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注：1971年的“913”事件至今已过去近整整40年，近两年再次抛起风波。抛起这次风波的不同于普通的研究者，而是前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古达舍夫·里萨特·萨拉甫京诺维奇（由毛泽东1957年亲自为他起中文名，顾大寿）。在顾大寿出版的俄文回忆录《我的中国生涯》中披露，“林彪和叶群、林立果乘坐一架军用飞机在山海关机场紧急起飞，却在飞越中国边境上空进入蒙古共和国的领空时被击落，在蒙古境内的温都尔汗坠毁。”“蒙古人民共和国空军在雷达里发现一架中国军用飞机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空，错误地把它当作是侦察机。”
图：苏联国土防空军（PVO）老照片，国土防空军从未部署于境外，所装机型也区别于苏联空军（VVS）。
或许因为中国人接受信息和知识的环境相对闭塞，生活中被欺骗的太多。国人常常会带有一种喜好“阴谋论”的情节，宁愿相信“有故事”，喜欢猜疑“内幕”便是这种情节的典型表现。所以顾大寿的“击落”，一下便点燃了许多国人的兴趣和猜想。
其实，“被击落说”是256号坠毁之迷中最不客观和最荒唐的结论。
这里笔者从航空技术、空难调查和防空作战等角度，参考众多对“913”事件的分析文章，对相关疑点做一个解释和再分析。
壹、谁有能力击落256号？
所有的256号“被击落说”的予头基本都指向前苏联，事实上苏联人是绝对无辜的。——因为苏联人没有条件，没有手段也没有可能击落256号。
一、歼击机击落的可能性
防空截击（尤其夜间拦截）是一个复杂的作战过程。需要能提供足够预警时间的地面远程雷达网，需要截击机有完备的机载雷达、空空导弹、通讯导航等武器和机载设备，还需要地面有高精度的指挥引导保障，高效通畅的通讯系统，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指挥体系。
在冷战时期，苏联的国土防空重任是由专门的国土防空军（PVO）来承担。国土防空军是前苏军中地位独立，对等于陆军、空军（VVS）、海军和战略火箭军的五军种之一。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苏联防空军截击机（几乎）均是专门研制，区别于苏联空军（VVS），历装机型也（几乎）从不出口。因为苏联的国土辽阔，要同时面对多线的空防威胁，保卫本土领空的压力就已经很大，所以国土防空军（PVO）的部队也从不部署于境外。
当时苏联驻外蒙的确有航空兵部队，但是属于苏联空军（VVS）的前线航空兵，其作战使命是支援地面部队遂行战役作战。通常由一个前线航空兵集团军负责一个方面军（或军区）的战术空中支援，包括近距空中支拨、空中阻滞、区域掩护和空中侦察。 关于苏驻蒙空军实力，时任驻蒙使馆二秘孙一先先生着书描述：“驻蒙空军两个歼击轰炸航空兵师、三个直升机团和一个运输机团，共有飞机三百多架。这些空军部队以团为单位分别部署在新修的乌兰巴托、巴彦、乔依尔和乔巴山等四个大型机场上。另有三个野战机场，供现有飞机转场之用。”（孙一先，《在大漠那边》，91页）
孙一先的描述并非完全准确，作为外交官（虽然孙一先也曾是军人）所回忆的情报或有一定误差。更权威的军方情报为：时苏驻蒙空军辖一个歼击机师和两个轰炸机大队加一个运输航空兵团，按苏军驻外传统以团为单位部署。歼击机师，机型为米格-17、米格-19及少量米格-21，所属三个团分驻巴彦（Bayan Suma）、乔巴山（Choybalsan）和苏木贝尔（SumberSuma）场站；两个轰炸机大队，机型伊尔-28，驻纳来哈（Nalayh）；运输航空兵团，机型为米-4和米-8直升机，驻苏木贝尔（SumberSuma）。整个驻蒙航空兵部队合计作战飞机230架，归属前线航空兵第23集团军司令部指挥，司令部驻地赤塔（苏联城市，非外蒙）。
