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1月13日,举国皆惊的“黄麻起义”开始了。干娘目送着敢死队奔赴上了黄麻起义的战场。她紧紧地拉着儿子们的手,轻轻地嘱咐,儿子们啊,你们要勇敢些,勇敢些啊,做一个真正的英雄!
在麻城将军乡的西张店老街上,有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红军干娘”。大革命初期,她本有四个英俊威武的亲儿子,还有很多的红军“干儿子”。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刻,她热忱帮助干儿子们进行革命活动,并全力支持四个儿子都参加革命。
随着革命的滚滚洪流,四个亲儿子慷慨向前,全部英勇就义;随着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干儿子们竟有四个成了共和国的开国功勋:一个大将,一个上将,一个中将,一个少将。
高山仰止,水天长啸!红军干娘的惊人壮举,一直在革命老区“将军县”红安、“将军乡”乘马顺河流传。记者以崇敬的心情,凭着所听、所访、所查,记下“红军干娘”和她的“儿子”们之间真实的故事,以此来纪念我们的“红军干娘”。
“王树声发动革命,干娘一家成了党的人”
1926年的春天,一批乡村知识分子的年轻人走进了共产党的行列。他们从乘马岗的山间小道,到翻山越岭的西张店老街,走村串户,向穷苦人民宣传革命道理——
“天下为公,耕者有其田!”“我们要革命,穷人要翻身!”
这班年轻人里,为首的是王树声,其次是王宏坤、周希汉、张培荣等。他们在西张店地区进行革命活动时,与老街一个姓周的农妇结下了“母子”深情,这些年轻人都习惯地喊她为“干娘”。
在西张店活动时,王树声他们总是在干娘家落脚,进行秘密组织,还利用闲暇给干娘讲革命道理,并深深地感化着干娘的四个儿子。
1927年,在王树声、王宏坤、周希汉、张培荣等领导者和组织者的安排下,300多双泥腿子踏着早春的泥泞,跨进了麻城考棚,参加董必武、王幼安在这里举办的麻城农民运动训练班,干娘的大儿子王道儿、二儿子王路儿也兴致勃勃地加入了其中,在此期间,并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春夏期间,革命活动大露棱角,党在努力聚集力量,壮大了农民赤卫队。干娘在王树声的介绍下,来到当初西张店武家庙苏维埃参加一批新入党分子的宣誓会。在武家庙红色犁旗下,干娘举起布满老茧的手郑重向党宣誓:“现在我是党的人,我要为党努力做好应该做的事!”
组织参加“九月暴动”,二儿子牺牲于“黄麻起义”战场
当年,整个九月暴动爆发了一系列火红的农民革命运动!王树声带领敢死队左冲右突,清除了各地地主土匪等一切反动武装。
干娘的三个儿子表现得非常英勇,非常顽强,干娘亲眼目睹,并参与组织和领导西张店暴动,处决了剥削和压迫自己一家的大地主头子“王吼狮子”。
西张店暴动完毕,敢死队就驻扎在西张店休整,王树声、王宏坤、周希汉、张培荣等领导人在干娘家里落脚,干娘招呼他们吃喝拉撒,他们一个个亲热地喊“干娘”,乐得干娘合不拢嘴。
九月的秋风是那么温煦,是那么暖人!干娘的家里此时已变成了一个革命的大熔炉,王树声喊干娘喊得最甜蜜,王宏坤喊干娘喊得最亲切,周希汉喊干娘喊得喘不过气来,张培荣喊干娘喊得笑破了喉咙!
“干儿子们”见干娘那么高兴,一个个地给干娘开玩笑:“干娘哟,我们再不是你的干儿子了!”
休整了一个月之余,王树声神秘地对干娘说,不久我们麻城要与黄安一起举行一次更大的活动了!于是,一个大的行动已经烙印在每个队员的心里,也刻上了干娘的心骨。
1927年11月13日,举国皆惊的“黄麻起义”开始了。干娘目送着敢死队奔赴上了黄麻起义的战场。她紧紧地拉着儿子们的手,轻轻地嘱咐,儿子们啊,你们要勇敢些,勇敢些啊,做一个真正的英雄!
历史记住了这鲜红的一页!11月13日这一天,按照黄麻起义行动指挥部的命令,黄安县农民自卫军的全部,麻城县农民自卫军的一部,箭场河的三堂革命红学和七里、紫云、乘马、顺河、西张店等区的敢死队共两万余人汇集在七里坪。
手举大旗的干娘二儿子王路儿,身背大砍刀的指挥员王树声,带着乘马、顺河、西张店的敢死队300余人,雄赳赳地加入了起义队伍的行列。
红旗招展,刀茅如林;声势浩大,奔如长江。
黄麻起义胜利了!农民革命武装胜利了!
