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什么叫洋务思想?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包括哪些方面?长期以来学术界曾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只包括兴办军工科技一个方面，一种意见则认为应包括外交与军工科技两个方面的内容。两种意见争论不休，并由此引出对曾国藩与洋务运动历史评价的差异。笔者认为，为准确反映事物的本质，避免断章取义、各取所需之嫌，不妨追根溯源，看一看曾国藩本人是怎样讲的，然后再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由此展开讨论。
曾国藩谈论洋务的地方很多，而最集中、最典型者则莫过于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同幕僚宾友的一段谈话。《手书日记》载：“与幕府诸君畅谈，眉生言及[夷]务。余以为欲制[夷]人，不宜在关税之多寡、礼节之恭倨上着眼。即内地民人处处媚[夷]，艳[夷]而鄙华，借[夷]而压华，虽极可恨可恶，而远识者尚不宜在此等处着眼。吾辈着眼之地，前乎此者，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为下手工夫。”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对外国侵略问题的战略思考，一是对外国侵略问题的具体对策。前者可谓怀德弃怨，化敌为友，后者可谓自我振作，师夷长技。实际上包含着内政与外交两个方面的内容，而内政方面又包含整顿吏治与兴办军工科技两个要点。就其内在联系而言，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后者是前者的最终目标，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结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由此可见，所谓洋务，是由夷务一词转换来的，实际上不仅指外交事务而言，也不仅指造船制炮等西方科学技术，而是包含着如何对待和处理外国侵略问题的全部政策与策略。曾国藩所谈的上述各点，亦不仅是曾国藩个人的思想，而是整个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的思想基础和行动纲领。可见，将曾国藩的洋务思想仅限于军工科技一个方面是不恰当的，由此得出的对曾国藩及洋务派、洋务运动的认识也难以全面、准确。
曾国藩的实践活动与他的上述说法是一致的。他曾为兴办军工科技作出了很大努力。咸丰十一年冬，曾国藩在安庆设内军械所，制造新式枪炮与子弹火药。次年又试制轮船，并于同治二年制成木壳小火轮一艘。为了扩大规模，改进技术设备，以制造更大、更先进的轮船，复派容闳赴美采购“制器之器”，拟于两湖一带择址设立新厂。同治四年会同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容闳采办的机器亦并入其中。同治六年曾国藩又奏拨专款设立船厂，专门从事新轮试制工作，并将江南制造局迁址扩建，内设翻译馆与诸多分厂，使之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技术设备最好的综合性军事工厂。其所造新轮的技术水平也不断提高。至同治十年曾国藩赴沪巡察时，江南制造局已造出各式轮船四艘，其第五艘也将近完工。为了培养轮船的驾驶与管理人员，他曾委派专人负责新轮的操练工作。为了解决养轮乏资的问题，他曾提出将新造商轮租给可靠商人使用的主张，遂成官督商办与轮船招商局之滥觞。为了培养军事，尤其海军需要的人才，曾国藩还于同治九年会同李鸿章奏准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成为中国派遣留学生之始。
曾国藩在兴办军工科技方面所做的具体事情并不太多，他的业绩既不能与李鸿章相比，也不能与左宗棠相比。加以左宗棠一贯主张抵抗外来侵略，有收复新疆之功，故其历史形象远比曾国藩为好。然而，无论左宗棠还是李鸿章，其在近代史上的地位与影响，都不能与曾国藩相比。其原因非他，要在开风气之先。即就洋务运动而言，第一个上奏提出“师夷智以制船造炮”者是他，第一个造出轮船者是他，第一个派人出洋购买成套“制器之器”者是他，第一个提出“官督商办”者还是他。其洋务运动首倡者的地位是无人可以取代的。洋务运动虽然不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开始，但却由此引来西方机器生产。而机器是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物，巨大生产力的象征，同封建生产关系是不相容的。