图：256号的入蒙航线实际“恰巧”正对三个驻蒙苏军歼击机驻地的中间地带。从西边巴彦和苏木贝尔机场起飞距航线150～200公里，而从东边乔巴山机场起飞距航线则至少300～350公里。这一距离对于“腿短”的苏军前线歼击机来说是很比较吃力的，距东边的距离甚至接近或超过了米格-21的作战半径（米格-21PF型半径正好350公里，米格-21MF型半径则仅270公里）。
256号从入蒙至坠毁（凌晨1点55分越界，约2点30分坠毁）只有35分钟时间。即使当时驻蒙苏军战机有意拦截256号，
～那么一线指挥官要向谁汇报请示？
～由哪一级指挥机关来决定是否攻击？
～指挥机关如何引导执行拦截的歼击机？
～空情保障单位如何向执行任务的航空兵单位提供情报？
～地面及空中各单位间如何区分敌我，识别目标？
～在35分钟时间内，歼击机要完成升空、飞抵拦截空域、搜索识别目标、警告并判断敌情、开火攻击等等一整套程序……
——这一系列的技术细节都无法解决，甚至没有时间来完成！
从苏联驻蒙航空兵的客观条件来说，驻蒙苏军的夜间防空拦截战力实际和当时的中国空军在一个水平线上，甚至还不如连续十多年拦截国民党侦察机的解放军空军有经验。最关键的是这些前线航空兵部队并不承担防空作战任务，其相关作战条例、指挥体系也根本不可能完成复杂的夜间拦截任务。
除了驻蒙苏军外，剩下的就只有蒙军和中国两方了。但这两方就明显更不可能击落256号了。
蒙古方面，从1960年代开始整个蒙古军队的指挥权都交由苏军指挥。关于蒙空军当时的实力，孙一先描述：“防空部队有一个歼击机团、一个雷达团、一个高炮团、两个防空导弹营。”（孙一先：《在大漠那边》，页91）；同期中国官方资料描述：“防空力量方面，有一个高炮营，一个火箭营（即防空导弹营），一个雷达营。没有作战飞机，其航空局仅有三个运输大队，一个通讯大队，人数两千人。”；另有外军情报描述：“从1969年到1979年蒙古装备过米格-17歼击机”；
——这里无论是哪个版本，蒙军当时即使有歼击机，其指挥权也在苏军手中。其装备型号（米格-17）也无法完成夜战拦截任务。
最后再看中国空军？
当时中国空军的使命就是国土防空，也刚刚经历过拦截国民党侦察机和越战入侵美机的激烈实战，也能够第一时间获悉256号的相关情报。从作战指挥体系和经验上说，其实中国空军是当时最有可能实施拦截的，但却在拦截256号上缺乏必要的技术手段。
当时的中国空军的夜战装备还很弱，即使最先进的米格-21/歼-7型歼击机也非全天候型，不具备夜战能力。当时中国整个夜空几乎完全开放，仅有的几个夜航大队（装备歼-5全天候型和歼-6全天候型）和二十余个防空导弹营，所防范对象还是半夜来访的国民党侦察机。防空导弹部队的作战形式也是要地防空或设点打埋伏，根本没有预计过会有拦截副统帅专机这样的任务。
整个256号在中国境内的航线上，只有赤峰驻有歼击机部队。虽然这支部队是王牌师空一师，但同样缺乏全天候歼击机。9月13日凌晨1时12分，在256号飞临赤峰附近时，吴法宪（在西郊机场）曾打电话给周恩来，请示是否拦截？并提出了拦截方案（后吴法宪解释，“我说的拦截，不是打下来的意思，而是要截回来”）。这个拦截建议也引出了毛泽东“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的名言。
无论吴法宪的拦截指是“打下来”还是“截回来”，对于当时的技术手段和条件来说都是不可能。普通昼间型歼击机升空拦截，仅靠地面引导，单是找到“副统帅”就非常困难。这样的情况在50～60年代拦截台湾国民党空军34中队（“黑蝙蝠”）侦察机作战中就常有发生，在913当天也实际再次发生——9月13日3时15分，在北京的周宇驰和于新野、李伟信三人劫持3685号直升机外逃。空军派出数架歼击机拦截，但根本没能找到直升机。最终还是靠飞行员陈士印和陈修文的周旋，3685号才未能出逃成功（陈修文牺牲）。
