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朝鲜不大安稳。从天安舰沉没、金三世接班到延坪岛上炮声隆隆，弄得咱哥们老走神，闲着没事就琢磨金家的小朝廷—— 国家不大口气大，人口不多麻烦多；全国就那么仨胖子，还愣说全世界都羡慕他；当年若不是志愿军拉他一把，他金家混好了也就是延边一村长....不说这些了，还是说说我在朝鲜的见闻吧。

我的朝鲜情结由来已久。

我的童年是在军营里度过的。学会的第一首歌是“东方红”，那是跟着营房里的士兵们学唱的。我学会的第二首歌是“志愿军战歌”，是老爸教会的。老爸参加过抗美援朝，打我记事起，老爸就常给我讲和美军交手的故事。我那时候太年幼，无法建立起朝鲜是个国家的概念，总觉得朝鲜就是志愿军，志愿军就是朝鲜，便胡乱的将两者打包成一个“压缩文件”，压在记忆库的最底层。至今翻出来，展现眼前的还是阵地、机枪、坦克、堑壕、血与火。

到了70年代初，好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进入了我国，丰富了中国百姓的文化生活，民众总算从八个样板戏的沉闷中稍加解脱。我的同龄人们应该能记的这样一些顺口溜：中国新闻简报、越南飞机大炮、朝鲜哭哭笑笑、罗马尼亚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莫名其妙。

朝鲜电影在当时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如：《金姬和银姬》《卖花姑娘》《劳动家庭》《空中舞台》《轧钢工人》《摘苹果的时候》《鲜花盛开的村庄》《一个护士的故事》《看不见的战线》....林林总总的不下20部。我就是从那时候起，在银幕上对朝鲜有了进一步的认知——朝鲜真是人间天堂啊! 世上竟还有这般美好的地方。人民幸福的几乎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处处鲜花，处处欢笑，处处阳光，处处美好....

我对朝鲜的美好印象，一直维持到了我第一次去朝鲜。

百闻不如一见，眼前的现实与我心目中的朝鲜，产生了巨大的反差。强烈的碰撞，使我心中那座瑰丽的楼阁瞬间崩塌，并消失的不留一丝痕迹。

现实太残酷了，残酷的让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我亲眼见到了朝鲜装卸工的贫困——饥饿迫使他们拣拾我们扔进垃圾桶的包子。

记得首次去朝鲜是1980年1月，目的港是朝鲜的南浦市，南浦位于大同江的入海口。大家都是第一次来朝鲜。这之前，大伙对朝鲜美女早有耳闻，有那年轻的同事还信誓旦旦，说要娶个朝鲜女孩回家过年。

记得那天的傍晚到的南浦港，小伙们迫不及待的拥上了甲板，想一睹朝鲜靓女的芳颜。可惜天色已黑，码头上人迹全无，只好等明天了。

第二天早餐罢，小年轻的又窜去甲板。见码头上一群朝鲜丫头，正在卸载着货车上的水泥袋子。

眼前的一切让大伙全楞住了——这就是金姬？这就是摘苹果的姑娘？怎么全是些饼子脸（扁平）？她们黑红的肤色像极了藏族人。这还不算，这群“美女”还净些罗圈腿，走路酷似卓别林。中国小伙失望至极，再也打不起精神了。

当时我已成家，家有悍妻，自然不敢再做娶媳妇的美梦，只在心里可怜这帮丫头们。

三九严寒，北风呼啸，气温已降到零下十几度，我房间的中央空调吹着阵阵暖风，人在屋里只需穿一件羊毛衫。

我透过窗玻璃，往下注视着她们。那些丫头们十七八岁，来来往往的扛着水泥袋子，这种力气活怎能让女人来做呢？巨冷的天气，也没个手套，手冻得像个红薯。她们每扛完一趟水泥，都要将手插入腋下取暖，众丫头佝偻着身子，哧哧哈哈的实在可怜。

我当过知青，经历过冬天深翻地，深知天冷没手套的滋味。我柜子里有几十副皮手套、线手套，真想给她们扔下去两捆。可船旁边竖着个站岗的士兵，胸挎AK冲锋枪，正虎视眈眈的督视着一切。我随即打消了念头——别给人家惹麻烦了，就是扔下去也到不了她们手中。

