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权势之下，即使自己不想结党结派，也会自然成党成派，这是中国政治的无奈之处。恭亲王和醇亲王作为离最高权力最为接近的老二，虽然都十分“忧谗畏讥”，但还是不能不成为遮天的大树。 1884年4月，世界似乎被北京的“政变”弄懵了。52岁的大清“总理”、恭亲王奕?，在执掌权柄23年后，被突然“双开”，整个军机处下岗。新的军机处迅速组建，并且“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商办”，恭亲王的弟弟、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奕?实际接替了他的领导职务。这就是清史上著名的“甲申易枢”。 鲜为人知的Prince Chun(醇亲王)突然与曾经如雷贯耳的Prince Kung(恭亲王)一样，成为西方媒体的主题词，各色人等睁大双眼，试图从来自北京的蛛丝马迹中，寻找中国的未来发展动向。美国《芝加哥每日论坛报》(Chicago Daily Tribune)大摆乌龙，报道说“中国前总理恭亲王自杀身亡”，用大篇幅回顾恭亲王伟大的改革一生。而英国《泰晤士报》(The Times)则说：“这是一场突然的政变，但政权的易手，只在中国首都产生影响，其后果却还很难预料”。这家世界第一大报，发表了一系列的报道，并且自信地宣称：“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历史、中外关系史的新时代的开始。” 老七“老气” 醇亲王刚刚取代恭亲王的地位，御史们就上书说，作为皇帝本生父，醇亲王应该避嫌，不可“与闻机务”，参与军国大事。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游戏中，“避嫌”不仅是“显规则”和“浅规则”的主要组成部分，更是一门精深的政治艺术。当年，醇亲王得知自己的儿子载?(即光绪)被选为接班人后，焦虑万分，乃至晕倒在工作岗位上，最后以健康为理由在30多岁的盛年提前退居二线。这种及时而适度的“晕厥”，体现了这位王爷讲政治、顾大局、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一面。相比较而言，执政20多年的恭亲王，“晕厥”总是来得不够及时、不够彻底。 对于御史们的反对，慈禧太后批示说：“自垂帘以来， 揣度时势， 不能不用亲藩进参机务。谕令奕?与军机大臣会商事件，本专指军国重事， 非概令与闻。奕?再四恳辞， 谕以俟皇帝亲政再降谕旨， 始暂时奉命。此中委曲，诸臣不能尽知也。” 御史们本来也是做做分内的应景文章而已，自然适可而止，皆大欢喜。 与聪明外露、果决刚毅的六哥恭亲王相比，排行老七的醇亲王似乎多了些“老气”，表现得更为低调、更为绵里藏针，也更为大智若愚。时人就曾以“易中枢以驽马、代芦服以柴胡”的尖刻评价，认为这位新任总理的才具，比起恭亲王来实在只是“驽马”、“柴胡”而已，这种评价一直延续至今。
在打倒肃顺等顾命大臣“八人帮”的“祺祥政变”中，醇亲王奕?的功绩往往被掩盖在慈禧和恭亲王的光环背后：正是他带兵将肃顺和端华从热被窝中抓住，完成了政变中最艰难、最有风险、也是最为关键的任务。在之后的“叔嫂共和”体制中，他执掌首都卫戍部队的主力“神机营”长达30多年，实际上形成了恭亲王掌握外交、醇亲王掌握军事的基本格局。在醇亲王的主持下，“神机营”成为大清国军事改革的“特区”，“添习火器技艺”、“改弓箭为洋炮”，甚至配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克虏伯(Krupp)钢炮、哈乞开思(Hotchkiss)步枪、毛瑟(Mauser)后膛枪等。在装备和训练方面，远超过李鸿章那更为著名的淮军。 “叔嫂共和”的特征是“垂帘听政”和“亲王辅政”两制并存，“亲王辅政”是满清亲贵们能接受“垂帘听政”的条件和前提。而醇亲王不仅是皇叔，也是慈禧太后的妹夫，这注定了他能被最大多数的人所接受。在慈禧眼中，这无疑也是对恭亲王的一种制衡，尽管他在恭亲王早期两次被慈禧修理的时候，都义愤填膺地站出来为六哥说话，却在第三次成为实施打击的主力和实际的替代者。 