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澳1号”地下宝藏，只是个海运意外，而考古中发现的地下宝物，不少则是古人有意埋下的。中国是个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由于中国人(特别是解放前的土财主们)有将值钱东西暗埋到地下收藏的习惯，即所谓“窖藏”，因此，到目前为止，中国境内的地下还留有很多古人埋藏下的宝物。

中国地下宝藏具体能多少?谁也说不清。反正，不时会有出土。如南京博物院的镇馆之宝——西汉“金兽”、战国“错金银铜壶”、“郢爰”就是盱眙县一位名叫万以全的农民，从地窖里刨出来的。发现经过是这样的：1982年正月初七，马湖店村农民万以全挖水渠，正月做活，人们图吉利，会说是刨金子。想不到，万以全真的刨到金子来了，他一锹下去，现出了一个闪闪发光的金兽。

后经称量，这只金兽重达9100克，是目前全国考古出土的金器中最重的一件金器。金兽还下盖着一个精美的铜壶，壶内装满了金器，其中9块半金饼，重2864克;15块马蹄金、麟趾金，重达4845克;11块金版“郢爰”，重达3260克。黄金总重量超过20千克。万以全得宝的消息传出后，有人要求“见眼一份”，把宝物分了，眼红得快发了疯的当地人，把万以全家的房子都挤坏了。后来，万以全把所得宝物都捐给了南博，南博当时给了他5000元人民币，予以奖励，这笔钱大部分都用于修建被挤坏的房子了。

盱眙很古老，春秋时管鲍分金的故事就发生于此。这批宝物到底是什么人、什么时候埋下的?至今成谜，估计不会是一般的土财主，土财主家不会有那么多国宝。

盱眙地窖里出土的宝物，虽然价值连城，但毕竟还是有限的，并不是大宗发现。在中国历史上，有三起大宗宝物下落之谜，考古界至今没有解开。这三起，都与农民起义军有关。

第一宗是，项羽从秦宫里抢走的大量财宝，弄哪去了?《史记·项羽本纪》(卷七)记载，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这里的“东”，有学者认为是项羽的都城——彭城，即今天的徐州。又据《水经注》，项羽还盗掘了秦始皇的骊山大墓。传说秦陵随葬的奇珍异宝甚多，项羽派了30万大军前去盗掘，所获宝物运了个把月才运完(项羽盗秦陵的故事，详见倪方六着《中国人盗墓史》)，徐州学者估计，这批宝物也运回彭城了。

后来，项羽乌江自尽，这么多的宝物弄哪去了?如果说在彭城的话，自古及今，徐州地方志上都没有这批宝物发现的记载，当地也无传说。近年有学者认为，项羽没有盗秦陵，也没有什么宝物存世，就算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史记》中所记载，项羽在秦宫中所获“货宝”应该有吧，这部分弄哪去了?有人认为，很可能让刘邦得到了。当然也不排除，这批宝物失散于民间的可能性，或许仍藏于地下，仍在徐州一带地下的可能性并不能排除。

第二宗是，李自成从明宫中抢走的大量财宝，弄哪去了?1644年4月25日，大明王朝的运数尽了，明思宗朱由检在煤山那棵老歪脖子树上吊死了，以身殉国。李自成的起义大军攻占了紫禁城。大明王朝近三百年间积攒下的金宝奇珠不计其数，全都成了李自成和起义军的“战利品”。但是，李自成在金銮殿龙椅上的屁股还没有坐热，清军就从关外打了进来，李自成不得不退出京城，远走他乡。

据说，离京时李自成密令手下，将宫内金银财宝悉数带出。由于战事吃紧，大量的宝物只能藏匿起来。执行这一秘密藏宝任务的，传说是李自成的侄子李过。李过见大势已去，后削发为僧，遁入空门。李过法号“野拂”，圆寂于湖南张家界天门山。李过到了天门山后，那批宝物也随他运到了这里，秘藏于山洞中。李过死后，这批宝物的藏收地点，也没有人知道了。