因而，机器的引进等于在盘根错节的封建生产关系中打进一个楔子，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中国资本主义紧随洋务运动之后而兴起，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的。所以，洋务运动成为中国工业化的起点，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具有开创性的作用，讲近代化，讲近代科技，必须从这里讲起，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不能不提到它。就此而言，洋务运动功不可没，曾国藩功不可没。不过，曾国藩所行之事不只一件，洋务运动亦不只一面，要得出科学的结论，准确的评价，还必须对其进行全面的考察。
在对外交涉问题上，曾国藩主张坚持一个“诚”字。无论外国侵略者多么奸诈狡猾、蛮横无礼，都采取诚恳的态度，以友相待；对他们的无理要求、步步进逼亦能忍则忍，能让则让，除非万难相从者，一概答允。他虽然积极练兵、筹建海军，但却实行备而不战、决不抵抗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列强的武装侵略和战争讹诈，决不敢以自卫战争给予回击。在外侵略者面前，完全丧失了当年打长毛时那种“敢战第一”的精神。在这一点上，他不如洪秀全，也不如左宗棠。
对于如何处理外国侵略的问题，曾国藩言论不少，而行动则只有办理天津教案一事，尚不足以完整地体现其洋务思想的全貌。而深得恩师心传的李鸿章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表现，则可以作为曾国藩洋务思想的注脚，实际上亦为洋务运动作了历史性的总结。政治上的腐败和对外不抵抗主义，不仅断送了北洋舰队，且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未有的严重危机。它使中国人大开眼界，从而看清了洋务派的所谓“求富求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随之而起的割地狂潮，更使中国人民深切体验到亡国灭种迫在眉睫的滋味，以至百年之后人们对这段历史仍是刻骨铭心!
曾国藩与洋务派把他们的这套做法称为“隐图自强”，意即对洋人的侵略隐忍退让，示人以弱，使其难于发觉，而暗地里则奋发图强，待其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赶上洋人，再与之一决雌雄，争回主权。后来有人根据曾纪泽在国外发表的言论，把它概括为“先睡后醒论”。这可算是对洋务运动的最好解释。然这套做法，往最好处说也不过是一厢情愿。这里且不说清朝统治者腐败如故，看不出一点克勤克俭、励精图治的迹象，即如西方列强的眼睛紧紧盯着中国，也不容许这“东亚病夫”日益强壮、手握利器，使一块供其享用的肥肉变成打击自己的铁锤。所以，尽管李鸿章开放旅顺港供洋人参观，表示中国建立海军舰队仅满足于你有我也有，并不打算与外国打仗，而西方列强仍不放心，不买帐，一定要怂恿日本出面一试。结果，立使洋务派多年的经营化为乌有，现出清王朝纸老虎的原形。
这里有两个想不通和不允许。一是洋人想不通与不允许。既然你根本就不打算同外国打仗，花那么多钱搞海军干什么?不允许他们摆架子、装样子。一是中国人民想不通和不允许。中国屡受外侮，民族危机日深，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们何必要供养你?不允许他们尸位素餐、误国害民。于是，有志之士起而抗争，遂有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披荆斩棘，另寻新径，探索中国的富强之路。
总之，对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应一分为二，肯定其合理因素，排除其荒谬成份。曾国藩将魏源“师夷之长技”的思想付诸实践，率先造船制炮，兴办近代军工及相应科学技术，是应当肯定的；对其所兴所造不用于“制夷”，而专用以“制民”，是应该坚决否定的。对他所倡导的洋务运动亦应当如此。对其合理成份应当肯定，因为它至今仍能给我们以启迪。对其历史功绩应当肯定，因为它的作用无可替代，我们应当尊重历史，不可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然从总体上，对其主要方面，必须进行批判。因为它最终还是失败了，不仅没有兑现富国强兵的许诺，反而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未有的危机。因而，我们应当把它作为历史的借鉴，惨痛的教训，不时敲起警钟，庶不致重蹈复辙。曾几何时，蒋介石亦步亦趋地学习曾国藩，颂扬之格过于晚清。结果却一败如水，不得不逃至台湾一隅之地，靠着美国人战略防线的庇护聊度残生。这个历史的事实人们是不应忘记的。古人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岂此之谓欤?
