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执法，在中国是个古已有之的旧传统，一丁点都不新鲜。
　　
　　在明清两朝，政府具体的执法人员，被称为衙役。具体地说，就是三班衙役中的快班，所谓捕快之类的人物。捕快在法律上属于三代不能参加科举的贱民，但是，这个贱民，只是在青天大老爷那里才名副其实，而在老百姓那里，捕快则往往被尊为“翁”或者老爷。
　　
　　因为，朝廷的法度，实际上是靠这些人来落到实处的。在某些情况下，普通百姓，是罪犯还是良民，往往在他们的一念之间。因此，尽管对外名声不佳，政治地位不高，但想当捕快，还得花钱买。当不上正经制役，做不拿工钱的帮役、白役，也一样趋之若鹜。所以，凡是个县衙，里面都一堆一堆的衙役，大大超编。
　　
　　超编不要紧，因为一个县衙，真正吃官粮的人，其实只有上面派来的主要官员。剩下的书吏和衙役，正经的官方支出，只有一点补贴。至于帮忙的帮役和白役，则一分钱都不用出。凡是衙役，没有靠补贴吃饭的，想靠也靠不上，因为那点银子根本养不活人。
　　
　　不过，衙役无论正、帮、白，都活得很滋润。这个滋润，靠的是官府的办案权。实际上，他们吃的就是青天大老爷手里那颗大印。凭着官府的威风，有事加点，没事生事，都可以吃得饱饱的。这没事生事，主要就是靠钓鱼执法。
　　
　　钓鱼执法，首先要找对鱼。什么叫做鱼，就是那些有余钱剩米，但又没什么权势之辈。就像上海的钓鱼者，他们总不能去钓军车，钓黑牌的外国车，钓政府机关的车（真要是哪个钓到这些车头上，鱼钓不到，还会惹一身的腥）。
　　
　　找好了对象，就好下手了。找个外地的无赖，假装是逃犯，然后跑到被钓的鱼那里，装成逃荒人，要求收留。总之，百计千方，装可怜，只要收留，哪怕不给钱白干也行。只要被钓的对象善心一动，或者贪念一动，以为天上掉下来便宜的劳动力，将来人留下，衙役随后就到了。一个窝藏逃犯的罪名，足以让中产之家破产了。这种方式，被称为“活钓”。
　　
　　相对于活钓的，是死钓。这个更简单，只消找到一具无名尸体，病饿而死的最好。趁着天黑，将尸体运到被钓对象家门口。第二天不等这家人家开门，衙役打上门去，劈头栽一个命案在这家头上。有尸体在，一户农户人家，满身是嘴也说不清。还好，衙役们只是诈钱，并不想要人家的命，所以只消拿出令衙役满意的银子，就可以消灾。掏空了这家，这家还得千恩万谢。
　　
　　还有一种钓鱼，是针对行旅之人的。行旅之人大抵有几个钱，而且行旅之中，难免贪色。衙役们就利用这点，找好妓女，扮成良家妇女送上去，假装出走或者迷路。旅客如果贪色，趁机占了妓女的便宜，那么，麻烦马上就来了，马上就有人打上门来，当场抓住，说是拐带。自然衙役随后不请自来（连110都不用打），连唬带诈，旅客非得把身上的盘缠掏空了才能脱身。这叫“放鸽钓”。
　　
　　除了衙役，有时候正经的官员也会干钓鱼的事。衙役钓鱼只是图财，官员如果钓鱼，就往往是害命了。比如地方官如果成心想跟哪个人过不去，一时半会儿又抓不到把柄，就会授意一些江洋大盗来攀这个人。一攀上，就非死不可。比如清朝初年，江南秀才金圣叹等人痛恨县令贪渎，趁顺治帝驾崩去孔庙哭庙，大搞学生运动。惹恼了巡抚大人，要杀这些秀才以儆效尤。于是就让落网的海盗攀上这些秀才，说他们是一伙的。于是秀才就成了海盗内应，大才子金圣叹的脑袋就落地了。
　　
　　所以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钓鱼不是什么新发明。还好，上海某区的交通执法部门，还只是跟前辈学了图财之一技，没有深入下去害命。所以，被钓的鱼们，无论大小，都是要念佛的。
　　
　　原文载于《中国人为什么看不起中国人》张鸣，出版：重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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