在船上劳作的都是男装卸工，棉工作服破破烂烂的露着棉花。他们倒是有手套，就是都露着手指头。看他们实在可怜，有时候我们就塞两副手套给他们。他们一般都是先四处张望一番，确认没有自己同伙时，他们才敢接受。

我很佩服他们这一点，他们人穷但是很守纪律，他们可以拣拾我们的剩饭，但绝不偷我们的东西。不像印度、埃及和那些非洲人，见什么偷什么。你如果将鞋脱在室外，转眼就被他们拎走，甚至连我们餐厅的纸巾也给偷光。罗马尼亚人就更出格了，连我们餐厅的筷子也不给留下，你说你偷双筷子干什么？你会用筷子吗？

朝鲜的港口机械还说得过去，比非洲一些国家要好，尤其是南浦港还有一条传送带。但那条传送带从来不用，都是人拉肩扛的用起重机吊水泥。

记得有一天突然启动了传送带，水泥袋子从几百米外，顺着传送带滑进了船上的货仓。大伙感到莫名其妙，这是怎么回事？观察了一会儿才弄明白，原来他们正在拍电影呢。只见一群“装卸工”，个个工装干净整齐，脖子上缠着雪白的毛巾，被导演调来调去。不一会又来了一帮子女演员，身着靓丽的衣裙，个个美若天仙。我真是服了这些演员了，大冷的天里却穿着夏季的衣衫，在凛冽的寒风中愣是能装的春风满面。不一会，有位女演员沿着大同江边缓缓踱来，依立在江边的栏杆处，美女手捧鲜花亭亭玉立，明眸凝视着远方，幸福的目光深邃而又陶醉....

电影拍摄了一上午，随后导演、演员们钻进了一辆大巴绝尘而去。镜头拍完了，传送带也完成了使命嘎然而止。真正的装卸工重新登场，大家该干嘛还干嘛，港口又恢复了人拉肩扛。

人是很容易被蒙骗的。我被朝鲜电影忽悠了这么多年，今天终于见到了真实的一面，原来朝鲜的美好都是摄影机的功劳，幸福生活均是演员的创作，美女也只会在电影里出现。

世人的脾性都差不多，一旦从被蒙骗中醒来，会对其产生强烈的蔑视和厌恶。但这种情绪往往会矫枉过正，使人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这里和下面的叙述中，我会极力避免这类情绪出现，会客观的、真实的讲述我所见到的朝鲜。

都说朝鲜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我对此存有疑问。社会主义国家我去过不少：越南、波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人家比起来，朝鲜算哪门子社会主义？与其说朝鲜是社会主义，还不如说是金氏王朝-- 老子传儿子，儿子传孙子，三代领导的照片往墙上一挂，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全家福”。要我说，朝鲜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家天下，标准的封建世袭。

但你也不能说朝鲜不是社会主义，首先他是公有制，其所有制决定了他就是社会主义。其结果就是大锅饭导致的全民族的效率低下，做事拖沓，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出活。像极了我们文革10年中的各行各业。

朝鲜南浦港的员工，都是白天干活，傍晚下班，不像我们的码头工人三班倒。他们的政治学习抓的相当紧，到处都是金日成画像，到处都是金日成语录牌和大字标语。

记得第一次去南浦港，距离我轮100多米远的地方，有一座二层楼，楼下是个会议室。每天清晨，他们的员工们都要在那里开会。

那天我早餐后遛弯经过那里，想看看他们在搞啥名堂。这一瞅不要紧，立时让我产生了时光倒流的感觉，只见他们人人手捧红宝书（许是金日成语录？），时不时的将红宝书举过头顶，口中还念念有词。我呆住了-- 这不是我们当年的“天天读”吗？这不是我们的“早请示、晚汇报”吗？不过人家的像章戴的极规范，只在左胸佩一枚硬币大小的金日成像章，不像我们那时候左右胸都挂的滴里啷当，帽子上也顶个像章，甚至弄个盘子大的像章挂脖子上。

我象发现新大陆一样，回船发布了这一激动人心的好消息。这一宣布不要紧，顿时全船大哗。第二天一大早，我们船一多半的人马，前去围观人家政治学习。年轻的去看新鲜，年老的似去怀旧。