另一种说法是，这批宝物由李自成亲自安排，秘藏到湖南省南部一个叫莽山地方，尚有山洞叫“皇藏岩”。传说当年李自成运宝是驴驮人挑，“九驴十八担” 一说，就是这么一回事情。当地几百年来一直流行一句民谣：“石岩冲，三座桥，慢行百步走，三窑金。”当地人称这是李自成的藏宝秘语，但至今也没有人能破译其密码。近几十年来，不时有人前去天门山、莽山一带“寻宝”，央视相关栏目还曾做过报道，但全告失败，均一无所获。

第三宗是，洪秀全天平天国的国库银两，弄哪去了?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揭竿而起，太平天国运动正式爆发。太平军攻城略地，捷报频传，而清军则是屡战屡败。仅用了两三年时间，太平军便攻占江南政治中心——南京，并定都于此，易名“天京”——“中国”诞生。太平军要求很严，每攻下一城一池，所获财物番数上缴归公，官兵一律不得私藏，民人藏金一两或银五两以上，都要问斩，此即所谓“圣库制度”。所以，在短时间内，太平军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为立国积累了雄厚的财物，中国的宫殿(天王府)造得“金碧辉煌”，真若天堂，就是因为太平天国有钱。

洪秀全死后不久，天京也让曾国藩的湘军攻陷了。在陷城前，传说中国国库中的大量银两，和洪秀全的尸体一样，已被秘密埋藏于天王府的地下，这个地方就是今总统府所在地(此事详见倪方六着《风水三千年》)。湘军在曾国藩弟弟曾国荃指挥下，占领天王府后，挖地三尺，不留死角，希望找到埋藏的财宝。但天王府被挖了个底朝天，也没有见到这批财宝的影子。太平天国的国库银两都弄哪了?

有学者认为，太平天国到最后国库非常空虚，埋藏财宝只是外界的猜测，太平军后期重要将领李秀成在被湘军抓捕后的口供证实，“国库无存米”，“家内无存金银”。另有一说，太平天国埋起来的宝物让曾家秘密刨走了，曾国藩的夫人由江宁(南京)返回湖南时，护送的船只有200多艘，外界猜测装载的是刨出的太平天国财宝。曾国荃后来让人把天王府烧了，据说就是为了掩自己掘宝的罪行，清朝廷曾欲弄清真相，慈禧任命马新贻为两江总督，任务之一是密查太平天国财宝的下落。但不久马新贻被人刺杀了，此事不了了之。曾氏始终不承认自己贪占了太平天国的财宝。

更多的人认为，即便天王府地下的财宝让曾氏家族刨走了，在南京城的别处，也应该还有太平天国时期埋下的宝物。民国初年，曾有民国要人雇人在南京城内四处秘寻暗查，终无所获;南京解放不久，听说天王府地下窖金，曾将西花园中的湖水放干，希望发现这批财宝，但同样失望。太平天国财宝真相，至今真相扑朔迷离，不久前还有当地媒体就此进行追踪采访。

御用厨师解密：毛主席最不爱吃的蔬菜竟是这

红烧肉、豆豉腊肉、豆豉苦瓜、辣椒圈、鱼头豆腐、盐水鸡、扒双菜和一小盆三鲜馅饺子，加上中午的剩菜，年夜饭齐了。

“那天做完饭之后，我特别想接近他，想和他说说话”，程汝明说，“所以我情不自禁就凑到了他跟前。”

见程汝明站在身旁，毛泽东特意调整了一下坐姿，然后冲着程汝明乐了。

程汝明也乐了，他说他没问毛泽东为什么乐，但他乐是“因为主席乐了”。

如今85岁的程汝明已经记不准这是哪个年的菜单、哪个年的乐了。自1954年成为毛泽东的厨师，程汝明在“主席家”干满了22年。关于这22年的除夕，程汝明印象最深的是“每到过年那天，主席就一直在笑”，而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也经常受邀与毛泽东一家共进晚餐。

作为“主席家”的掌灶人，程汝明反倒想不起他曾为自己与毛泽东一家共进的晚餐变出过哪些花样，因为虽是除夕，毛泽东却从没对厨房做过什么特别吩咐，除了绝不允许程汝明展示他的国宴手艺。于是，“多做几个他平时爱吃的菜”就成了程汝明做年夜饭的唯一原则——给毛泽东做年夜饭的原则。

