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备受人们关注的风云人物。他作为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以并不超绝的资质，“文能应试，武能杀人”，后来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被誉为“中兴第一名臣”。那么在腐败成风的晚清，他又是什么样的清官类型呢？

　　我们从曾国藩生活状况来揭开他是否清廉的神秘面纱。先说曾国藩在做京官时的经济状况。道光二十年，曾国藩中了进士，被皇帝授予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的官职，这相当于今天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处级研究员，经常要见各部的长官，有时候还要见皇上，经常给国家起草一些文章。但他的经济状况可以用一个字概括——穷。比如道光二十二年，身为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与仆人陈升发生了一场冲突。因为穷困拮据而脾气又大，曾国藩早已被陈升看不起，在这场口角冲突后，陈升卷铺盖另寻高枝去了。这件事使曾国藩颇受刺激，还写下了一道《傲奴》诗：“??胸中无学手无钱，平生意气自许颇，谁知傲奴乃过我！”意思说，手里没钱，仆人都瞧不起自己，一个仆人比自己都傲慢。

　　另一件例证更有说服力。曾国藩为人重感情，对亲戚关系十分重视，稍有余力，必加周济。道光十九年十月曾国藩进京为官前，曾专门去看望几位母舅。当时他的大舅已年过花甲，却“陶穴而居，种菜而食”，过着半野人的生活。曾国藩不觉“为恻然者久之”。他的二舅江永燕送他走时，向他预约工作说：“外甥做外官，则阿舅来作烧火夫也。”南五舅一直把他送到长沙，临别握着曾国藩的手说：“明年我亲自送外甥媳妇（曾国藩的妻子）去北京。”那意思是到北京跟曾国藩享两天福。曾国藩说：“京城苦，舅勿来。”南五舅说：“好吧，但是我早晚得找到你当官的地方呆两天。”说话间已然泣下。曾国藩进京为官，使得所有亲戚对他寄予厚望，认为天子脚下的翰林公只要稍一援手，就能使他们的生活天翻地覆。然而，曾国藩当官已好几年，却没有余力周济他们。五年后江永燕贫病而死，没沾到外甥一点光。大舅依然没有房住，南五舅也没能到北京享福。

　　为什么曾国藩这么穷呢？这就因为清朝的低薪制。用清代的一两白银能够买多少大米来进行换算，大概一两白银相当于今天的200元人民币，曾国藩一年的工资大概相当于现在24000元人民币。这个钱如果对今天的一个京漂来讲都是非常困难的，何况曾国藩拖家带口。当时一个京官的支出是多少呢？在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全年花了458两1钱9分白银，财政赤字是333两5钱4分。

　　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当上了两江总督。此时曾国藩的收入是多少呢？155两，和他做京官时期差不多。但这仅仅是一个名义上的工资。清代总督和巡抚最主要的收入是规费，用通俗的话讲就是灰色收入。总督级的官员，规费的平均年收入是18万两，相当于3600万元。如果曾国藩的收入真的这么多的话，他可以是全大清帝国数一数二的高收入者。收入能够有如此天翻地覆的提升，曾国藩的生活水平提升了多少呢？

　　曾国藩的生活水平确实和做京官时有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首先在穿衣方面：曾国藩在总督时期，不仅是穿衣朴素，而且到了不修边幅的程度。洋枪队的首领戈登，在同治二年到安庆和曾国藩有一次见面，戈登的随员写了一本回忆录，提到了这次会面。这些外国人惊讶地发现，堂堂两江总督，衣服陈旧、打皱，还有斑斑的油渍，就是吃饭的时候不小心落的油渍。当然，曾总督穿着朴素，也印证了他不摆官架子。其次是他给总督府女眷的规定可见端倪：因为曾国藩不允许在总督府内雇佣太多的仆人，人手不够用，曾国藩要求自己的女眷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做家务活。同治七年，曾国藩给女儿、儿媳妇定了一个工作日程表。每天早饭之后要做小菜、做点心、做酒浆，叫食事。上午纺花或织麻，叫衣事。中饭之后做刺绣之类的细工。晚上还要做鞋，这是粗工。所以总督府的女眷从早上睁开眼到晚上休息，几乎歇不了。如此的总督府家眷，恐怕在大清王朝肯定找不到第二家。当时每天晚上，在南京的总督府里，曾国藩在一边秉烛批阅公事，他的女眷在一边点灯织布，应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动人的画面，更是曾国藩的清廉佐证。

　　与此同时，曾国藩也有不光彩的一面。为报销军费给回扣。清代各部书吏都有不匪的灰色收入，甚至吏比官富。据《李鸿章全集》载：曾国藩、李鸿章委托关系跟户部书吏勾通，书吏的胃口很大，要求给一厘三毫的回扣（就是报销一百两给一两三钱）。当时湘军、淮军要报销的军费是3000多万两银子，按一厘三毫算“部费”需要40万两，相当于现下人民币8000万元。当然，曾、李二人也并非等闲之辈，皇帝和慈禧太后都要对他们二位理让三分，书吏自然也给面子，最后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以回扣8万银子（人民币1600万元）了事。

　　曾国藩在官场上最大的一笔应酬发生在同治七年（1868年），因为这一年他从两江总督调任到直隶总督，他到北京去陛见慈禧太后和皇帝。出京的时候，按照当时官场的惯例，要给在京的官员送笔别敬，也就是分手礼。花了14000两白银，他觉得还不是很丰厚，和别人相比，钱数还不是很多。曾国藩也大吃大喝，在同治十年（1871年），曾国藩有一次到苏州去检查工作，他每天大部分的日程是请客吃饭。到临走前，他也摆了两桌请苏州的官员。这种做派和晚清的任何一个官员的做派都是一样。同时曾国藩晚年也要给在京的京官送冰敬、炭敬，总数达几千两白银。

　　总体来说，堪称晚清完人的曾国藩并非完人，他的清官形象也有污点。但在腐败成风的清代官场大环境下，他清廉得问心无愧，最起码没有把钱纳入自己的私囊。从另一方面看，他的“清廉”和中国传统历史上的清官有区别。其实，历史上像海瑞这样清可见底的清官屈指可数，更像是百姓一厢情愿的“木偶”。曾国藩曾说“尤不愿得清官之名”，就是说他不想让别人认为自己是一个清官。他遵循官场的明规则和潜规则的做法，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他自己和官场的冲突，有利于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资源，为社会办一些大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曾国藩这种内清外浊、内方外圆的清廉更显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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