对于上述这些中苏蒙三方的空防军情，林立果和潘景寅是一清二楚的。从歼击机拦截的可能性上看，当时的各方对256号都是望尘莫及。
二、防空导弹击落的可能性
256号被防空导弹击落，也是各种传说中比较流行的版本。不过这一版本比战斗机拦截版，更加没有可能性、更加不靠谱。
先姑且不论苏联是否在蒙古部署有防空导弹，既然不少人怀疑是导弹打了256号，那就假设外蒙有苏军防空导弹吧。
256号的航线始终保持在3000米的中低空，这对于当时的防空导弹来说很尴尬。当年的防空导弹还主要是用于拦截中高空轰炸机和侦察机，对付中低空目标还主要是由大口径高炮来完成。要对付3000米左右飞行的256号，苏联当时唯一可能的导弹只有“萨姆-3”型（更先进的“萨姆-6”型在1967年才刚刚定型）。
三、两个关键性证据的缺失
256号若是被击落，至少要留下两个关键性证据——攻击后留下弹片痕迹，以及击落当时高强度的电子通讯。
首先从弹片痕迹上分析，导弹（无论空对空或是地对空）一般有两种战斗部，连续杆（还有一种离散杆式）和破片式。
所谓连续杆战斗部，就是由一连串的小钢条采取首尾相连的方式，连成一个金属环。这个金属环平时压缩成直径很小的金属圆筒，存放在导弹战斗部中。在爆炸时炸药冲击金属圆筒，使其瞬间膨胀，形成一个不断扩张的链条状金属环。这种战斗部爆炸时的威力相当大，金属环张开时产生的机械力能将目标整个飞机拦腰切断，造成严重的结构损伤。故一般此战斗部专门用于对付体积较大、速度较低的大型目标（如轰炸机，大型侦察机）。（离散杆的原理与连续杆在一定程度上近似，但小金属杆首尾不相连，由炸药爆炸的能量使其在空中旋转，在某一半径处正好构成一个杆环。）
第二次“演示”则是五年后的1983年9月1日清晨。这次还是大韩航空，还是苏-15截击机，也还是射两枚导弹一枚命中。所不同的则是，此次受害者KAL007号航班在13分钟后凌空爆炸于库页岛西南方的公海上，全机无人幸免。
从导弹杀伤效果也可以看出，如果256号遭到了导弹攻击。无论是防空导弹还是空空导弹攻击，256号一定会被打的千创百孔。这种如散弹枪式的攻击效果所留下的证据，是根本无法掩盖的。
但事实上，“913”近40年过去了，飞机残骸也被多方人士、多次的考察。除了右机翼根部有一个直径40多厘米的圆洞外，却从未有人发现飞机有被导弹碎片命中的痕迹。
时隔近40年过去了，国内外关于256号专机的各种小道消息不断，甚至有顾大寿、前KGB官员这样的前官方人士。但却从未有过消息（哪怕是小道消息）或猜测角度，认真描述过256号入蒙当时的中苏蒙军的电子通讯监听情况。
无论是引导拦截机升空作战，还是指挥地空导弹攻击，一线部队与后方机关之间必然要产生大量的电子通讯信号。这些瞬时爆发的电子通讯信号，均是各国军事侦察的首要关注对象。
“有一架飞机正在升空”，“不明飞行物沿边界飞行”，“有个大型目标从中国方向入侵”，“发动机空中起火”，“大型目标在空中起火了，掉下来了”，“空中不明物体燃烧降落下来”，“温都尔汗有一架大型飞机失火掉下来了”……。所有这些版本均只提到了256号的飞行过程和坠毁，却没有提到拦截机与地面，或是防空部队与指挥所的通讯。而且各版本多侧重点在强调256号“失火”，以证明“被击落说”。
在真实的防空作战中，如果侦察到了入侵敌机，产生的电讯就并非会是这样简单的报告，而是指挥机关与各级作战单位之间的高强度通讯。同时上述版本还不同程度的存在自相矛盾，比如“发动机空中起火”“燃烧降落下来”这些都不是靠雷达能判断的，只有空中的飞行员（或地面观察员）肉眼才能看到。而当时若有空中的飞行员，则空地间的通讯强度至少要猛增百倍以上（如有地面观察也是同理）。如此高强度的电讯信号，要是有所谓的“技侦八团”是不可能监听不到的。
