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定三屠
嘉定，秦代属会稽郡娄县，隋唐时属苏州昆山县。至宋朝嘉定十年，遂以年号为地名，今属上海市嘉定区。
公元1645年，晋亲王多铎统军占领南京，南明弘光朝廷覆亡。同年六月，南明降臣钱谦益，赵之龙等向多铎献策曰：“吴下民风柔弱，飞檄可定，无须用兵。”清廷乃于六月十五日颁诏书往江南曰：“……削发一事，本朝已相沿成俗，尔等毋得不遵法度。……凡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身体发肤授之父母，不可损伤”，这是汉民族千年来的伦理价值观，削发可谓是对人格的极大侮辱，故“削发令”一下，各地民怨沸腾、反抗骤起，尤在松山、昆山、苏州、嘉定、绍兴、江阴等地为盛。
公元1645年7月初三，清军进攻嘉定，为反抗满清的统治，嘉定军民推举侯峒曾以及黄淳耀、黄渊耀兄弟为城防首领。在侯峒曾和黄氏兄弟的指挥下，城中民众不分男女老幼，纷纷投入了抗清行列。为鼓舞士气，侯峒曾下令在嘉定城楼上悬挂一面“嘉定恢剿义师”的大旗。
在清军击败各村镇的乡兵后，遂将嘉定包围，并炮轰城门，城中军民毫不畏惧、誓死抵抗。随着城墙在炮声中轰然倒塌，清兵攻入城中，时任清军统领的原南明降将李成栋下令屠城，当屠城令一下达，清兵“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草丛棘，必用长枪乱搅。”“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若见年轻美色女子，遂“日昼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见朱子素《嘉定屠城略》）
屠杀过后，清兵随即掠夺财物，史载：如遇市民，遂大呼献财宝，“恶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所献不多者，则砍三刀而去。是时，“刀声割然，遍于远近。乞命之声，嘈杂如市。”更有甚者，屠城罪魁李成栋，竟用三百只大船运走了他掠夺的金帛女子。此为一。
七月二十四日，有江东人朱瑛者，自封游击将军，率兵五十余人回到嘉定城。是时，朱率部会同城内市民，将清军驱赶城外
公元1645年（乙酉年五月），多铎统军占领南京，南明弘光朝廷覆亡。
同年六月，南明降臣钱谦益，赵之龙等向多铎献策曰：“吴下民风柔弱，飞檄可定，无须用兵。”清廷乃于六月十五日颁诏书往江南曰：“……削发一事，本朝已相沿成俗，尔等毋得不遵法度。……凡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
然而“削发令”一下，所谓“民风柔弱”的江南民众的反抗怒火，却在松山，昆山，苏州，嘉兴，绍兴，江阴等地熊熊燃烧。
反抗满清暴行最为惨烈的嘉定，史称“嘉定三屠”。
嘉定，秦代属会稽郡娄县，隋唐时属苏州昆山县。至宋朝嘉定十年，遂以年号为地名，今属上海市嘉定区。
为在嘉定强行推行“削发令”，满清政权决定实施武力征服之。
七月初三日黎明，清兵踏破了昔日嘉定古城的宁静。据史载：清军进攻嘉定城的先锋李成栋，曾是已故南明弘光朝廷兵部尚书史可法的部下。早在去年（公元1644年）的四月，当清军固山额真准塔统兵南下，逼近徐州城之时，时任守城总兵官的李成栋竟望风而逃，不久遂降于清。
此时，为反抗满清的入侵，嘉定城内的市民一致推举侯峒曾，黄淳耀黄渊耀兄弟主持城防。侯峒曾，字豫瞻。原任南明弘光朝通政司左通政，南京沦陷后，避难于老家嘉定。黄淳耀，字蕴生。乃崇祯年间进士，与其弟黄渊耀均世居于嘉定城。
在侯峒曾和黄氏兄弟的指挥下，城中民众不分男女老幼，纷纷投入了抗清行列。为鼓舞士气，侯峒曾下令在嘉定城楼上悬挂一面“嘉定恢剿义师”的大旗。同时在城楼上“集众公议”，决定“划地分守”嘉定城：由南明诸生张锡眉率众守南门，秀水县教师龚用圆佐之；南明国子监太学生朱长祚守北门，乡绅唐咨佐之；黄淳耀兄弟守西门；侯峒曾亲自守东门，诸生龚孙炫佐之。此外，由诸生马元调（时年七十岁）与唐昌全，夏云蛟等负责后勤供给。
集议已定，各头领率众在城上日夜巡逻。“嘉人士争相执刃以从，人情颇觉鼓舞。”为阻止清军进犯，侯峒曾又下令将城外各桥毁坏，“东，北二门俱用大石垒断街路，西，南二门用圆木乱石横塞道途。”
天亮时分，清军击败了城外各村镇的乡兵后，便将嘉定城四面包围。随即李成栋下令，集中火炮齐轰东，西二门。“清兵攻城甚急，多缚软梯至城下，城上砖石如雨。”守城民众虽“亡失甚众”，但仍顽强不屈。若有某断城墙被炮火轰塌，城内民众便及时用木料和充土布袋堵塞之。“守城者若有伤亡，乃立即补充。”或曰：中国有两个社会，上浮夸而下粗扑；上游戏而下献身。诚信斯言哉！
黄昏时分，突然暴雨如注，狂风骤起。守城民众仍毫不畏惧，冒雨抵抗。是时，因“城中遂不能张灯，（李）成栋令兵丁潜伏城下之穴城，而守者弗觉也。”（文秉《甲乙事案》）