过年的饺子，毛泽东只吃了一个

毛泽东爱吃红烧肉，这道菜，年夜饭里自然少不得。

不过，毛泽东爱吃的红烧肉必须按程汝明研究的配方制作，因为在当上毛泽东的厨师之后不久，程汝明便得知，毛泽东的菜里有些佐料添不得。

知道这事，是因为程汝明给毛泽东做的第一盘红烧肉，毛泽东竟然一块也没动。程汝明当时问毛泽东是不是觉得味道不好，毛泽东只说自己不喜欢吃酱油。追问之下，程汝明才弄清为什么毛泽东会有这样一个习惯。

原来，毛泽东年少时，家里曾开过酱油作坊。当时酿造酱油多通过自然晒制发酵。一年夏天，毛泽东无意间看见酱油缸里有些白点，待走近观察才发现，那些白点竟是酱油发酵时孳生的蛆虫。从那时起，毛泽东再也不吃酱油，只是毛泽东的坚定让程汝明感到有点为难——以后还做不做红烧肉?

当然做，而且后来的红烧肉还令毛泽东情有独钟。其实程汝明琢磨出的办法，就是用糖色加盐，代替酱油为肉着色调味，这样烹制的红烧肉咸鲜不失、甜味兼得，毛泽东尝过之后很是受用。程汝明则由此掌握了一个规律：“只要上这道红烧肉，主席准保不会剩下。”

除红烧肉外，毛泽东还爱吃辣椒、苦瓜以及多数湖南人都喜欢的腊肉。毛泽东总说，“不能吃辣椒和苦瓜的人，怎么能干革命?”而程汝明却常想“不用酱油，怎么能做出主席爱吃的辣椒和苦瓜?”好在毛泽东不讨厌豆豉，于是在程汝明总结出的“爱吃”菜单上，豆豉辣椒圈和豆豉苦瓜的地位便如红烧肉一样稳固。

不过，程汝明的菜单也并非总能让毛泽东胃口大开。进中南海后不久的一个除夕，程汝明准备晚饭包饺子，为此，他还特意问了毛泽东喜欢吃什么馅。毛泽东的回答是“什么馅都行，我吃不了几个”。程汝明以为毛泽东食欲不佳，所以就做了自己拿手的三鲜馅。没想到吃饭的时候，毛泽东只尝了一个，就再没碰过饺子。

那顿饭之后有人告诉程汝明，其实南方人过年更喜欢吃年糕，随着对“主席家”饮食习惯的逐渐了解，程汝明还发现毛泽东和江青都不爱吃韭菜。因此，程汝明后来很少再给毛泽东包饺子，第二年除夕的晚餐里，主食也自然变成了年糕，“主席吃了好几块”，程汝明清楚地记得。

用心之处还不止于此。程汝明说，做年夜饭的时候，他不会像平日那样刻意往菜里多加汤水，因为他知道，毛泽东吃这顿饭的时候不会看书。“主席吃饭喜欢看书看文件，一看起来吃得就慢，菜就容易凉。所以我一般会往菜里放点汤，保温。”

吃时不看不意味着吃完不看，而这也正是毛泽东令程汝明颇为感动的地方。程汝明记得，腊月三十吃完晚饭，毛泽东通常会和家人、工作人员聊聊天，然后一如既往地熬夜批阅文件。有一年，毛泽东一熬就熬到了正月初一上午十点。等毛泽东睡去后，工作人员赶忙拿出两个牌子，“封锁”了毛泽东住室菊香书屋前的道路，牌子上写着“禁止车辆通行”。

“这是主席默许的最大的‘特殊化’”，程汝明说，因为毛泽东睡眠不好，有时一天只能睡一两个钟头，工作人员怕他睡觉时被外面路过的车吵醒，所以就想了这样一个办法。“挂上这两个牌子就说明主席正在睡觉，这会儿不管多大的官我们也请您绕行。”

可是也有不按命令办事的。

鸟!