类似的如1978年苏军拦截大韩航空902航班，1983年苏军拦截大韩航空007航班，甚至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在这些真实发生的入侵拦截作战中，都少不了提及电讯信号的爆炸性增长或空地通讯被监听到（哪怕是传闻）。913事件最早被西方获知并关联上林彪，也是由日本的电子侦察机构，通过事后中方突然爆增的电讯信号，做出了“中国高层发生重大异常”的情报判断。
“有一架飞机正在升空”，“不明飞行物沿边界飞行”，“有个大型目标从中国方向入侵”，“发动机空中起火”，“大型目标在空中起火了，掉下来了”，“空中不明物体燃烧降落下来”，“温都尔汗有一架大型飞机失火掉下来了”……。所有这些版本均只提到了256号的飞行过程和坠毁，却没有提到拦截机与地面，或是防空部队与指挥所的通讯。而且各版本多侧重点在强调256号“失火”，以证明“被击落说”。
在真实的防空作战中，如果侦察到了入侵敌机，产生的电讯就并非会是这样简单的报告，而是指挥机关与各级作战单位之间的高强度通讯。同时上述版本还不同程度的存在自相矛盾，比如“发动机空中起火”“燃烧降落下来”这些都不是靠雷达能判断的，只有空中的飞行员（或地面观察员）肉眼才能看到。而当时若有空中的飞行员，则空地间的通讯强度至少要猛增百倍以上（如有地面观察也是同理）。如此高强度的电讯信号，要是有所谓的“技侦八团”是不可能监听不到的。
类似的如1978年苏军拦截大韩航空902航班，1983年苏军拦截大韩航空007航班，甚至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在这些真实发生的入侵拦截作战中，都少不了提及电讯信号的爆炸性增长或空地通讯被监听到（哪怕是传闻）。913事件最早被西方获知并关联上林彪，也是由日本的电子侦察机构，通过事后中方突然爆增的电讯信号，做出了“中国高层发生重大异常”的情报判断。
事实上，根据苏蒙方面的资料，由于9月12日是周日，翌日（9月13日）凌晨仍处于休假状态。苏军和蒙军的雷达站都对256号进入蒙古未有察觉。更夸张的是256号入蒙的414号界桩附近的阿沙盖图蒙军边防站，他们在9月13日凌晨第一时间就发现256号飞入蒙境，但却把这个情报压了9个小时17分钟才上报边防总队，而边防总队又因各种原因延误了8个小时40分钟才再上报。也就是说，蒙军边防系统在256号越境17个小时57分钟后（已到9月13日下午4时），才上报到乌兰巴托公安部边防内务军事务局。苏军和蒙军的这一系列防空漏洞，促使当年10月底，苏联国土防空军总司令巴季茨基空军元帅亲赴蒙古，检查并整顿苏、蒙军的防空系统。
所以，256号“击落说”中鲜有提及高强度电讯，本身就犯了一个相当低极的军事常识性错误。这一关键证据的缺失也说明了256号并非是被击落。而那些包括“技侦八团”在内的“失火”监听，也很可能只是业余人士的“个人创作”或是有所篡改，并非完全真实。
总之，虽然持256号被击落观点的猜测理由有很多：有顾大寿回忆录的“击落”，有所谓的“‘起火’目击”，有“周恩来故意隐瞒”猜测，甚至有内鬼放炸弹的猜测，等等不一而足。
但最关键的是，无论如何击落必定留下千创百孔的弹片痕迹；实施拦截作战也必然产生高强度的电讯信号而被监听到。这两点证据只要缺失，256号就不可能是被击落的！
贰、256号坠毁若干疑点的分析与解释
256号究竟飞到了哪里？
256号的“问号”航线有无疑点？
256号为什么不与任何一方进行无线电联络？
为什么256号迫降时未放襟翼？
为什么256号迫降时未使用发动机反推力系统？
为什么256号带余油迫降？
潘景寅的一系列操作有无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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