你悄悄的去观望倒也罢了，谁知这帮哥们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年老的被眼前的一幕所感染，激情澎湃的话说当年，年轻的小弟则捧腹大笑。结果第二天朝鲜员工便转移了阵地，不知去了哪里“天天读”。

朝鲜的政治学习，丝毫没作用在生产力上。我们那船也就是3万多吨，装了近一个月，愣是没给装满。装装停停，停停装装，一会儿开仓，一会儿关仓，有时一关仓就是一星期。青岛总部很着急，我们更是烦躁，便前去打探消息。朝鲜的回答很是轻松 “我们停电了，来了电就开装”“我们这几天检修机器呢”“厂里没原料了，你们先等等吧”。要客户坐等他开工生产？这谱摆的也忒大了吧？

如果按照2007年的波罗地海指数计算，我们这条3.5万吨的船，一天能创造33万元的产值。也就是说，每耽误一天船期，就损失33万元。

看清楚了，是每天33万啊！同胞们。我们的一个农家一辈子也挣不了这多钱吧？

当然，他们也不是对每条船都这般对待。有那现金交易的国家船舶，他们都是优先装货。他不给人家装货，人家就不给他划款。他耽误人家一天的船期，人家就按合同加倍的罚钱。而我们就不同了，我们是去要债的。按理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没啥可说的。可朝鲜却不这样想，谁让你是老大呢？我就不还你又能怎样？

当今的中国社会，欠债的杨白劳趾高气昂，债主黄世仁反倒低三下四，这事如果细细追究起来，其始作俑者应当是朝鲜。

朝鲜欠中国的债由来已久。早先的我不知道，待我1971年入伍时，便听说此事了。

众所周知，文革初期朝鲜和中国闹翻。当时《北京有个金太阳》歌曲盛行，两国都出了个金太阳，这可犯了金家的大忌。俗语说山无二虎，天无二日，于是那边的金太阳便挖了志愿军的坟撒气，和中国彻底的翻了脸，一边倒的投靠了苏联。这边也不客气，大标语和高音喇叭架在鸭绿江畔，一个劲的骂朝鲜修正主义。到了1971年，也许是中美和解刺激了金胖，也许是觉得脚踏两只船更稳当，那边的太阳又开始向这边的太阳示好。人家那边刚把志愿军的坟坑填平，咱这边的毛伟人就发话了“站错了队再站过来就是了”（当年的中央文件的原话）。毛主席的大度鼓励了金胖子，人家便狮子大开口，开除了长长的一份武器清单，从潜水艇到鱼雷艇，从歼击机到高射炮，他就没个不要的。那边的金太阳还紧敲边鼓“苏联人的债我们还得清，中国人的血我们还不起”。咱这边的太阳一时激动，立马大笔一挥“我们不做军火商”，于是大批的军事装备，便免费的送给了朝鲜。

毛伟人这一激动不要紧，朝鲜可抓到尚方宝剑了，赶紧的派了大批的考察团，来琢磨中国的军事装备。

“考察团”毫不客气，逮着什么要什么，反正你不做军火商，白给的东西谁不要？下面的三大舰队受不了这等敲诈，一听说“考察团”要来，便赶紧将像点样的舰艇都开出军港，躲瘟神一样的躲着“考察团”。海军可以躲“瘟神”，舰队出去漂上半拉月也没关系，可空军怎么办呢？总不能在天上藏着不下来吧？

记得是1972年，朝鲜向我们要了可装备一个飞行团的歼6战机。军委赶紧的从沈阳112厂，抽调了30多架刚出厂的歼6飞往朝鲜。谁知还没飞过鸭绿江，就有一架出了故障，导致全体返航检修。这下可捅了大漏子了，朝鲜一个劲的追问“我们的雷达都看见飞机了，你们怎么又飞回去了？”（当年文件的原话），空军便手忙脚乱的从各飞行师抽调战机，紧急组队飞往朝鲜。记得我们空31师还被抽调了两架，条件很苛刻：刚出厂的不要，旧的也不要，就要刚过磨合期的新歼6。

