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曾出版了《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书中回忆了他全部的政治生涯，其中谈到了1978年他与邓小平会面的一段难忘的经历。

　　同当时的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会面，李光耀记忆犹新。“1978年11月，这位74岁高龄、矮小精干、敏捷硬朗，不到5英尺高的长者，身穿米色毛装，从巴耶利巴机场的一架波音707客机上走下来。他脚步轻快，检阅了仪仗队之后，同我一起乘车到总统府的宾馆去。那是我们总统府里的迎宾别墅。当天下午，我们在内阁会议室进行正式会谈。

　　1976年，李光耀访问北京，但当时的邓小平还受着“四人帮”的排挤，得“靠边站”。在会面中，两个半小时内邓小平一直谈苏联对世界构成的威胁，他认为，所有反对战争的国家和人民必须组织联合阵线，同声反抗战争贩子。他引述毛泽东的话说，必须团结起来，对付那个“王八蛋”。

　　邓小平全盘分析了苏联在欧洲、中东、非洲、南亚和中南半岛的行动策略。苏联在越南大大占了上风。有些人不明白中国和越南的关系为什么这么糟，中国又为什么必须采取行动切断对越南的援助，非但不把越南争取过来，反而把它推向苏联。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越南怎么会在丝毫不符合自己利益的情况下，还要完全倾向苏联。这是因为越南“多年来有个成立中南半岛联邦的美梦”。就连胡志明也有过这种想法。中国向来都不苟同。越南把中国视为实现中南半岛联邦的最大障碍。中国的结论是，越南非但不会改变立场，而且会变本加厉地反对中国，把大批越南华裔驱逐出境，就是最好的证明。中国是经过慎重考虑，才决定停止对越南的援助的。

　　中国当时总共已为越南提供了现值20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一旦中国撤回对越南的经济援助，苏联就必须独自挑起这副担子，却又无法满足越南的需求。所以邓小平说，苏联只好让越南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相当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东欧共产集团经济共同体)，把担子推给了东欧国家。

　　邓小平担心的问题是，越南有可能大举进攻柬埔寨。中国应该怎么做?他反问。接着又自问自答：中国要怎么做，就得看越南这一步走得多远。他一再重复这一点，不直接表明会对越南进行反击。他说，越南一旦成功控制整个中南半岛，许多亚洲国家将失去掩蔽。中南半岛联邦会逐渐扩大影响力，成为苏联南下进军印度洋的环球战略的一步棋。当邓小平结束谈话时，太阳快下山了。李光耀问邓是否需要他立刻发表意见，或是到第二天再继续。邓小平表示，别让饭菜凉了。

　　晚宴上的邓小平“很友善亲切，情绪却没有放松，脑子里总是想着越南入侵柬埔寨的事。”李光耀追问道，既然如今泰国首相克良萨将军已经表明会站在中国这一边，并在曼谷热情地接待了他，以实际的行动做出承诺，中国接下来会怎么做?邓小平一再强调，这就要看越南的行动有多严重了。李光耀回忆说：“我的印象是，越南的行动要是止于湄公河，情况也许不至于那么危险。反之，攻势一过了湄公河，中国就不可能再按兵不动。”

　　晚宴上，邓小平盛情邀请李光耀来中国访问。李光耀谢过，说，等中国从文化大革命中恢复过来他就来。邓小平说那需要很长时间。李光耀表示异议：你们真要追上来，甚至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不会有问题；怎么说我们都不过只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你们有的却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邓小平听后沉默不语。

　　据李光耀追述，当时越南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曾经对4个亚细亚常任代表说过，越南平等对待越南的华裔，这些华裔却“忘恩负义”，16万人从河内越过边境逃到中国去，或者纷纷乘船大举逃出南越，这全都是华裔“忘恩负义”的结果；而印尼的常任代表也不顾另外3名来自菲律宾、泰国和新加坡的常任代表都是华裔，口口声声说越南人对待国内的华裔过于仁慈善良，说越南应该向印尼看齐。

　　而在这次会面中，李光耀要让邓小平彻底明白，新加坡面对的是邻近国家最直接最本能的猜忌和疑心。李告诉邓，中国的电台广播直接向这些亚细亚国家的华人发出号召，在亚细亚各国政府看来，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颠覆行为。李还告诉邓，马来西亚的马来回教徒同华人之间，以及印尼人同华人之间，一直心怀猜忌和敌意，正因为“中国不断向东南亚输出革命”，结果导致新加坡的邻国都希望新加坡能够跟他们站在同一阵线上，不是为了抵抗苏联，而是同中国对抗。

　　李光耀接着说，也许邓小平从来没有这么看：中国怎么仗着世界强国的姿态，逾越区域内的各国政府，颠覆它们的公民。但是，要这些国家听从他的建议，组成联合阵线合力对付苏联和越南，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

