心所在。
周南：我请他吃涮羊肉，当时就半开玩笑地跟他说：“大使阁下，你应该很清楚，在主权问题上我们不会让步，可你们在谈判过程当中总是不断地提出挑战我们主权的意见。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说句老实话，我们要是不提一下，怎么就知道你们一定不会接受？”他是步步为营的，所以哪一个问题上你稍微松动了，他就往前进攻了；你给他封住了，他就没办法了。这也是我们的一条谈判策略：我们的底牌不能马上亮出来，而要争取比底牌更高一点的成果，维护国家的权益。这是很重要的一条。
在接下来的谈判中，英方虽然步步紧逼，但中方在香港回归的原则问题上丝毫不让。于是，英国人方向一转，又提出了新的问题。
1984年4月，访华的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代表英国方面向邓小平提出：香港人心脆弱，希望中国不要派解放军驻守香港。邓小平立刻反驳：香港回归后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央直接管辖、掌握，中央一定要在香港驻军。双方开始就“驻军问题”进行谈判。英方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表示反对；而周南则牢记邓小平的指示，在驻军问题上寸步不让。
周南：既然国防由我们来管，当然我们要有驻军的权力，我们需要在香港驻军。而且我们很大方，英国在香港驻军，军费是香港纳税人付的；我们不占这个便宜，驻军费用由中央直接拨付。
鲁平：我们主要是负责国防，香港内部的治安事务我们一律不管，只管国防。但驻军是主权的象征，我们必须要坚持。我们人数不在多，但驻军是一定要驻的，这是个原则问题。
周南：谈到这个他就反对，反对的理由也莫名其妙、无理找理。我说我们必须驻军，因为回归了，这是我们主权的象征。他说：“你们不需要驻军。”我说：“为什么？你们需要，我们就不需要？你们可以，我们就不可以？”他说：“我们不一样，我们离香港十万八千里，（从）海上、空中（走）都很远，万一发生什么事需要采取军事行动，我们不驻军来不及；你们有广州军区，部队离香港不远，真正需要的时候可以过来一下子。但是过来也必须要有特首的邀请，还要立法会通过，而且任务执行完了以后就要离开，不能驻在这儿。”我说：“那不行，必须常驻。”
当时的香港民众对于驻军问题也高度敏感。有一次，周南在香港总商会发表演讲，有人当场用英语发问：港人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一称谓有些抵触，如果将来中国在港驻军的话，部队能否换个名字？
周南：我说不行，没有必要，换个名字好像中国有两支不同的国家军队似的，而且实质的问题不在于名字。当时我还引用了莎士比亚的两句诗，《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的，大意就是“名字算什么，一枝玫瑰换成另外一个名字，闻起来照样香甜”。报上也登了，有的还说，既然莎翁也讲名字不要紧，就不要纠缠这个问题了。
就在中英双方在驻军问题上僵持不下的时候，中国方面却出了一个严重的纰漏：某位中国领导人对于当时的谈判内容并不了解，却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的时候，对于“是否要在香港驻军”的问题回答得模棱两可。第二天香港各大报刊头版头条都对此加以报道：中央某领导人认为香港不必驻军。一时之间形成了“中国已经让步”的舆论。
周南：小平听到以后非常生气。那天他正好接见一个香港代表团，按照惯例是代表团坐下来以后，在宾主寒暄之际拍两张照片，然后请媒体退场，大家开始进行会谈。那天记者们正在往外撤的时候，小平突然把他们叫住，说“先不要走，回来”。那些人都回来了，他说：“你们出去发条消息，说‘香港不需要驻军’这是胡说八道。为什么香港不能驻军？为什么英国人可以驻军，主权回归以后反而不能驻军？”
鲁平：1984年，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中英双方代表团团长同时换人，周南从幕后走上前台，接替姚广出任中方代表团团长；英方由新任驻华大使伊文斯接替柯利达出任团长。而鲁平仍然以西欧司顾问的公开身份参与谈判。在随后的谈判中，英方不断地在各种问题上挑战中国主权。
周南：我接手以后，英国的谈判方式、策略也有所调整，不再正面地攻击我们的观点、政策、方针，而是采取迂回策略。比如说“十二条”，每次谈一条，谈两天，上来他（伊文斯）拿出两三张纸，说这条我不反对，但是我的理解、英国方面的理解是应该如何如何，还包括建议如何。我们一听他的理解，有时候包括他的建议，完全是挑战我们的主权。
在中方代表团的“十二条”基本方案中，有一条提出“凡是同中国建交的国家，都可以在香港设立领事馆，或者总领事馆”。英方却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
周南：他说英国跟香港的关系十分特殊，因此要求不设总领馆，设立高级专员公署；外交代表不叫总领事，叫高级专员。我一听马上说不行，因为我在英国前殖民地也就是英联邦成员国待过，这个情况我很清楚，英国只有派往英联邦成员国的外交使节才不叫大使或公使，而叫高级专员，设立的机构不叫大使馆而叫高级专员公署。我说：“你们提这个意见是什么意思？第一，香港特别行政区不是个独立国家，即使是英联邦国家，也是在首都而不是其他城市设立高级专员；第二，只有英联邦国家你们才设专员，你们是不是想把香港作为英联邦成员国来对待？你能讲得出你们英国在任何非英联邦成员国的国家，设立高级专员公署这样的外交机构吗？”
他当时愣了一下，跟助手嘀咕了一阵说：“有啊，比如有些国家都派有商务专员。”我说：“你这就胡扯了，我们也清楚这个商务专员同文化专员一样，都是大使馆下属的外交官，由商务部派的，有的叫商务参赞，有的叫商务专员，是一回事，跟你说的高级专员是两码事，你不能来糊弄我们。”这下他没办法了，最后放弃了（这个意见）。