那时的一架歼6价值80万元，现在看来似乎不贵，但别忘了那是1972年。那时我的月津贴7元，工人月薪不到40元，我们的农民更惨，好的农家一年也就二三十元。一架歼6可顶3万农户的现金年收入，如果一户按5口人计算...下面的帐各位自己算吧。

80年代初，中国的远洋队伍中，有一半是部队退役的官兵，他们对朝鲜大多没有好感，可看到朝鲜的现状又觉得可怜。那种即鄙视又怜悯的心绪，很难用语言述说。

咱就说说朝鲜的船舶代理吧。什么是船舶代理人？这事很复杂很专业，不好在博客里细说。简言之，就是外国的船只靠泊进来后，该轮的大小事物都交给他办了。象联系安排船舶进出港口、装卸货载、洽订舱位、代签提单、运输合同、货物报关、代收代付各种费用....我国是1953年才有了外轮代理公司，之前都是由洋人操办这一切。船舶代理人是一种很受人尊敬的职业，在国外都称其为官员“Office-”。

朝鲜的船舶代理人是个什么形象呢？说来大家不信：要烟要酒要饮料，铅笔橡皮圆珠笔，奶粉糖果打火机，油盐酱醋干辣椒。这么说吧，除了空气他是没有不要的。不过有一样他不要，他不要茶叶，不但不要茶，而且拒绝喝茶。他说肚里无油水，喝茶胃难受。

他最让人反感的地方就是蹭吃蹭喝，每到我们午餐时，他就上来办“公事”。我们一开始还好酒好菜的招待他，但架不住日久天长。

有时他是真有事，但办完事后他就坐我们餐厅里不走，瞅着大伙吃饭，你说你能拿他怎么办？有时候我们的大厨佯装看不见，让他干坐冷板凳。不过这雕虫小技难不倒人家，这哥们会主动出击：“不要太麻烦了，煮一碗面条，放俩鸡蛋，加一勺麻油即可”。人家那中文极流利，尤其是餐饮方面。人都到了这境界了，你还有何高招？有时大厨被他弄得哭笑不得，干脆就扔给他两包日本的“出前一丁”，就像打发乞丐一样。这哥们赶紧的将泡面塞进公文包，面条也不要你做了，颠颠的下了船。

朝鲜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他们的政府讨要飞机大炮，民众则讨要民生用品，从上到下养成了一种寄生文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对一个民族来说是致命的缺陷。

不过他们比非洲人要好一些，在这一点上，要还朝鲜人一个公道。朝鲜人你不给他，他也不会刻意强求。而非洲人更不可救药，你昨天给他一支烟，今天忘了给，他们会理直气壮的追问：为什么不给？你今天欠我一支烟！

到了90年代，朝鲜一些部门学会了敲诈勒索，不过非洲更出现了武装海盗。所以朝鲜还是比非洲体面一些。

我们返航的路上，有时对面会驶来一条中国船。我们就用无线“高频”联络：

“哥们，你们去哪里啊？”

“朝鲜南浦装煤炭”

“当心啊，那个代理刀枪不入”

“多谢提醒，我们早就领教了”

下面再说说我在国内见到的朝鲜人吧。

我国改革开放后，邓大人陆续的从第三世界国家撤援。按说当年我们自己都勒紧裤带过着苦日子，何必再去国际上充大头呢？

记得70年代初，周总理有个讲话：“三天不出口，我们就什么都有了”，可想而知，当年我们的对外援助是个什么规模。因为这里说的“出口”不是指出口创汇，而是对第三世界的无偿援助。那时候的援外物资，都是经由我们的手运出去的，每条船都是几万吨的物资，每条船都是中国百姓的血汗。所以我对援外是相当相当的反感，至今我对第三世界还是没个好印象。不要说我没有胸怀全球、放眼世界，我当过知青，我知道中国农民当年过的是什么苦日子。

邓大人上台后，第一个被撤援的国家就是阿尔巴尼亚（这事咱们以后专门讨论），紧接着就是非洲。唯独朝鲜是个例外，我们对朝鲜的援助还是源源不断。当时朝鲜还欠了我们大量的外债，要么他们赖账不还，要么就用残次品应付你。什么不合格的车床，不达标的水泥，还有那些热量不高的煤炭，这些物资我都运输过。