有一年，正月初一早晨，菊香书屋外的树上一直有鸟在叫，工作人员见状着急了，纷纷找东西赶鸟。虽然地上有石头，但是没人敢用，因为大家都觉得石头落地时那“啪”的一声比鸟叫更可怕。后来有人用路边的土和着水弄了几个泥团。泥团上天，鸟飞去，泥团落地，“噗”一声。程汝明他们松了口气。

“大饼”里的肉，没能瞒过毛泽东

“困难时期”开始后，毛泽东决定降低自己的伙食标准，程汝明因此得到命令：以后不准做肉菜了。这事着实让程汝明愁了一阵。为保证毛泽东的健康，肉肯定还要做，但既然毛泽东已经嘱咐过了，程汝明又不敢把肉做到明处。

想到毛泽东爱吃的葱花饼之后，程汝明准备“把肉放在暗处”。

程汝明是山东人，喜欢吃大葱，刚进中南海的时候，他很希望能与毛泽东“奇味”共分享，可毛泽东偏就对葱不感兴趣。1958年的一天，执着的程汝明试着做了个葱花饼。这个小点心的配料不过就是葱花、盐和五香粉，却被毛泽东品出了滋味，以至吃完之后，毛泽东连说“再给我一个”，从此开始欣赏葱香。

1960年除夕，程汝明偷偷往葱花饼里加了猪肉。

程汝明觉得，“放在暗处”最好能化肉于无形，恰巧毛泽东平时爱吃肥肉，于是那天晚上，程汝明就用一块肥猪肉熬了一碗大油。做葱花饼的时候，程汝明把这碗“液态猪肉”和进了面里，而且还在葱花里掺了几个肉丁。当时毛泽东并没觉察出这顿饭内藏蹊跷，只是盛赞“程师傅的大饼做得香!”

然而没过多久，“大饼”里的那点事还是露馅了，程汝明随即被告知“不许再做‘大饼’”。

其实即便是在粮肉丰足的年代，毛泽东的饭食也很俭朴。至于年夜饭，程汝明记得住的好菜，只有一个罗汉大虾，倒是有几次除夕中午剩了菜，晚饭的时候，毛泽东还一定要让程汝明端上桌来。

由于毛泽东每月的伙食费要从当月的工资中扣付，所以程汝明总是想方设法地把菜做得既可口又省钱。比如毛泽东爱吃鱼，逢年过节的时候，程汝明就会做个鱼头豆腐。尽管如此“鱼”菜，纯属以偏概全，但毛泽东却非常满足。

1962年春节前，程汝明随毛泽东到了上海。除夕那天，上海市政府为了显得红火喜庆，特意给毛泽东送来一篮红鸡蛋。不过毛泽东并没因此高兴，反倒觉得有点浪费。就在这年春节之后，善于精打细算的程汝明被毛泽东派给了江青，“要把江青同志的伙食费控制好”，毛泽东在和程汝明谈话时如此交代。

“江青不太懂得节约”，程汝明说，“但对饭菜也不像外面传的那么挑剔”。江青喜欢吃甜食，所以过年做饭的时候，程汝明会专门为江青加个什锦布丁或奶油蛋糕。给毛泽东安排的加菜则主要是各种做法的辣椒，比如程汝明发明的烤辣椒——洗净的辣椒整根放到火上烧烤，待表皮烤焦后入盘，加糖、盐、豆豉，最后点鸡汤收汁。“主席基本上一口一根”，程汝明说。

进入1960年代，年事已高的毛泽东开始刻意改变一些饮食习惯。“主席酒量很大，以前过年的时候，白酒、红酒、黄酒都会喝一点”，程汝明说。不过由于牙病渐重，所以毛泽东后来就不再喝酒，除非是在重要的外交场合。1970年代后，毛泽东经常咳嗽，辣椒因此也不再受宠。到了晚年，为了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毛泽东最终把心爱的红烧肉也戒了。

1976年1月30日，毛泽东平生最后一个除夕。那天下午，毛泽东破天荒地提出晚上要放爆竹，工作人员为此专门去西单买了一些花炮。“那时候主席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了”，程汝明猜测，“他大概是觉得放炮可以驱邪，带来健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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