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宗族群体早于专制皇权而存在，古老的宗法制度就是以宗族的存在为前提的。但是，宗族在对土地和对劳动者的封建占有条件下迅速发展，则是专制皇权出现以后的事。专制皇权不认识这是必然的趋势，也不认识这种发展终将与自己的利益一致，所以每当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开头，总是企图抑制这种发展。西汉打击豪强，东汉实行度田，都是抑制措施。但是宗族依社会经济的自发进程而发展，皇权终于无力阻止。东汉政府在法律上，在租赋兵徭制度中，虽然对此没有正式承认的意向表示，但是对于家族扩充田庄，占有佃客的现象却是默认了的。曹魏的租调制，征收户调以户为准而不计人丁，为承认宗族庇荫劳动人手的特权留下了余地，是制度上行将出现重大变化的先声。西晋的荫客制度和东晋的给客制度，可以说是对宗族的这种特权正式予以法律承认。专制皇权毕竟有其相对的独立性，要保护自己的存在，所以在承认中还包含着数量上的限制，虽然数量限制在以后的年代总是不断地放宽。皇权与宗族，两者关系中相冲突的一面逐渐缓和，相依存的一面则日益显露。尽管如此，缓和总不是冲突的完全消除，依存也非两者的完全一致。关于这个问题，我在《秦汉魏晋南北朝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历程》一文[1]中有所分析，可以参看。

　　宗族的发展在经济上与专制皇权所形成的矛盾，总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但是只要皇权比较稳定，宗族在政治上一般说来还是愿意效忠皇权。他们倾向于把自己的宗族利益寄托于一姓皇朝。他们是这一时期知识阶层的主体，也是皇朝官员的主体。如果皇朝稳固，宗族的发展就没有多少风险，总是顺当一些;反之，如果皇朝纪纲不立，政局不稳，动乱频仍，宗族也会受到挫折，得不到一帆风顺的发展条件。所以东汉宗族虽然社会影响很大，但对于朝廷并不敢轻启觊觎之心。和帝以后皇权政治出现异常现象之时，公卿大夫面折廷争，布衣之士私议救败，都是为了恢复正常的皇权政治秩序。甚至东汉瓦解，董卓入京，开头也只得“沙汰秽浊，显拔幽微”(《三国志·蜀志·许靖传》)，表现为整饬朝纲，延续汉祚，而不是急于取而代之。当汉已不汉之时，曹操力葛群雄，广延名士，以自壮大，然犹“畏名义而自抑”(《通鉴》建安二四年条司马光语)，只敢自况于周文王。由于宗族有拥汉的潜在力量，所以皇权易姓并不是容易实现的事情。

　　以东汉为例，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宗族处在皇权的控制之下，如果皇权稳固，他们是皇权的支撑者;如果皇权式微，他们便力图匡复;如果皇权已经瓦解，回天无术之时，他们就会理所当然地成为新的皇权的角逐者，但也不敢彰明较著地进行角逐。如果角逐者不是强大的宗族代表，因而不得不另有标榜的话，他们实际上也是尽可能地团结强大宗族，争取支持，甚至自身也会出现转化，逐步成为强大宗族的代表。战胜了袁绍的曹操，就是这样。

　　角逐的胜利者组成新的皇权。皇权稳固下来以后，它与宗族之间又会出现上述的关系。曹魏政权有点特殊，它并未等到真正稳固下来，就被强大的宗族司马氏取代了。不过，晋之继魏，犹汉之继秦，亦犹唐之继隋，既有损益，又是一脉相承。帝姓换了，政治格局依旧。从这个意义上说，魏和西晋可视为一个历史阶段。这是古代社会大动乱后回归稳定时常有的反复现象，与阶层的变动恐怕不一定有直接关系。陈寅恪先生在《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中，从袁绍、曹操交争看到社会阶层高低差别的实质，这是他识见卓越之处。但是陈先生将这一阶层差别的分析一直贯串到几十年后的司马氏和曹氏之争之中，而忽视了昔日较低社会阶层代表的曹氏势力业已转化为皇权这一极为重要的事实，因而他对曹马党争的分析，就显得有些牵强，似不尽符合历史实际。这一问题离开了本书主旨，这里不多作探讨。

　　从理论上说来，在皇权政治格局下，不但宗族力量处在皇权控制之下，而且一切其它力量都处在皇权控制之下，不可能与皇权平行，更不可能超越皇权。甚至东汉宦官外戚擅权，也只能视为专制皇权发展到空前强大水平而出现的皇权旁落现象。掌握了皇帝(通常是婴幼的或弱智的皇帝)，等于掌握了一切权力，因而弄权者得以假皇帝之名行事。这只是对皇权的窃取，而不是对皇权的否定。与之相应的政治现象，则是宫廷阴谋不断，多数是拥立或废立之争，争则大开杀伐。而且胜利者很难长久维持权力。这仍然是皇权政治而不是其它。世家大族为维护皇权的正常运转而与宦官、外戚斗争，受到外戚、宦官的重大打击，但结果是更扩大了世家大族的政治影响。这又是一种辩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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