“邓小平的表情和身势语言都显出他的错愕。他知道我所说句句属实。”李光耀本来以为“邓小平态度多半跟1976年华国锋在北京同我会谈时没两样，不会理会我的看法”，然而突然地，邓小平问李光耀：“你要我怎么做？”李光耀吃了一惊，“我从未遇见过任何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

　　要告诉这位身经百战，久经风霜的革命老将他应该怎么做吗?李光耀犹豫了一下，然后直率地说：“停止那些电台广播，停止发出号召。中国要是能不强调同亚细亚华人的血缘关系，不诉诸种族情怀，对亚洲华人来说反而更好。其实无论中国是不是强调血缘关系，亚洲各国原住民对华人的猜忌都难以消除。只是中国越是这么诉诸中华民族的血缘情结，就越发加深了原住民的疑虑。中国必须停止马来西亚共产党和印尼共产党在华南所进行的电台广播。”

　　邓小平强调，中国心口如一。中国人从不隐瞒自己的看法，说一句是一句。韩战期间，中国发表声明说，一旦美国逼近鸭绿江，中国就不能坐视不理。美国人却不加理会。在外交政策上，中国人怎么想就怎么说。

　　他说，中国之所以重申它的华侨政策，原因有二：第一、越南的反华行动；第二、基于中国内部的考虑，这关系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的贻害。海外华侨留在内地的亲戚被折磨得很惨，遭迫害或监禁的例子不计其数。邓小平要重新确立中国对海外华裔的立场，声明中国赞同和鼓励他们接受居留国的公民权，并呼吁那些希望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遵守侨居国的法律，同时表明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认错是痛苦的，一个伟人面向全体人民和全世界认错，更要经受巨大的心灵痛苦。党犯了错误，总得有人出来担其责，重启新航；一个时代的失误，总得有人来画个句号，另开新篇。这不是喜气洋洋的剪彩，是痛定思痛，发愤图强的誓言。只有那些敢于担起世纪责任的人，才会有超时代的思考；只有那些出以公心为民造福的人，才能不图虚名，面对现实，实事求是。当我们今天沉浸在改革开放的喜悦中时，请不要忘记当年一代伟人痛苦的思考和艰难的抉择。

　　而在柬埔寨问题上，邓小平也向李光耀保证，中国的处理方法不会因为苏越签订友好合作条约而受影响。即使越南要求苏联联手威胁中国，中国也不会被吓倒，更何况苏联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招惹中国。他一脸严肃地说，越南如果侵犯柬埔寨，中国必会惩罚越南。中国势必要他们为此付出代价，苏联也终会发现，支持越南是个不胜负荷的沉重负担。

　　这第一次会面，李光耀对邓小平印象深刻，以致他在书中写道：“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5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虽已年届74岁，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两年后，中国同马来西亚和泰国两地的共产党分别做了其他安排，果然从此终止了电台广播。”

　　李光耀曾经看到过人民大会堂里摆放着痰盂，所以也特地安排把一个蓝白色的瓷痰盂摆在邓小平的座位旁。李光耀也了解到邓小平有使用痰盂的习惯，因此虽然新加坡总统府里有规定，冷气房里不准抽烟，但还是特地在显眼的地方为邓小平摆了个烟灰缸。“这都是为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人物而准备的。”

　　晚餐时，李光耀请邓小平尽管抽烟，邓指着夫人说，医生要她让他把烟戒掉，他正在想办法少抽。整个晚上邓小平没有抽烟，也不用痰盂。因为邓小平看过报道，知道李光耀对香烟敏感。

　　邓小平离开新加坡之前，和李光耀再次在总统府别墅见面了，谈了整20分钟。邓小平很高兴能在相隔58年之后旧地重游。他觉得新加坡的改变实在太大了。他说，他一直希望能在去“会见马克思”以前，到新加坡和美国走一趟。新加坡，因为邓小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前往法国马赛念书和工作途中经过这里，有一面之缘，那时新加坡还是个殖民地；而美国，则因为中国和美国必须对话。

　　“几个星期后，有人把北京《人民日报》刊登的有关新加坡的文章拿给我看。报道的路线改变了，纷纷把新加坡形容为一个花园城市。说这里的绿化、公共住房和旅游业都值得考察研究。我们不再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在李光耀的回忆录中，他写道，“他们对新加坡的观感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79年10 月，再进一步改变。当时，邓小平在一次演讲中说：'我到新加坡去考察他们怎么利用外资。新加坡从外国人所设的工厂中获益。首先，外国企业根据净利所交的 35%税额归国家所有；第二、劳动收入都归工人；第三、外国投资带动了服务业。这些都是(国家的)收入。'他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为中国人要争取的最基本的成就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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