醇亲王在取代恭亲王前，给世人的感觉相当地“左”，比较保守、排外。对恭亲王的改革，尤其“外敦信睦、隐示羁縻”的外交政策，他总是嗤之以鼻，建议太后“摈除一切奇技淫巧、洋人器用”，甚至两次秘密上书，建议削弱恭亲王的权力。野史中说他“疾其兄之专权，久有眈眈之意”。毫无疑问，这样的互相监督，正是慈禧最希望看到的。 同治死后，光绪即位，醇亲王虽然为避嫌退居二线，但作为影子“太上皇”，还是吸引了各种人物纷纷投靠到他的门下。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权势之下，即使自己不想结党结派，也会自然成党成派，这是中国政治的无奈之处。恭亲王和醇亲王作为离最高权力最为接近的老二，虽然都十分“忧谗畏讥”，但还是不能不成为遮天的大树。法国侵入越南，局势告急，慈禧太后要求闲居的醇亲王多挑担子，并最终用他取代了恭亲王。 之前以高调的“极左”面貌出现的醇亲王，一旦主政，便令人惊愕地实现了大转身。在对法战略上，他几乎完全继承了此前所批判的恭亲王的“投降路线”，甚至走得更远，令海内外观察家们跌破眼镜。当“极左派”们指责李鸿章对法屈膝时，老李气定神闲地说：那都是恭亲王和醇亲王两位王爷确定的方针，我老李无非是个执行者而已。 对于自己当看客时的“极左”言论，挑上担子的醇亲王承认自己“尝持偏论”，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但事实上，从醇亲王变脸之迅速和彻底来看，其之前的“极左”面貌，极有可能只是为了赢取“基本教义派”支持的一种手腕。在野的时候，站着说话不腰疼，可以指点江山、挥斥方遒，而一旦亲自执政，为了儿子的江山社稷，他也就只能成为、或者还原为一个现实主义者。
作为他的亲密战友，大清国首席洋干部、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在4月27日写给伦敦的信中，谈及中法战争时说：“或者恭亲王表面上虽然和平， 而暗地里却在反对进步， 排斥外国人， 并且主张战争。而七爷和他的朋友反倒是主张和平和进步的----我有一半倾向于相信这是正确的解释。在中国有时须应用颠倒的法则。我想七爷如果控制这政府，很可能中国真正地能够进步。” 大清国第一轮改革开放，历时三十多年。以甲申易枢为界，醇亲王主政的后十年，与恭亲王主政的前二十年相比，几乎所有改革措施都没有被中止，而且在海军、铁路、电信等基础建设方面，得到了更为长足的进步，尤其在新疆和台湾先后建省，大大加强了对边疆省份的控制。外交方面，醇亲王也展现了与恭亲王一般的灵活身段，以至于后世的主流史学家们批判这位“爱国王爷”一挑起管理国家的重担，怎么就和乃兄一般软弱、一般“卖国”。这类似于恭亲王当年发动政变，处决了肃顺等人，却几乎完整地继承了肃顺的所有政策，尤其是重用曾国藩等汉臣的政策，将权力斗争与政策连贯有效地进行了区隔，不因人废事，更不因人废制。 更为吊诡的是，野史把恭亲王、醇亲王哥俩争权传得有鼻子有眼，实际上这哥俩时常聚会，并且共同感慨挑担累、挑这付看客多多的大清担子更累。或许，那种留在纸面的“争执”，只是“前人撒土、后人迷眼”罢了。 绵里藏针 低调得近乎窝囊的醇亲王奕?，其家却一连出了两任皇帝(其子光绪、其孙宣统)，一任摄政王(其子载沣)，两个郡王(其子载涛、载洵)。道光皇帝的儿孙当中，风水几乎都流往老七家中。 和恭亲王一样，醇亲王成为中央二号首长、挑上国家重担后，嘴巴立即闭上，尾巴马上夹紧，而他对慈禧太后的态度，成为后人诟病的主要对象。主流的观点认为，他在慈禧面前，比恭亲王更能逢迎、更为软弱，而最大的罪证就是不惜拿海军军费为慈禧太后建设颐和园，令北洋舰队成为“房奴”。 颐和园的建设资金来源，一直是蒙在慈禧和醇亲王、包括李鸿章头上的阴影，普遍认为他们挪用了本该用于北洋舰队的军费，而直接造成了甲午战争的失败。但这一指控，如同针对晚清的诸多政治抹黑一样，是完全虚构和曲解的。 这一指控的来源，在于《翁同?日记》(光绪十二年十月)。庆亲王与醇亲王见面，“深谈时局”，醇亲王请庆亲王转告翁同?等，在为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的问题上，要“谅其苦衷”，他的目的就是“以昆明湖易勃海， 万寿山换滦阳也。”这么做的动机，与其说是逢迎慈禧太后，不如说是营造一种更为和谐、团结、吉祥的氛围，一则表白自己的忠诚，让领导放心，二则也希望老佛爷及早放手，使光绪皇帝能够尽早单飞。这是一种无需言词、心照不宣的表白。
