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秋天，在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坚持真理、正直无私的彭德怀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来在“文革”中又有人给彭德怀捏造了许多罪名。其中对彭德怀的政治生命最“攸关和致命”的罪名是彭德怀所谓“里通外国”。据我所知，其主要“事实”是：1、1957年彭德怀在莫斯科同定居在苏联的机会主义头子王明的私人代表进行“密谈”；2、1959年5月彭德怀在阿尔巴尼亚同赫鲁晓夫有“秘密会谈”和“秘密联系”。

彭德怀一生中共出过5次国(1950年10月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身份去朝鲜指挥抗美援朝战争除外)，分别率领5个军事代表团出访。最后三次出国时，即1957年11月随同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访苏、同年率领中国军事友好访苏代表团访问苏联以及1959年访问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等9个社会主义国家。

从我多次给彭德怀出国时当俄文翻译的经历，可以这样说，上面说的1957年和1959年彭德怀的所谓“里通外国”的“事实”，完全是捏造出来的。作为见证人，我把自己所知道的实际情况和看法叙述如下：

1957年11月，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军事友好访苏代表团访问苏联时，下榻在莫斯科列宁格勒饭店。别有用心的人说，有一个华侨曾到列宁格勒饭店找彭德怀和萧向荣(中国军事友好访苏代表团成员、军委办公厅主任)，说这个华侨是王明派来的私人代表，彭德怀和萧向荣都见了他，并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其实这个华侨并不是王明的代表，而是林伯渠侨居在苏联的女儿林琳和她的丈夫(莫斯科大学的教授)，林琳是来列宁格勒饭店看望她的妹妹林秉元的。林秉元是林伯渠的三女儿，她这次也是中国军事友好访苏代表团的俄文翻译。

关于1959年5月彭德怀在阿尔巴尼亚同赫鲁晓夫有“秘密会谈”和“秘密联系”的问题。这又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来的弥天大谎。

其实，彭德怀同赫鲁晓夫在阿尔巴尼亚根本没有什么“秘密会谈”，更没有什么“秘密联系”。在阿尔巴尼亚，彭德怀虽然同赫鲁晓夫有过三次见面和接触，但那是礼节性的交谈。

第一次是在1959年5月29日夜晚，由赫鲁晓夫率领的苏联党政代表团在地拉那的“游击队宫”举行宴会，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都参加了，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全体成员也应邀出席。

第二次是在5月30日下午，阿尔巴尼亚为欢迎赫鲁晓夫率领的苏联党政代表团，在地拉那市中心的广场上举行有10多万人参加的盛大群众集会，以彭德怀为首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应邀出席了欢迎大会。在群众大会上，赫鲁晓夫同彭德怀见了面，见面时礼节性地相互问候和交谈了几句。

第三次是在5月30日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部长会议在“游击队宫”联合举行盛大宴会，欢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由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也应邀出席，宴会后举行了联欢晚会和舞会。

稍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会明白，在这么大的宴会场合和群众集会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彭德怀怎么能同赫鲁晓夫搞阴谋，怎么能“密谈”呢?另外，赫鲁晓夫率领的苏联政党代表团住在“游击队宫”，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住在“达伊特”大饭店，两个代表团分别住在两个地方，相隔甚远，参加活动也不在一起。其次，对阿尔巴尼亚来说，同时接待两个国家的大型代表团，这在人力和物力上都显得相当紧张，两个代表团只能合用一个车队。举行参观活动时，小轿车先把一个代表团送到这一个参观地点，而后再用这些小轿车送另一个代表团到另一个地点去参观。这就是说，两个代表团很难碰到一起。再说，我们和彭德怀朝夕相处，从未见过彭德怀单独出去见赫鲁晓夫，也没有看到赫鲁晓夫单独来找彭德怀。

1959年6月13日，彭德怀率领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波兰等9个社会主义国家回到北京后，只过了10多天，彭德怀就去庐山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于7月14日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即“万言书”)，反映贯彻“三面红旗”中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于是大会批评彭德怀反对搞人民公社。同年7月18日，赫鲁晓夫也发表讲话，攻击中国的人民公社。此时，又有别有用心的人向毛泽东报告，说彭德怀在国内反对搞人民公社，赫鲁晓夫在国外也反对中国搞人民公社，他们两人在国内外互相呼应。很明显，说这样话的人居心不良，是有意硬把彭德怀同修正主义头子赫鲁晓夫联系在一起。

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上，为了证明彭德怀有“里通外国”的问题，竟有人拿出一个小本子，煞有介事地念了几段彭德怀出访中会见苏联领导人时的讲话，作为彭德怀“里通外国”的证据。

彭德怀反驳说：“苏联人说话我听不懂，我说话苏联人听不懂，我怎么里通外国?”

此人说：“有一次你和苏联人谈话，没有中文翻译在场，只有苏联翻译，谁知道你给苏联人说了些什么?……彭老总呀!我真没想到你会里通外国呀!”

彭德怀满怀气愤却语气平静地回答：某某同志呀!我也没想到彭老总会里通外国呀!

从上所述，无论在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上，还是在“文革”中，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总是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使出全身解数，编造彭德怀的所谓“里通外国”的“事实”。

20世纪90年代初，原彭德怀办公室主任王焰告诉我说，在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上报处理彭德怀案件的第一份报告中说，因为彭德怀犯有“里通外国”罪，建议处以“死刑”。对这个报告，毛泽东没有表态，也就是说不同意。在第二份报告中，毛泽东也没有表态，就是说也不同意。这样，彭德怀的“里通外国”的案子一直拖下来了，长期未能结案。

1978年12月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这次全会决议的精神，在党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下，给持续了近20年的彭德怀“里通外国”的这个历史大冤案平了反，正式向世人宣布，给彭德怀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摘自《湘潮》2009年第2期 孙立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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