鞭炮轰鸣,锣鼓喧天,红旗如海,欢歌如潮。
当金色的太阳从东方升起时,革命的红旗高高地飘扬在黄安城头时,干娘肝肠寸断,哭红了的双眼对着红旗望眼欲穿。
王树声抱着王路儿的尸体跪倒在干娘的面前,归来的队员们也跪倒在干娘的面前,悲痛欲绝,喃喃自语——干娘啊,从今以后,我们都是你的儿子啊!
干娘忍痛含泪,毅然又让老三、老四跟着王树声
王道儿的丧事简单地在黑夜里办得杳无声息,干娘依然拖着病体,强颜支撑着,她知道,现在风声正紧,革命暂时还不能抬着头前进。她轻声对王树声嘱咐:“你就在我家待些时日,给我做做伴,看着你我还高兴一点,等风声好一点,你带上老三、老四去找队伍吧!”
王树声也沉浸在悲思之中:几个月前,自己与刘文蔚等十几多个人领着几千农民暴动的情景何等壮观!现在大多数领头人魂归何处?他在干娘家陪伴着干娘,时不时让老三、老四探探风头。四日过后,王宏坤、周希汉、张培荣等五名赤卫队员摸到了干娘家里与王树声相聚了。
干娘仍然高高兴兴地做荞麦粑给他们吃,并强忍泪水对他们说:“你们要想办法找到革命的大队伍啊,这样小打小闹还一时成不了气候啊,你们一定要带上老三和老四啊!”
黑夜里,王树声带着队员又一次辞别干娘,在干娘的苦苦哀求下只带上老三宽儿,返回乘马岗邱家畈,埋起烈士们留下的12支长枪,怀揣满腔仇恨,与队员们化装分散而整行,他们遍寻安、麻、陂、冈四县的小城乡村,终于在罗田三里畈找到游击转战的工农革命军。
狂风暴雨,吹开了1928年新的一页。来自黄麻大地的72条好汉,在王树声的鼓舞和号召下,在木兰山雷祖殿展开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的战旗,同时建立起第七军党委会。第七军在木兰山宣传群众,打击豪绅势力,夜袭桥头李,火攻罗家岗,开仓放粮,动员黄陂万余群众参加革命。就在第七军,王宽儿已经成长为一名坚强而勇敢的革命战士,王树声更是一名机智而灵活的指挥员。
4月,盘踞在黄安紫云的国民党十二军十师横行乡里,到处捕杀共产党人。王树声又奉命回师紫云、顺河,与敌十师在李斯文发生激战,并全歼敌十师,活捉师长曹沛章。王宽儿在此战中英勇顽强,击毙敌13人,自己身上连中数弹,壮烈牺牲。
王树声又悲愤难咽,含悲忍泪,与王宏坤、周希汉、张培荣率领队员深夜暗暗将王宽儿与老大道儿、老二路儿安葬一起。
五月的大别山群峰,杜鹃火红。第七军党委决定在距西张店老街20余里的凤到山脚下柏树咀成立第二个苏维埃政府。经王树声向党组织介绍和推荐,干娘被任命为顺河苏维埃政府妇女工作部部长。
根据形势的发展,干娘在西张店发动并很快组织了十余个妇女会工作组,并随着红军队伍的扩大,经过干娘的努力,迅速建成了红军缝纫厂,干娘兼任副厂长,近百名西张店妇女被安排在缝纫厂工作。
依山傍水的西张店高家畈山坳里,又办起了红军兵工厂,这是红七军在鄂东开辟的第一个军需工厂,厂长由红七师师长王树声兼任。干娘的四儿子王厂儿经过多次要求也来到该厂工作。
在苏维埃机关里,在红军缝纫厂里,在红军医院里,在红军兵工厂里,都有干娘忙碌的身影。所到之处,人们都亲热地喊她“干娘”,直喊得她心花怒放。
转眼到了1930年的秋天,红军内部发生了肃反运动。红军队伍又一次出现低潮。这以后,王树声、王宏坤、周希汉、张培荣等红军指战员,根据上级指示,率领部队南征北战了。从此,他们竟与干娘音信渺然。
两年后,干娘唯一的儿子老四厂儿又被还乡团残酷杀害,剩下干娘一人孤苦伶仃熬守度日,直到新中国成立。
易水悲歌人去,满腔热血流丹。干娘四个儿子投身革命,一个个离去,留下自个儿孤影婆娑,孑然一身;红军儿子们一个个南征北战,越打越远,打进北京城,登上天安门,与毛主席一齐向全国人民挥手。
干娘并没有想到,当年所爱的红军儿子们中,竟有四人后来成了共和国的开国元勋:王树声大将,王宏坤上将,周希汉中将,张培荣少将。而大儿子道儿正是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一个大将的生命,干娘又用热血和心胸换来了许多优秀红军儿子的光辉人生。遗憾的是我们今天只知道这位伟大的“干娘”她姓周。而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唯一被特许替毛主席守灵7天7夜的人
本文摘自《今古传奇·纪实版》2007年第2期,作者:《今古传奇》编辑部,原题为《1961:董加耕·特许为毛泽东守灵的知青》。
语录:身居茅屋,眼看全球; 脚踩污泥,心怀天下。 ——董加耕
1961年,董加耕被保送上北京大学哲学系。但董加耕却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放弃北大,回乡务农,并将名字“董家庚”改为“董加耕”,意为加倍努力耕耘家乡。在家人、老师、同学和社会的一片质疑声中,他毅然扛起了犁耙。