二
曾国藩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集大成者，为什么又能够成为引进西方科技的带头人呢?这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性质，一是曾国藩的自身特点。
提到传统文化，人们立刻就会想到保守、封闭等等。其实，这种想法并不全面、准确。笼统言之，迄今为止的一切文化都可称为传统文化。故有人将建国以来至改革开放这一时期的思想、制度乃至文艺节目等等，皆冠以“传统”二字。这样做是不无道理的。不过，笔者这里所讲的传统文化并非如此，而是按照约定俗成的说法，专指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国数千年所创造的文化，实质上是指以理学为核心、儒学为主体的整个封建思想文化体系。这个思想文化体系，是经过长期的发展和不断强化，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形成的，曾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中起过伟大的作用，其历史功绩是不容抹煞的。只是到了近代，随着封建制度的日益腐败以至终结，越来越暴露出它的弱点，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文化体系，再也不能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不可避免的为新的思想文化体系所取代。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尽管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但这一总的历史趋势却是无法改变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作为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学说，创立于周代，西汉中取得在全国的统治地位，曾在历史上几经兴衰，出现过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仅能够吸收其他学派的长处而不断强化与完善自己，而且能够吸取外来文化之长以救自身之短。理学就是在吸收佛教禅宗的一些思想与做法，经过不断发展而形成的。由此可见，儒学既有保守性，也有进取性，既有封闭性，也有开放性。试想，假如儒学真的固步自封，一成不变，不能及时吸收新的营养和不断改变自身，以适应形势的变化和新的要求，它岂能屡衰屡兴，长期在意识形态领域保持其统治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即使到了近代，虽已老态龙钟，步入垂暮之年，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体系这一几千年来从未遇到过的对手，亦仍能提出自己的对策：“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图在保持自身思想文化体系不变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某些长处，诸如船坚炮利之类，以与之对抗。
曾国藩之所以能够接受这一思想并付诸实践，则又有其自身的原因。首先，他不仅是个学者，还是个政治家。他学习一切学问的目的，都是为了用以解决统治阶段所面临的政治问题。所以，他借以建功立业的学问主要并不是理学，而是经世致用之学。经世致用之学又称经世济用之学，简称经济之学，但并非今天的经济学。它在孔学属于政事之科，潜心治学的学者亦往往把它视为做官术。今天看来它应属于政治学的范畴，但却包含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内容，曾国藩曾把它归纳为十四大项，实际上是中国古代一个以政治学为主的社会综合学科。自鸦片战争以来，如何看待和处理西方列强入侵的问题，一直是中国各阶级、集团及政治派别所面临的头等重要的政治问题，也就不能不成为经世致用之学的首要内容。曾国藩既以封建社会“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自居，就不能不严肃考虑、认真研究这一问题，并提出自己的对策，振作精神，大干一场。不过，曾国藩所处的政治环境与魏源略有不同，国内矛盾尖锐、突出起来，故“师夷之长技”首先用以“制民”，而将“制夷”之事推之于遥远的将来。只要洋人不打算推翻清政府，就决不同洋人开仗，妥协再妥协，忍让再忍让，直到军事技术装备与经济发达程度超过洋人，再报昔日一箭之仇。这说明，这时的清朝统治者比鸦片战争时更腐败、更虚弱、更加内外交困，连“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一对策，也不能全面实施，只能半行之。而后偷天换日，将进攻的矛头转向国内，对准不甘忍受外国侵略与封建压迫的老百姓。曾国藩就是体现这种振兴与转变的一代地主阶级政治家的典型代表。
