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讨论捻军失败多着眼于农民阶级的一般局限性,而联系具体领袖人物的分析则较少,笔者从六个方面对捻军领袖人物的不足作了具体探讨,分析了这些不足与捻军失败的关系

　　十九世纪中叶,清朝统治下的中国爆发了近代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南方是太平天国和天地会,北方是捻军,西南、西北是各少数民族。

　　但是,这些起义都以失败告终,没有逃脱历代农民起义的悲惨结局。对此,多少人从理论上、事实上作过深入探讨。但总觉得有隔靴搔痒之嫌,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由于“阶级立场”、“阶级意识”束缚着人们从深层次去探讨,有颂扬没有批评,有拔高而不实事求是。不能从主观上,从农民本身尖锐地提出问题,仅仅从理论上空洞地总结几条教训,唯恐触及到问题的要害。这不是历史的、科学的态度。本文力求避免这种倾向,从考察捻军人物的局限性入手,探讨捻军以及其他农民起义失败的深层次原因。其他方面暂且从略。

　　咸丰刚刚登基,农民起义就在全国各地爆发,来势之猛,完全出乎统治者的意料。这些起义有着十分鲜明的特色。南方太平天国与清王朝对峙,目标明确,阵线分明。捻军与北方其他农民军由于地理环境、历史传统和政治经济背景的不同,情形十分复杂。捻军(包括其他农民军)首领虽然形形色色,但传统的“农民意识”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逼上梁山与自发造反

　　捻军起义基本上是逼出来的,一是人祸,二是天灾,为了生存不自觉地走上反抗道路,政治意识十分淡薄。起义之初有意做“白头贼”,有意“重整江山”,推翻清王朝的是极少数。捻军首领中的“梁山好汉”(仁义光棍)占大多数,也有“五浪光棍”(或称“武郎光棍”,即流氓无产者)。由于政治迫害,或生存受到威胁,或寻仇斗杀,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就上了“梁山”。捻军首领中宋江式的人物不少,虽不是一个模式,被迫造反却有相同之处。张乐行是地方上的大财主,有财有势也有影响,生存并未受到威胁,“初无意作白头贼”。但是,他好勇好斗,做买卖,开赌场,保送私盐,寻仇斗杀,“争光棍”、“撵绵羊”,于是与各种地方势力的冲突日益尖锐起来。他又行侠仗义,是地方上有名的“仁义光棍”,归附他的人日众,这就???鸨?旆醋急噶颂跫?W侥谜爬中械姆缟?嚼丛浇?终于把他逼上反抗道路。这种被迫造反终究是不能持久的,随时表现为政治上的犹豫和动摇,于是他出现两次“受抚投官”。自1855年(清咸丰五年)雉河集会盟以后,张乐行成为头面和核心人物,也就骑虎难下,只有义无反顾,造反到底。后来他虽然犯过不少错误,但终归是一位杰出的捻军领袖,以反抗清朝起义始,以英勇就义终。张敏行是因为斗争形势逼迫和张乐行把事件闹大,才把他送上造反的历史舞台。龚得树、苏天福等人既因为贫寒,生存受到威胁,也因为卷进各种斗杀冲突之中,走上造反道路。“苏天福事件”是导火线,引爆大规模的反抗斗争。侯士伟受本村地主的政治迫害,又参与斗杀,最后结捻起义,竖起了红旗。刘学渊、刘玉渊则是反抗盐官的压迫和诬陷而结捻起义。张宗禹是在与顽固凶狠的父亲发生激烈冲突,无以家还而加入捻军。张龙、陈大喜当初是团练小头目,因受压迫,愤而结捻起义。韩奇峰不愿意造反,是别人把大旗插到他家门口,逼他出来造反的。江台凌、孙葵心则是受人欺侮,险遭砍杀、逮捕而竖旗起事。此外,刘永敬、刘天台、刘天福、李大喜、任乾、任化邦、鹿利科、葛苍龙等,都因贫寒无以为生,被迫结捻起义,成为捻军的首领。除了捻军,河南的联庄会,山东的长枪会等,都是官逼民反。就是苗沛霖、李昭寿,最初也是遭受政治迫害,与当权势力发生激烈冲突,才铤而走险,发动起义,后来投降了清朝,再反叛也是逼出来的。自发造反,胸无大志,缺少政治意识和政治目标,这是捻军人物的共同特征。正因为如此,他们无法团结起来,形成坚强、统一、浩浩荡荡的武装力量,去共同奋斗,完成历史赋予他们的政治使命。

　　

　　二、宗族武装与地域集团

　　长期以来,宗族、帮会、社团是民间社会的三大组织形式,对于基层社会的运行和发展,发挥着重要功能,也是政治斗争的重要工具。近代农民起义除了帮会,如天地会、拜上帝会、白莲教会起着重要的组织发动作用(后期的维新、革命运动则以社团起组织发动作用),宗族组织(以族姓宗祠为核心的血缘性集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捻军起义就是这样组织发动起来的。宗族(家族)是结捻的纽带,扩大一点为宗亲集团。宗亲集团以人成军,举家举族从军。以人成军是宗亲集团(宗族武装)的支柱,人存军存,人死军溃。与宗族武装紧密联系的是地域集团。捻军起义初期,黄旗捻军以张姓为核心,分布在毫州雉河集以北。蓝旗捻军以韩、刘、李、任、陆、张等姓族为主体,以顺和集为中心,地处毫州与宿州之间,其中以刘姓实力最强,地域最宽。白旗捻军的姓族也较多,包括龚、孙、江、王、葛等,地处雉河以南。黑旗捻军姓族更多,包括苏、王、宋、刘、李、杨等,地处雉河集西北。红旗捻军力量小,地域狭,影响也小。这些地域性集团只是松散的联合,以大宗族为核心。后来,地域性的五旗捻军连形式也不存在,以人成军,以宗族为核心形成大大小小的山头(宗族武装)。只有张、龚、苏3个宗族集团结成巩固的联盟,长期战斗在一起(龚、苏白、黑旗捻军中的其他宗族武装后来也纷纷出走,形成新的集团),也是捻军的核心力量。