翌日破晓时分，暴风骤雨仍然不止。时城上民众已连续守城三昼夜，遍体淋湿，加之饮食已绝，故人人身疲力竭。李成栋遂令士兵“置灯于地穴中，炮发震城。”火炮声“终日震撼，地裂天崩，炮硝铅屑落城中屋上，簌簌如雨，婴儿妇女，狼奔鼠窜。”（朱子素《嘉定屠城略》）
在这腥风血雨之中，灾难终于降临。
随着城墙一隅在炮声中轰然倒塌，清军乘机登城，蜂拥而入。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
此刻，侯峒曾正在东门城楼上。城陷，“士卒皆曰：‘吾曾受公厚恩，尚可卫公出走。’峒曾曰：‘与城存亡，义也。’及下城拜家庙，赴水死之。其长子玄演，次子玄洁身处数十刀，亦死之。”
城陷之时，黄淳耀黄渊耀兄弟急趋城内一僧舍。“淳耀问其从者曰：‘侯公若何？’曰：‘死矣！’曰：‘吾与侯公同事，义不独生。’乃书壁云：‘读书寡益，学道无成，进不得宜力王朝，退不得洁身远引，耿耿不没，此心而已。大明遗臣黄淳耀自裁于城西僧舍。’其弟渊耀曰：‘兄为王臣宜死，然弟亦不愿为北虏之民也。’淳耀缢于东，渊耀缢于西。”（黄宗曦《弘光实录钞》）又据史载；诸生张锡眉解带缢于南门城楼上，死前作绝命词，大书裤上云：“我生不辰，与城存亡，死亦为义！”教师龚用圆赴水死，二子从之。诸生马元调，唐昌全，夏云蛟，娄复闻，城破亦死之。又有黄某，与清军巷战中“手挥铁简，前后杀数百人，后中失而死。”这些“志士仁人”之死，从历史上看，固然是其儒家“仁义”观念的根本追求所致。但从民族兴亡的高度看，这为民族生存而死之大丈夫精神，不也成为汉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吗？
当屠城令下达之时，清兵“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草丛棘，必用长枪乱搅。”“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若见年轻美色女子，遂“日昼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朱子素《嘉定屠城略》）
血腥屠杀之后，清兵便四出掠夺财物。史载：如遇市民，遂大呼献财宝，“恶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所献不多者，则砍三刀而去。是时，“刀声割然，遍于远近。乞命之声，嘈杂如市。”更有甚者，屠城罪魁李成栋，竟用三百只大船运走了他掠夺的金帛女子。
在此劫难中，不乏为虎作伥者。又史载：清兵如北门，“乃奸民导敌入。”至于趁火打劫者，亦不在少数。有汉奸徐元吉者，“以削发为名，日出行动，割人腹，啖人心肝，动以百计。”
然而，满清的暴行并未扑灭民众的反抗怒火。
七月二十四日，有江东人朱瑛者，自封游击将军，率兵五十余人回到嘉定城。是时，朱率部会同城内市民，将清军驱赶城外。
第二天，逃至城外的李成栋，急令万国昌率兵增援。李本人则坐镇城外之织女庙，指挥各路兵马企图第二次攻城。
七月二十六日清晨，清军乘城内民众武装力量尚未集结完毕，再次攻进城内。
有汉奸浦嶂者，向李成栋献计曰：“若不剿绝，后必有变。”于是，清军第二次屠城。此时，城内许多居民尚未起，，“遂于屋中被猝然杀之。”顿时，“城内积尸成丘，惟三，四僧人撤取屋木，聚尸焚之。”
在此次屠城中，浦嶂一马当先，“大显身手”。他甚至将好友娄某的全家斩尽杀绝。为此，嘉定城内民众“是日逢嶂，龆龀不留。”有一郭姓市民者，曾不胜愤慨地痛斥他：“人面兽心，狗鼠不食。”人神共怒，浦嶂惟掩面鼠窜耳！
从李成栋，徐元吉，浦嶂之所为我们看到，每当社会大变动之时，必然会有一部分人因社会的变动而得益。此除时势之必然外，各阶层之个体的品行德性与其地位之升降，亦有不可忽视之关系。而品行德性之沦丧，必然导致个人占有欲的极度扩张。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信夫！
满清的第二次屠城，也未能削弱民众的反抗意志。
八月二十六日，原南明总兵吴之番率余部，反攻嘉定城。城内清兵猝不及防，乃溃。城内民众纷纷奔至吴军前，“踊跃听命”。然而，吴军乃乌合之众。清兵反扑之时，“一时溃散。”史载：吴之番“连杀数人，不能定。呼天曰：‘吾死，分也。未战而溃，我目弗瞑矣！’挺枪欲赴东门死。”
清兵拥入城内，第三次血洗嘉定城。
如果说前两次屠城，对满清而言，多少留下一些“隐患”的话，那么这第三次屠城，他们可谓“如愿以偿”。因为在这满城的累累白骨之上，总算插上了“削发令已行”的旗幡！
史载：在满清的三次屠城中，嘉定城内民众无一投降者，死亡者达二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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