1991年我们船停在营口的鲅鱼圈，船尾就停着一条朝鲜的散装船。该轮往来于营口和朝鲜，专门运输中国援助他们的粮食。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港口里的火车进进出出，卸下的高粱便由吸粮机装进朝鲜轮的船仓。

说到这里，大家一定以为中国不厚道，放着大米白面不给，净给人家高粱米。您说这话可就冤枉中国了，中国对外援助的粮食，都是质量上乘的米面，尽管有时也弄些“库底子”给人家，但那也是质量过关的粮食。不像那个老印度，拿着联合国的购粮款，却卖给非洲一些发霉的大米。我曾装过印度的大米运往西非，那大米用手一搓，全成了碎粉末，拿鼻子一嗅，一股子霉味直冲脑门。

中国援助朝鲜的都是优质的东北大米小麦，可朝鲜人非要折价换成高粱米。1991年的时候，一斤东北大米的价格，差不多可购两斤红高粱。于是他们先将大米折算成货币，再用货币折成高粱米。朝鲜也知道大米比红高粱美味，可架不住朝鲜国内饥民众多，只好退而求其次。再说高粱比大米充饥不是？

停在我们船尾的朝鲜船吨位不大，排水量最多2万吨。

给朝鲜船当代理是件苦差事，营口外轮代理公司的员工，都不愿意接这活。可是不愿接也得接，都不去当代理，朝鲜船的进出港、装卸货怎么办？他们船的欠账谁去讨要？

说起朝鲜人的赖账，可与非洲老黑并列江湖双雄，用死猪不怕开水烫来形容，那是再恰当不过了。他们欠下的引水费、代理费、修船费、拖轮费、装卸费、港口使用费统统拒付，有本事你就扣我在这里。人致贱则无敌，他若真拉开了泼皮牛二的架势，你还真是拿他没办法。联合国计划你要执行，中朝间的协议你要遵守，而朝鲜船却又赖账不还，弄的营口外代裹在中间受夹板气。

朝鲜船与我轮首尾相接，营口那代理天天去朝鲜船催帐，中午便来我们船上就餐。都是自己同胞，吃几顿饭算什么，不就是多双筷子吗。我们只是感到好奇：你去朝鲜船办事，他们不接待你吗？

不提还好，一提此事那营口哥们大叹苦经：“您就别提他们的接待了，每天中午一大锅高粱米饭，再烤上一串红辣椒，你爱吃不吃。高粱米都是刚装上船的，有些连壳子都没脱干净，你还怎么吃？”。

“不会吧，他们没有招待费？”我们反问。

“招待费？笑话，他们还找我要香烟呢”代理说罢直摇头。

营口代理这话我深信不疑，毕竟我到过几次朝鲜。

记得那次在朝鲜的南浦港，我们一个船员患阑尾炎，住进了南浦市最好的一家医院。

由于我们的病号是国际友人，所以他们的院长特批了10个鸡蛋。前去探望同事的时候，我们被朝鲜的“友好”惊得目瞪口呆，不是亲眼所见谁信啊！国际友人挨了一刀才照顾了10个鸡蛋？那朝鲜的病号该是个啥待遇呢？当时我们船长板着个脸，一句话也没说。回船就让大厨送去了一箱排骨、两箱鸡蛋、牛奶及营养品若干。也不知有多少能到我们同事那里（这就是国内一些人所羡慕的，朝鲜的免费医疗）。

1991年的时候，营口的鲅鱼圈区正在建设中，到处都在大兴土木，交通和一些基础设施还不完善。记得出了港务局门口，要步行半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商业区。那时候港务局门口停了一溜的驴车和摩托车，价格很便宜，都是2元钱。

我每次外出都是选择驴车，因为我觉得驴车既安全又浪漫。

记得那次我乘驴车出门，刚一转过弯，就发现一帮朝鲜船员。我赶紧招呼驴老板停车，用我那半吊子英语喊他们上车同行。但不论我怎样努力，朝鲜船员就是不领情，他们目光里透着猜疑、排斥、惊恐、自卑，那复杂的眼神令我至今难忘。

