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吴宓和胡适都以文学为职志，不同之处在于，吴宓是彻底的保守主义，是反对新文学革命的“国粹派”，胡适却是渐进的自由主义，是新文学革命的主帅。因此，二人在几十年间便处于思想的对立之中。

　　胡适比吴宓大三岁，两人都是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毕业前往美国。胡适进康奈尔大学，先学农业，后改学哲学。吴宓则是学比较文学。二人在政治理念上都接受的是英国的保守主义，反对以法兰西革命为榜样的激进社会革命。

　　二人都以文学为职志，不同之处在于，吴宓是彻底的保守主义，是反对新文学革命的“国粹派”，胡适却是渐进的自由主义，是新文学革命的主帅。因此，二人在几十年间便处于思想的对立之中。

　　吴宓抱定宗旨要和新文学派做对头

　　胡适性情平和，处世雍容，即使是论战的对手，也都能以礼相待。吴宓则往往为性情所驱使，喜怒形于颜色。一旦对人产生陈见，便很难消释。吴宓还在美国留学的时候，胡适已经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了很多鼓吹文学革命的文章，成为新文学的代表人物。吴宓因为受美国新人文主义大师白壁德影响，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当破坏，在心底认定胡适是破坏中国文化的罪人，而且对受胡适影响的林语堂等人亦怀陈见。以后，连他的得意门生钱钟书因为和“新月派”有些联系，也一度被他防范。在这中间，只有一个梁实秋是例外。在吴宓言论和日记中，只见骂林语堂而不见骂梁实秋。

吴宓

　　胡适在学术界很有人缘，即使是在“国粹派”一度集中的清华，他也有发言权。王国维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实际上是胡适推荐。胡适鼓吹白话文，反对旧诗，这是吴宓最为反对的，但是，胡适同时还提倡“整理国故”，在这方面他的成绩也是明显的(胡适自己承认他的“整理国故”是为了“捉妖”“打鬼”)。吴宓办《学衡》，经济上几乎全靠自己掏腰包，在发行量很少的情况下，倒是胡适自费买了一整套。当然他还是为了“捉妖”“打鬼”，却用的是对手也无可非议的文明手段。胡适当北京大学文学院长时，温源宁一度是外文系主任，吴宓想在北京大学兼课，就没有碰到什么麻烦。可见，胡适待人，确实有君子之量。1929年1月27日晚，温源宁在东安门外大街东兴楼请客，在座者有胡适、周作人、张凤举、吴宓等等，以北京大学教授为多。在这次宴聚时，胡适请吴宓参加他正在筹划的英国文学名著的刊译工作，态度友好。

　　吴宓对胡适的成见却一直没有消除。本来，吴宓和梁启超关系一直很好，陈寅恪一度希望梁启超出掌清华，吴宓受陈寅恪之托往天津见梁，梁提出他若掌校，必请胡适来研究院。说者可能无心，听者大为有意，吴宓便不愿意再为之奔走。原来吴宓是抱定宗旨要和胡适为首的“新文学派”做对头。不论胡适怎样示好，他都不为所动。说他小心眼可以，说他固执也行。“独持偏见，一意孤行”，用在他身上，倒也恰切。且看吴宓还会怎样对待胡适。

　　“念生平受宓恩惠提携，或所谓志同道合之友生，相率叛我弃我而归于敌方”

　　1937年4月24日，清华大学要在召开成立十周年纪念会的同时邀请胡适来校演讲“考证学之来源”。胡适在文化行为上确实是一个善于进攻的斗士，他到“国粹派”的大本营来不讲“洋学”，专讲“国学”，可见其在学术上颇有如入无人之境的自信。校方还要求吴宓陪座。吴宓不愿意为胡适捧场，便一个人跑到中央公园看了半天报纸。其实，胡适未必知道吴宓对他是这样一种心情。当时学界内外，“我的朋友胡适之”是寻常言语，独吴雨僧不仅不肯与胡适之为友，亦憎恶自己友朋成为“胡适之的朋友”。贺麟、曹葆华、李健吾本来都是他的得意弟子，但是这些人要在文化学术界立足，也不能不和胡适发生关系。吴宓就有些想不开。他在1937年5月19日写道：“念生平受宓恩惠提携，或所谓志同道合之友生，相率叛我弃我而归于敌方，尤其稍得胡适之沾溉者，则离绝我唯恐不速不坚(《吴宓日记》第6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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