严肃的史学论证却认为，此“勃海”并非北洋舰队活跃的“渤海”，而与下句中的“滦阳”一样，指代的是一处塞上行宫“白海”，其意思也就是让慈禧就近在京郊修园林，而不是如同祖宗们那样跑到更为遥远的塞上去建行宫。 更为关键的是，为北洋舰队预留的经费，是根据收支平衡的基础所做的国家预算，众目睽睽之下，根本没有截留的余地。为修颐和园而筹集的260万两白银，虽然名为“海军军费”，却并非来自财政拨款，而是各省督抚们的私人“报效”。醇亲王同时监管颐和园工程和海军建设，就将这笔款子以北洋的名义存入天津的外资银行生息。取名“海军军费”，为的是减少舆论对中央的可能压力，却没想到效果适得其反。而这些舆论的源头，来自康梁师徒流亡之后的政治抹黑，如同他们以武则天的小说形象为蓝本虚构慈禧私生活一样。梁启超晚年自承当年文字均为政治宣传所用，不可作为信史。 实际上，围绕北洋舰队的军备更新、扩充，争论的焦点并非预算经费的运用，而是对军事改革的不同应对思路。以翁同?为代表的“清流派”，根本不顾及军事技术革命的浪潮，对李鸿章提出的北洋舰队更新方案横加阻遏，认为吨位数已居世界第八就足以保卫海疆，在国家预算中大量缩减了北洋的军费，导致北洋的相对战斗力大为下降。 同样在颐和园的修建上，恭亲王的“硬抗”，就远不如醇亲王的“软受”。而醇亲王也从这样的政治默契中，获得了更大的自主空间：在他执政期间，所有改革措施都更为直接，时人慨叹醇亲王比恭亲王要更加痛快果断。从李鸿章留下的各种文献看，他把恭亲王更多地当作英明领导，而把醇亲王更多当作知音和战友。每当李鸿章的改革遭遇阻击或挫折时，恭亲王是暗中保驾，醇亲王则是公开护航，旗帜鲜明，态度清晰，毫不含糊。 从醇亲王在慈禧面前的柔软身段看，我们或许可以说他是绵里藏针；而从醇亲王对待改革和改革者的鲜明态度看，他更有“针尖带绵”的一面。这种性格遗传给了他的儿子、第二代醇亲王载沣(溥仪之父)，这位末代摄政王在内政(政改力度空前绝后)、外交(既敢于与美德两国结盟，也敢于派军舰巡视西沙东沙等群岛)上频繁亮剑，却能容纳反对势力，甚至赦免汪精卫那样的欲取他性命的刺客，而在改朝换代后，甘于、乃至乐于被人误以为“窝囊”。 1888年，醇亲王一度病危，自以为不久于人世。当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去看望他时，他的政治遗嘱就是“无忘海军”，并且将当年(1886年)检阅北洋舰队时慈禧所赐的一块如意，交给了光绪(醇亲王两年后方去世)。无独有偶，十年后(1898年，戊戌年)，恭亲王在临终前，也是握着光绪皇帝的手，叮嘱他要小心康梁等打着改革旗号实现政治野心的“广东小人”。
作为中央的最核心，这两位亲王和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如何巩固和加强这个政权。改革、开放，与时俱进，乃至后来的以扩大执政基础为手段的政治体制改革，都服从和服务于这一目的。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知道“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显规则”，为修园林而自毁长城的事，从常理上说，应该不可能成为他们的选项之一?除非他们真的如抹黑宣传所说的愚昧得近乎脑残。 醇亲王给子孙们留下了一幅极堪品味的家训： 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 财也小，产也小，后来子孙祸也小，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少胆也小，些微产业知自保，俭使俭用也过了。 锦衣玉食的凤子龙孙，能从荣华富贵中勘出此番深意，这是一种什么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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