董加耕虽然选择的是下农村种地,但是,却因此很快上了“天”。1962年8月8日,《新华日报》以《目标始终如一》为题,率先报道了董加耕回乡务农的经历,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积极的反响。1964年,《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充分肯定了董加耕的壮举。随后,董加耕由生产队长跃为不脱产的共青团盐城地委书记、全国人大代表、团中央委员。
董加耕没有想到,在耀眼光环的背后,一场暴风雨正在袭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董加耕立即成为“红色风暴”的冲击对象。“造反派”诬陷他是刘少奇培养的“黑标兵”,盐城县还成立了“董加耕问题联络站”。就这样,董加耕成为当时盐城年龄最小、职务最高的“走资派”。
在批斗中,“造反派”不停地让董加耕背《毛主席语录》。终于有一天,董加耕背错了一个字,给“造反派”留下了把柄,于是将他升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1971年,董加耕又被莫名其妙地打为“5·16骨干分子”,家中被抄,全家被隔离审查,他被关押达3年之久。在这次审查中,董加耕被罚站了整整18个日夜,小腿肿得发亮!后来,周恩来了解到董加耕在深挖“5·16”事件中所受的迫害,要求为他平反,并提议增补他为全国四届人大代表。
1974年,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见到董加耕,问他:“那些整过你的人,现在还和你在一起工作,心里感觉别不别扭?”董加耕只平平淡淡地说了一句:“不能以错对错。”周恩来听了,禁不住夸奖他说:“这样好,不愧是小董!”
在周恩来的关心下,董加耕成为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从此,一度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的董加耕又时来运转。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董加耕作为治丧委员会成员,被唯一特许在毛主席身边守灵七天七夜!
“文革”十年,董加耕被整了4次,罗列的罪名有“刘少奇的黑标兵”、“走资派”、“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现行反革命”等。
“四人帮”被粉碎后,因董加耕曾是团中央筹备组负责人和曾经被江青“深夜召见”等原因,他被扣上了“与‘四人帮’同流合污”、“抵制运动”的大帽子,又一次被隔离审查。直到1994年4月,董加耕的案子才经中组部复审、由江苏省纪委发文纠正了当年不正确的结论,并重新任职,落实为副处级待遇。
总之在那个时代,只要运动一来,就有董加耕的份。他3次被关押,时间长达5年零8个月。但从不胜寒的高处跌落下来的董加耕依然很乐观:“我还是那个董加耕,我没问题,不怕整!”
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董加耕始终以一种进取的姿态不断前进,这与他有一个温暖的家庭分不开。
上个世纪60年代初,国内宣传董加耕达到高潮,他的事迹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他也成为无数青年人心中的偶像,通过各种方式向他求爱的人络绎不绝。但董加耕找对象的标准是倾向于能吃苦会干活的农村青年。这个时候,邻村的一位姑娘进入了董加耕的视线,她就是郝鸿鸾。18岁的郝鸿鸾是小学教师、民兵教导员。
但董加耕的母亲认为郝鸿鸾是农村人,不太同意。而郝鸿鸾的父母认为董加耕不读大学当农民,太傻,以后肯定会过苦日子,也不太愿意将女儿嫁给他。虽然两人互有好感,但关系一直不敢公开,只是将心中最重要的位置给对方留着。那时,不仅在国内,越南、苏联等国外女青年的求爱信也络绎不绝,但都被董加耕“顶”了回去。终于,1965年10月,董加耕划着小船,拖着个大木箱,将郝鸿鸾迎娶回家,全家在破草屋里吃了一桌团圆饭后,从供销社借了两块木板搭了张床,两人开始了风风雨雨的人生。
即使在董加耕多次受审查期间,两人的爱也从未有过一丝动摇。在深挖“5·16”期间,董加耕被监禁起来。那时,郝鸿鸾正怀孕待产,董加耕在监狱中省吃俭用,将省下来的20斤粮票托人带给妻子增加营养。而郝鸿鸾也不时带着鸭蛋去探望董加耕。现在,董加耕和郝鸿鸾生活在盐城市纯化路一幢普通的居民楼里,家中的设施也很陈旧简单。董加耕说,他只想和老伴一起过平静的日子,因为过去几十年,他们经历了太多的风雨。而郝鸿鸾则说:“这辈子嫁给老董,我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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