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的不肖子孙，第一个当然是福王，被祸亦最惨。福王的封地在洛阳，起造邸第，花了二十八万两银子，廷臣请王就藩，而神宗和郑贵妃一直把爱子留在身边不放。到了万历四十年，福王已二十七岁，宰相叶向高上疏力争，神宗答应第二年春天举行。到时候却又失信了。

　　万历四十一年正月，礼部奏请东宫开讲、福王就国，神宗不报。四月间兵部尚书王象乾复行奏请，神宗的答复是：“亲王之国，祖制在春，今逾期矣。其明年春举行。”这算是比较充分的理由，但也到了拖无可拖的地步。

　　于是福王提出要求，也是条件，请拨巨额庄田。明初亲王除岁禄外，偶尔也拨给土地，大多为属于国有，仅堪畜牧的草场牧地至多不及一千顷，而吏、户两部亦可斟酌实际情形表示异议。到了嘉靖四十年，世宗第四子景王载圳就藩湖北德安，屡请拨给庄田，部议照准，因而开了个恶例。及至神宗同母弟潞王翊?，在卫辉亦常请拨庄田，并请发“盐引”，自西淮、河东运盐行销，无不如愿，福王即援以为例，要四万顷庄田。

　　景王、潞王当初的所求多遂，一方面固由于皇帝优容，另一方面也因为有官田可给。尤其是潞王就藩，正当张居正抄家之后，籍没田地，本是额外收入，户部不必为难，所以一请即准。但在福王提出要求的时候，情况已大不相同。宰相叶向高据理力争，说：“各直省田土，大郡方有四万亩，少者止一二万。祖宗以来，封国不少，使亲王各割一大郡，天下田土已尽，非但百姓无田，朝廷亦无田矣。”又说：“如田顷足而后行，则之国何日?圣谕明春举行，亦宁可必哉?福王奏称祖制，谓祖训有之乎?会典有之乎?略朝之功令有之乎?”又说：“自古开国承家，必循理安分为可久。郑庄爱太叔段，为请大邑;汉窦后爱梁孝王，封以大国，皆及身而败。”引用郑庄公、汉文帝时代的故事，其言警切，郑贵妃颇为不满。

　　据《表忠记》载，郑贵妃遣太监去看叶向高，说：“先生全力为东朝，愿分少许，惠顾福王。”叶向高正色答道：“此正是全力为王处。趁此宠眷时启行，资赠倍厚，宫中如山之积，唯意所欲;若时移势改，常额外丝毫难得。况积年语言可畏，王一之国，百口冰解，更得贤声。老臣为王，何所不至耶?”这是提出警告，要福王知趣，万一宫中“出大事”，皇太子即位，那时会发生怎么样的事就很难说了。

　　太监回到宫里，据实回报郑贵妃。叶向高说的是老实话，郑贵妃深有所感，决定遣爱子就国，但仍旧提出很苛刻的条件：

　　第一，庄田四万顷减半，仍须两万顷，中州腴土不足，取山东、湖广的良田凑足。

　　第二，籍没张居正的财业，尚存官的拨归福府。

　　第三，从扬州到安徽太平，沿江各种杂税拨归福府。

　　第四，四川盐井的一部分收益划归福府。

　　第五，请淮盐一千三百引。

　　以上五项，尤以最后一项影响国计民生、及于边防军饷，后果异常严重。按：明朝的盐法是如此：沿海产盐人家称为“灶户”，政府自灶户收买的盐称为官盐。招商运销有特定的地界和数目，这类商人称为“引商”，运销的地界称为“引界”。“引”有好几种意思，可以解释为“运销官盐的许可证”，亦可以解释为“盐的重量计算单位”。

　　盐的收买方法是：各盐场定出每年生产的数目，由公家收买，称为“正盐”，支给工本。正盐每引四百斤，支给米一石。洪武十七年以后，改米给钞，两淮两浙每引两千五百文钱，其余各处两千。

　　官盐的运销，招商承办，以引为单位，每引纳米若干，收米入仓后，发给盐引，注明数量、取盐地点、运销区域。贩卖完毕，五日内应将盐引缴销，以防一引两用。

　　在正盐中又分“官盐”与“客盐”两种：运至官仓，以供政府正用的，称为官盐;由引商凭引支取，合法运销的，称为客盐。此外便都是私盐。客商贩盐，盐不离引;否则亦作私盐论，处罚甚重，贩卖者处绞刑，买私盐食用的，罪减一等，也要充军。

　　明初定制，以盐课收入充当边境军饷及水旱饥馑救灾之用;情况与需求常有变动，因而有“开中”及“计口配盐”两种方法。福王得淮盐一千三百引，以致边饷不足，就因为与“开中法”发生了严重抵触的缘故。他所得的盐引，自然照官盐算，每引四百斤，合计便有五十二万斤，而事实上远不止此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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