　　这种宗族武装和地域集团是原始的,落后的,具有很大的落后性。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宗法制度,以及聚族而居的历史传统,构成各式各样、分散独立的宗族社会和地域集团。这既是乡村社会的显著特点,也是农民军山头主义、小集团意识的根源,具有很大的腐蚀性和破坏性。数十支捻军、数十万捻军队伍,不但走不到一起来,形成强大的军事集团,而且互相争斗仇杀,斗得你死我活,结果被敌人各个击破。为什么捻军起义时期,互相仇杀的、坐山观虎斗的、叛变投敌的、脚踏两边船的那么多,这既是农民意识,尤其是流氓无产者的劣根性,也是宗族小集团意识的幽灵在作怪。捻军的宗族观念、地域观念十分浓厚,只有自己小山头、小集团的利益,对外采取极端的排斥态度,姓族与姓族之间,地域与地域之间,旗与旗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相互对立,发展到了互相仇杀。就是在与清军作殊死搏斗时,争夺仇杀时常发生。“刘饿狼事件”并不是什么“怪事”,后果只是自毁长城,自掘坟墓。多少捻军首领就是这样被自己人出卖,而走上断头台,这种对立和冲突一直延续到捻军失败,血的教训谁都不去总结吸取,宁肯自取灭亡。

　　三、半是“日子主”,半是“穷光蛋”

　　捻军歌谣里有“穷了多少日子主,发了多少穷光蛋”的唱词。在皖北,“日子主”是对财主的称呼。捻军起义后,多少“日子主”遭到沉重打击,或被杀,或逃亡,或成了穷光蛋。捻军首领中大量是“穷光蛋”,也有大量“日子主”,捻军的基本队伍则是“穷光蛋”。“日子主”转化而充当捻军首领,如张敏行、张乐行兄弟,家有四、五顷地,分家后仍各有数十百亩。张乐行还开过粮行、糟坊、杂货铺,摆过赌场,贩过私盐,家有佣工、丫头,可谓不大不小的财主。张宗禹家更富有,有10多顷地,佃户佣工一大批。张振江也是个小财主,家有顷把地。可以说张姓黄旗旗主大多是财主出身,不过有大小之分。陆遐龄是地方有名的财主,又出身书香门第,且三代尚武,本人是武秀才,为一方豪强。苏天福稍有土地,开过粉坊,卖过油,贩过羊,是个小财主、小商人。王贯三稍有财势,也是武秀才,在当地声望不小。赵浩然武童生出身,家稍富有。韩奇峰是个大家庭,有地二、三十顷,在地方上声望不小。江台凌家有两顷地,本是个“日子主”,二哥还是个文生秀才。孙葵心有一、二十亩地,略有家财。纪伦有两顷地,筑有很大的圩寨,本人还当过清军小头目。张朝阶祖上是书香门第、富贵之家,本人还有三顷地。葛苍龙是有名的“盐趟主”,给地方官吏当过“保镖”。张龙、陈大喜既当过团练小头目,家财亦富有。其他农民军首领“日子主”就更多。河南联庄会、山东长枪会的头目大多是地方上有财有势的人物,又是团练头子,只是在与地方官吏、反动团练的冲突中反抗起义的。幅军中的孙化祥充过巡役,贩过私盐,有财有势。刘淑愈还是个进士。文贤教军中的董乾儒是个举人,宋继鹏办过团练,任团长。淄川起义的刘培德中过秀才,组织过团练。黄崖教军中的张积中还是太谷学派的领袖。这些“日子主”们并没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和造反精神,并未想到要造清朝的反,当个叛逆。他们结捻起义并成为主要首领既是逼出来的,也是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产物。一种情况是在与其他“日子主”,如地方豪强、团练头目以及官府的激烈冲突中结捻起义,如陆遐龄、张乐行、苏天福等。一种情况是遭受其他“日子主”或团练、官府的压迫结捻起义,如张龙、陈大喜、江台凌、纪伦等。一种情况是被他人抬起来,相逼而反,不反不行,如韩奇峰等。他们没有政治抱负和志向,也没有这种意识,因此影响了后来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无法正确处理错综复杂的局面。捻军首领除了“日子主”,大量是“穷光蛋”(贫苦农民),也有不少的流氓无产者。贫苦农民出身的,如龚得树、侯士伟、刘永敬、刘天台、刘玉渊、刘学渊、李大喜、李成、鹿利科、任乾、任化邦等。他们地无一垅,房无一间,靠当佣工及一些不正当职业维持生计。他们走上反抗道路,具有天生的反抗意识。但他们没有政治意识和觉悟,只是为了生存,为了复仇,为了暂时改变自己的地位或处境。其他的很少考虑过,更不会意识到应该造谁的反,怎样造反。像李昭寿一类流氓无产者,苗沛霖一类穷秀才,稍有一点政治头脑,但一己之利把他们引向邪路,反复无常。苗沛霖两次“抗清”,一围寿州,二围颖州,只是挟狠报私仇,杀仇人(如孙家泰、徐立壮、李华南),当然也包括对袁甲三等清朝官吏的愤恨,其中挟私斗狠起了支配作用。李昭寿为了狭隘的私利,左右摇摆,甚至可以杀死情同手足的薛之元,与苗沛霖也发生火并。在他们眼里,没有固定的敌人,没有固定的朋友,随时可以反噬,当然也就没有不败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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