随着谈判的深入，英方代表团在香港隶属问题、高度自治问题等方面都制造了一些矛盾，使谈判不能顺利进行。直到在整个谈判结束之后，周南邀请伊文斯吃饭时，伊文斯才一语道出当时英方步步刁难的用心所在。
周南：我请他吃涮羊肉，当时就半开玩笑地跟他说：“大使阁下，你应该很清楚，在主权问题上我们不会让步，可你们在谈判过程当中总是不断地提出挑战我们主权的意见。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说句老实话，我们要是不提一下，怎么就知道你们一定不会接受？”他是步步为营的，所以哪一个问题上你稍微松动了，他就往前进攻了；你给他封住了，他就没办法了。这也是我们的一条谈判策略：我们的底牌不能马上亮出来，而要争取比底牌更高一点的成果，维护国家的权益。这是很重要的一条。
在接下来的谈判中，英方虽然步步紧逼，但中方在香港回归的原则问题上丝毫不让。于是，英国人方向一转，又提出了新的问题。
1984年4月，访华的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代表英国方面向邓小平提出：香港人心脆弱，希望中国不要派解放军驻守香港。邓小平立刻反驳：香港回归后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央直接管辖、掌握，中央一定要在香港驻军。双方开始就“驻军问题”进行谈判。英方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表示反对；而周南则牢记邓小平的指示，在驻军问题上寸步不让。
周南：既然国防由我们来管，当然我们要有驻军的权力，我们需要在香港驻军。而且我们很大方，英国在香港驻军，军费是香港纳税人付的；我们不占这个便宜，驻军费用由中央直接拨付。
鲁平：我们主要是负责国防，香港内部的治安事务我们一律不管，只管国防。但驻军是主权的象征，我们必须要坚持。我们人数不在多，但驻军是一定要驻的，这是个原则问题。
周南：谈到这个他就反对，反对的理由也莫名其妙、无理找理。我说我们必须驻军，因为回归了，这是我们主权的象征。他说：“你们不需要驻军。”我说：“为什么？你们需要，我们就不需要？你们可以，我们就不可以？”他说：“我们不一样，我们离香港十万八千里，（从）海上、空中（走）都很远，万一发生什么事需要采取军事行动，我们不驻军来不及；你们有广州军区，部队离香港不远，真正需要的时候可以过来一下子。但是过来也必须要有特首的邀请，还要立法会通过，而且任务执行完了以后就要离开，不能驻在这儿。”我说：“那不行，必须常驻。”
当时的香港民众对于驻军问题也高度敏感。有一次，周南在香港总商会发表演讲，有人当场用英语发问：港人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一称谓有些抵触，如果将来中国在港驻军的话，部队能否换个名字？
周南：我说不行，没有必要，换个名字好像中国有两支不同的国家军队似的，而且实质的问题不在于名字。当时我还引用了莎士比亚的两句诗，《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的，大意就是“名字算什么，一枝玫瑰换成另外一个名字，闻起来照样香甜”。报上也登了，有的还说，既然莎翁也讲名字不要紧，就不要纠缠这个问题了。
就在中英双方在驻军问题上僵持不下的时候，中国方面却出了一个严重的纰漏：某位中国领导人对于当时的谈判内容并不了解，却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的时候，对于“是否要在香港驻军”的问题回答得模棱两可。第二天香港各大报刊头版头条都对此加以报道：中央某领导人认为香港不必驻军。一时之间形成了“中国已经让步”的舆论。
周南：小平听到以后非常生气。那天他正好接见一个香港代表团，按照惯例是代表团坐下来以后，在宾主寒暄之际拍两张照片，然后请媒体退场，大家开始进行会谈。那天记者们正在往外撤的时候，小平突然把他们叫住，说“先不要走，回来”。那些人都回来了，他说：“你们出去发条消息，说‘香港不需要驻军’这是胡说八道。为什么香港不能驻军？为什么英国人可以驻军，主权回归以后反而不能驻军？”
鲁平：他当着香港记者的面就说，驻军是不可动摇的，这是原则问题，我们一定要驻军。驻军是主权的象征，我们必须要体现主权。
周南：这个事情发生的第二天，伊文斯匆匆忙忙打来电话说要紧急会见。他说：“听说昨天在人民大会堂，邓主任讲了中国要在香港驻军，引起了很大的恐慌和震动，伦敦方面十分关切，希望中国方面还要慎重考虑。”我说：“你不要再讲了，这个问题已经谈了很久，现在邓小平已经发了脾气，还讲什么？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我们就是要驻军，驻定了。”我把他打发走了，此后就不提了。
邓小平的这次发火，被周南形容为“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从此英国不再坚持反对中国“九七”之后对香港行使驻军权。
周南：这个事情发生的第二天，伊文斯匆匆忙忙打来电话说要紧急会见。他说：“听说昨天在人民大会堂，邓主任讲了中国要在香港驻军，引起了很大的恐慌和震动，伦敦方面十分关切，希望中国方面还要慎重考虑。”我说：“你不要再讲了，这个问题已经谈了很久，现在邓小平已经发了脾气，还讲什么？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我们就是要驻军，驻定了。”我把他打发走了，此后就不提了。
邓小平的这次发火，被周南形容为“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从此英国不再坚持反对中国“九七”之后对香港行使驻军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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