同时，也正因为曾国藩是一位政治家，而不仅仅是一位学者，所以，他所着眼之处在于整个统治阶级的最高利益、兴衰安危，而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派别的兴旺发达。因而，曾国藩虽为知名理学家，而治学却向无门户之见，对一切有用的知识、学问，都主张全盘接受，融汇贯通，应时切要，择长而用。故能领悟儒学真谛，成这一代大儒、通儒，在思想观念上突破夷夏之辨，学习洋人之长，以强化自身。这与我们通常所见到的一些俗儒、陋儒显然不同。这些人抱定一技之长，坐井观天，妄自尊大，固步自封，不思进取，并不能算作真儒。他们不能全面继承传统文化，也没有资格代表传统文化。同有理学家之名，曾国藩应时变通成为洋务派首领，而倭仁却成为顽固派的代表，其原因就在于此。
再者，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多借洋器之重、洋人之力，并取得成效，亦使他尝到了甜头，增强了师夷之长的自信心。曾国藩靠湘军起家，更以水师取胜。他坚持非洋炮不用，船炮不齐不出，终于建成当时国内技术装备最好的炮船船队，夺取水上控制权，使湘军在同太平军争夺沿江重镇的各个战役中，处于战略上的优越地位。然而，湘军水师船小体轻，行驶缓慢，只适于内河作战，不能在海洋上巡行。所以，曾国藩早在咸丰末年，即对太平天国的战争稳操胜券之时，就开始筹划建立外海轮船水师，即近代海军舰队的问题。其后兴办军工科技、派遣幼童留学美国等，基本上都围绕着这一中心进行。
不过，曾国藩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打破儒家文化，而是为了巩固这个陈旧的思想文化体系及其统治地位。在他看来，以理学为核心、儒学为主体的封建思想文比体系没有什么不好，只是缺乏西方以船坚炮利为特点的科学技术而已。所以，曾国藩引进西方文化，大致以此为限。凡与此无直接关系的外来事物，曾国藩多持消极态度，甚至心怀反感，坚决反对。例如，整顿两淮盐政，坚决反对采用洋人的办法管理盐船的厘税征收工作，对其子女请西医为夫人看病，也心感不快。实际上并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仅只因为这些东西来自外洋而已。再如，曾国藩对修造铁路亦持反对态度，不仅反对修建普通铁路，也反对修建一切带有铁路之名的技术设施。同治八、九年间，其尚在直隶总督任内，为清除永定河积沙以消水患，曾有人禀请购买和使用挖河机器。而要将挖出的淤泥及时运走，则需修造轻便铁路。曾国藩不同意这一请求。其理由除诸多财政、技术问题一时不易解决外，尚有更为重要的一条涉及国家重大政策的问题：“近年中国力拒外洋来开铁路之议，岂可反自中国作俑！此层决不可行。”[1]曾国藩在这些方面，与顽固派极为相似，而同上海滩上培养出来的一批洋务派官僚，例如李鸿章、丁日昌、冯浚光(皆曾任曾国藩幕僚)等有明显不同，故有人会将曾国藩的某些言论当成顽固派的思想加以批判。而有些学者在称颂曾国藩的业绩时，竟将“他主张修建铁路”[2]摆在首位，则似乎出于一种想当然，实际上也并没有提出任何事实根据。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曾国藩对西方文化表现出的开放性与保守性，有的属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特性所致，有的则出于曾国藩的个人原因。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曾国藩还是其他洋务派人物，对西方的政治制度与思想体系，诸如共和国制度与自由、平等、博爱等，是决不会引进的。而对近代中国来说，这正是不该缺少而恰恰缺少的东西，也是导致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根本所在。而洋务派恰恰是避开了这一要害问题，选择了一条舍本逐末、避重就轻的道路，这就不能不归于失败。犹如一个衰朽年迈之人，即使握有同样的武器，也无法战胜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更何况其武器与招数皆学自对方，且处处依赖于人、处处受制于人!至于“隐图自强”云云，则无论主观上如何想，自不免属于自欺欺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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