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条约》签订时，有三个清廷大员参与其事：钦差大臣耆英、两江总督牛鉴和曾经的两江总督时任四品乍浦副都统伊里布。

其时，伊里布因为收复定海不力，被革职，后以七品职衔随耆英“督办夷务”，后虽然由从五品而升至四品，自称“钦差大臣头品顶戴前阁部堂署乍浦都统红带子伊”，其家人张喜也是中英谈判的重要人物。可毕竟获咎在前，“钦差大臣”、“头品顶戴”都是虚张声势，只能“赞襄”，断不能主事的。

而牛鉴，防守浙江失利，丧城失地，被英军兵临南京城下，参与对英谈判，虽有戴罪立功的心思，毕竟难逃日后被清算的命运。参与其事，也仅仅是“参与”，属于过年的凉菜，有他无他不伤宏旨。

真正在对英谈判中折冲樽俎，即对道光帝负责，又要挑谈判大梁的，是耆英。

何况，以后的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的中英《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不平等条约，都是在耆英的主持下签订的。

在李鸿章之前，耆英恐怕是签订“卖国条约”最多的“卖国贼”了。

耆英是何许人？大清朝有何对不起他，竟然如此不顾天良？

看他的履历，朝廷并不有负于他。

耆英，字介春，爱新觉罗氏，满洲正蓝旗人，是满清宗室贵族。以荫生授宗人府主事，迁理事官，累擢内阁学士兼副都统、护军统领。自道光二年至十八年(1822-1838)历任理藩院侍郎，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礼部、工部、户部尚书，热河都统等要职。

而在在南京签订城下之盟前，耆英的所作所为，也从没“有负皇恩”。

1838年，道光皇帝开始在全国开展颇有声势得禁烟运动。9月，因原盛京将军宝兴禁烟不利，道光帝命时任热河都统的耆英迁盛京将军，上任头把火，就是要奉旨禁烟。

盛京是清王朝“龙兴之地”，宗室众多，不是皇亲便是国戚，于朝廷中枢的关系盘根错节。而贩卖、吸食者，也大多是宗室皇亲。禁烟的难度，要比林则徐的广州、琦善的直隶大得多。耆英却是显现出相当的干练，着手大力整顿。

首先，1838年11月，耆英将玩忽职守、暗中阻挠禁烟的奉天知州鲍觐堂，署复州城守尉协领博庆，宁海县知县袁振瀛，前护理金城守尉佐领王安广等官员撤职查办。同时，“严札奉天宗室觉罗总族长，内务府三旗佐领，并满洲蒙古、汉军各协领，佐领，以及各城守尉、协领，防守尉等各将所属人员兵丁内，有无吸食鸦片者，分别详细查明，造册呈报，以凭稽查，一经核明，无论宗室觉罗，官员兵丁，即行饬拿，从重定拟具奏并将查报不实之该管官员严加参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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