当时的鲅鱼圈商业区很小，我兜了一圈又在一家商场里遇到了这帮人。他们忙活了一下午，一群人只采购了两条烟和一件女童上衣。还有一人看好了一辆女式自行车，提出来要试骑一圈。结果两个营业员象防贼一样的堵在路两头，那朝鲜哥们就在中间骑来骑去，骑了半天又不买，惹得女营业员满脸的怒气。

还记得是1987年夏，我在天津塘沽乘公交车，也是遇到了一帮朝鲜船员。他们统一的服饰：深色裤子上裤线倍儿直，短袖T恤配着朱红色领带，人手一只袖珍航空箱，个个都显得派头十足。其实我知道他们的底细，就和故事里说的那个穷秀才一样，家里都揭不开锅了，临出门还没忘用猪皮擦擦嘴。

那时的公交车根据路程远近计价，从塘沽新港到新华街是1毛钱，可这帮“绅士”只买了5分钱的票。到了新华街一下车，司机和女售票员便挨个的往回抓，一边抓还一边呵斥：你们干这事不是头一回，打一上车我就盯着你们....

要知道，国际海员在任何国家里，都是高薪行业，他们怎到了这种地步了呢？我们也是打穷日子过来的，可我们也没在外国做如此出格的事情。

我有时常想，都说人穷志不穷，可这事得有个底线，人若贫到了极处，也就失去了自尊。这事来不得赌气，宁肯饿死也不受嗟来之食的能有几人？

最近延坪岛上一声炮响，周边地区似乎出现了乱局。这也好理解，毕竟韩国死了几十口子人。不好理解的是国内论坛上，竟然冒出了不少的“金粉”“朝粉”，这帮人象打了鸡血一样兴奋，不分青红皂白的力挺金二，甚至叫嚣不惜与美国核大战。我就纳了闷了：你是金家的什么人哪？凭什么把我们13亿人绑在金二的战车上？就算朝鲜是块战略缓冲区，金家是我们的看门狗，可如今这看门狗患了狂犬病，逮谁咬谁，它还能替我们看门吗？你们就忘了金二的两次核爆了吗？核试爆距我们只有70公里，核物质一阵风就能刮过来，他怎么不去三八线核试爆呢？

那些“金粉”“朝粉”，不允许他人有半点不同意见，稍有异议便给人扣上一堆大帽子。甚至还搬出朝鲜的三大社会福利，来佐证自己观点的正确。我听了都偷着笑：你们去过朝鲜吗？接触过真正的朝鲜吗？

不过话又说回来，朝鲜的那套宣传还真是下足了功夫，确实蒙骗了很多人。如果我不是去过朝鲜，有了亲眼所见，也许我至今还是云里雾里。

我1980年的春节是在朝鲜过的，当时我所在的青岛远洋公司“甜水海”轮正好停泊在朝鲜的南浦港。

虽说是在朝鲜过年，但年货早已在国内准备好了。那时候我们的伙食费是每天2.35元人民币，由于我们在国内的外轮供应公司买伙食是用美元结算，所以价格便宜一半，也就是说每天的伙食费相当于4.7元，比当年的飞行员伙食费还高。（现在的远洋船是每人每天7美元）。那时候对远洋船来讲，鸡鸭鱼肉不算过年的菜，连野生的海参、对虾、长江口的鲥鱼也时常摆在餐桌上。所以在远洋轮上过年与平时区别不是很大，只不过将平时的3个菜变成10个菜，再来上顿大虾水饺和几瓶茅台。

记得腊月二十九那天蒸的大包子，大厨的面发的不是很好，再加上味道稍咸，结果剩下了两大笼屉三鲜包。这可愁坏了大厨，怎么办呢？明天就是年三十，这些包子肯定没人稀罕。于是大厨便把包子倒进了后甲板的垃圾桶（罪过，罪过！当年我做知青时怎能享受到这等的美味？）。

那天晚饭后，我在后甲板溜湾，见两个装卸工在垃圾桶那里忙活着什么，我想去看个究竟。说来大家不信，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我也不信---朝鲜装卸工正在捡拾我们扔掉的包子，他们把从泔水里捞出的包子甩干，用旧报纸包好揣进棉衣。我永远也忘不了他们集兴奋、惊慌、羞愧于一体的表情。人都有自尊心，不是难到了极处，谁会做出如此举动？想想我们的1960年吧。我装作啥也没看见，漫不经心的拍了拍他们的后背，便慢慢的走开了--- 给人家留点尊严吧。

