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新闻业是回报甚丰的“新兴产业”,比如1898年秋,康有为、梁启超向海外华侨集资创办广智书局(即其后新民丛报),梁启超以提供文稿为“技术股”,占1/3股份,仅1902年-1903年,获红利上万银圆。其时,新闻业门槛甚低,销三千份就不蚀本,超出即赚,稍有名气,广告即上门,如商务印书馆每月两千元包下《时报》报眼,专门介绍商务版新书。报业如此“赚得动”,娱兴小报喧腾而起。这些小报概不刊登重大新闻,专门瞄准市民趣味,专载街谈巷议轶事秘闻或伶界妓界“趣味新闻”,同时刊登通俗小说。这些小报虽只有半张纸,却能卖到大报价钱。

　　依托这样的背景,中国报业一路走热,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从事报业。1905年科举停废前,为报馆写稿尚被蔑视,认为是“文人末路”之贱业。收入也不高,《申报》编辑费每月不过10-40银圆。科举停废后,士林职业迅速多元化,出现第一茬非官场“白领”,知识分子进入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工程技术、金融实业等行业。新闻界因影响巨甚,“一纸风行、观听一耸”,除了维新志士投身其间,还有一批秀才、举人纷纷“下海”,兼写文学作品,如吴趼人、李伯元、曾朴、李涵秋、包天笑等。

　　随着报业走热,编辑记者的收入也显著提高,如,包天笑1909年前后在《时报》时月薪为80元,每月为《时报》写论说文六篇,小说2.5万字。他还为《小说林》撰稿,月得40元;为有正书局编《小说时报》,再拿稿费;当时他全家花销每月至多五六十元,日子很好过。包天笑曾回忆说:“除了编辑报纸杂志以外,每天还可以写四五千字,在卖文上收入很丰。”其时物价很低,一块钱可买五六十个鸡蛋。上海生活水准为中国之最,住校生伙食费每月六块,内地只要三块。

　　辛亥期间,报纸从业者收入丰厚,又能参与国务,指点江山,因此普遍自我感觉极好,包天笑说:“那时上海的记者们,以‘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的态度,谢绝各方交际应酬,以自示清高。”与此相应,当时记者、编辑的社会承认度也很高。此一时期,报馆访员身着西装,出入各种集会与重要会议。因身份中立,甚至被用于参与劝降清军。如1911年11月3日傍晚,陈英士(其美)携敢死队员高子白,就是以《民立报》访员的名义进入清军重地江南制造局劝降,遭拘捕,次日义军强攻得手方获释。对于辛亥时期报纸的影响力,时人评论说:“前清末叶,报纸势力渐呈伟大之象,清室竟因之而亡;袁世凯称帝,报界不赞成,即至倾覆,此其最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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