第二天是年三十，上午来了一帮子朝鲜军人，个个都扛着肩牌，最小的官衔是上尉。

这种事情一般都是由船上的政委出面接待，政委叫郑保田，是从部队下来的军转干部。我们的政委连忙将他们让进了大台会客室。几句寒暄之后，他们说要检查船舶，看是否有闲杂人等。政委心知肚明：朝鲜哨兵全天24小时站岗，AK47弹夹里满满的子弹，无关的朝鲜人谁敢上船？朝鲜也过春节，莫不是上船过节吧？

政委赶紧招呼服务生张罗伺候：茶水、香烟、糖果、水果、干果、罐头、点心。。。会客室的大台上摆满了各种吃食。

不知怎么的，他们对“大白兔”奶糖情有独钟，两大盒奶糖吃的光光的，每个人面前都堆了一堆糖纸。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成年男子如此迷恋糖果，真是开了眼。干果、点心、花生米罐头也基本见了底。事后才得知他们有纪律，只许现场吃，不许往回带。朝鲜的军官也苦啊。他们随行的还有一个翻译，翻译说话直来直去很是可爱，一会要服务员上“大白兔”，一会儿又要花生米。服务员上茶的时候，又被翻译制止，说茶叶太酽了，他们的肠胃受不了。

那翻译忙公事之余也没忘了干私活，利用语言优势，偷偷的向政委索要铅笔、橡皮、打火机。服务生便将制图铅笔、海图橡皮、气体打火机连同一罐气，打包送给了翻译。交接的过程活像演谍剧，双方鬼鬼祟祟的，如同地下党秘密接头：那翻译跨门而立，一脚在会客室门外，一脚站在门里，同时还歪着脑袋和同僚搭话，以证明其光明磊落，门外的那只手赶紧往大衣口袋里装铅笔橡皮。这一幕正好被我瞅见，我忍不住大笑起来，吓得翻译赶紧朝我挤鼻子弄眼，意思是要我禁声。

朝鲜军人们吃饱喝足了，过场还是要走的，于是便装模作样的抽查了几个房间。他们对收录机颇有兴趣，将几个按键按来按去。他们最感兴趣的还是大伙从日本买的摩托车，摆弄来摆弄去，羡慕之情溢于言表。

船上的年夜饭没什么好说的，无非就是十个盘子八个碗，对口味的就多吃几口，不感兴趣的连看也不看，除了值班人员外，啤酒茅台管够，就怕你没那个酒胆。

年初一的傍晚，朝鲜港方请客，让我们派人参加。船上去了十几个人，我也掺杂其中。港务局西边有一俱乐部，一楼是电影院，二楼是个大厅，宴请地点就设在那个大厅里。大厅内拉着横幅标语，电视摄像机早已架设在一旁，朝鲜记者都在各自忙活着，场面似乎很隆重。大家在圆桌前就座，人人都做好了吃朝鲜大菜的心理准备（想尝个新鲜），可除了每人面前一瓶啤酒之外，雪白的台布上只有几盘糖果、苹果、明太鱼干和糖纸包着的小饼干。

我们中有聪明人发话了：大家别失望啊，宴会都是这样的，先上干果，过一会就上大菜了。大家都觉得颇有道理，于是便慢慢喝着啤酒等大菜。谁知一等不来二等也不来，待宴会结束了，大菜还没个影。希望泡了汤，那位聪明人也落了个“明白二大爷”的雅号，在以后的几年里，该雅号跟随了他好几条船。

“宴会”席间还发生了一件事，朝鲜港方讲话时，那个朝鲜翻译领喊口号。“打倒美帝”大家还跟着喊一喊，等呼到“我们的慈父金日成万岁” 时，大家都默不作声，你朝鲜人喊他爹倒也罢了，金日成总不能给全世界当爹吧？那位翻译还给我们政委准备好了中文讲话稿，内容大意是：朝中友谊牢不可破，美帝国主义是我们共同的敌人等等。该讲稿被我们政委拒绝了，那时候中美建交刚一年，你敢在朝鲜电视上发表这样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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