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是唐朝中后期的杰出诗人。他的诗作以瑰丽含蓄闻名,为了弄清他诗中所包含的真正含义,无数学者都对他的生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这其中,最为众说纷坛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与牛李党争的关系。
关于李商隐和牛李党争的关系问题,从五代和北宋以来,便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说他是李党,也有人说他是牛党,还有人说他一生在牛李两党的夹缝中求生存,但是最终受到两党的排挤。建国以后,大多数学者则倾向于说他是牛李党争的无辜牺牲品。不过,不管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如何争论,有一点是达成共识的,那就是:李商隐卷入党争,是从他在牛党人物令狐楚死后,转入属于李党一派的王茂元幕府并成为其女婿开始的。然而,对于这一点共识,有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王茂元既不是李党,也不是牛党,他与党争无关,因此,李商隐入王茂元府,也根本不存在卷入党争的问题。
首先,根据两《唐书·李商隐传》中的记载,李商隐早年受到令狐楚的赏识,曾在令狐楚的节度使幕府中做事,并且因为令狐楚的资助才考上了进士。但是令狐楚死后,他又投到了当时为河阳节度使的王茂元的门下,王茂元很欣赏他的才华,提拔他做了掌书记,还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他。从此,牛党的人就把李商隐恨得要命,认为他忘恩负义,诡薄无行。这是史书中最早的关于李商隐如何卷入党争的说法,后面的史书大多参照这一说法。但是这段史料在时间的记载上,存在错误。比如,它说李商隐做王茂元女婿的时候,是在王茂元镇河阳时,而王茂元为河阳节度使是在武宗会昌三年(843年),那时王茂元正受朝廷之命与刘稹作战,不久即死于军中,而李商隐当时也正居母丧,因此,他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成亲。根据学者的考证,李商隐入王茂元的幕府,应当是在文宗开成三年(838年)。
其次,除了新旧《唐书》以外,没有任何一条史料可以说明王茂元是李党。如果仔细地检索一下王茂元生平的材料,就可以看出,从他父亲开始,王家两代担任的都是地方节度使,与中央政局的变动没有什么牵涉。与之相反,王茂元和牛党人物的交往倒是很多。比如开成三年牛党的骨干杨嗣复拜相,时任泾原节度使的王茂元马上送去了一封贺状。又如会昌元年(841年),正是李党的头领李德裕当国,作为牛党代表人物的李宗闵此时在洛阳担任闲职,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王茂元给李宗闵送去了两封信。在信中,他一方面表达了对李宗闵早年提拔自己的感激之情,另一方面,又对李宗闵在大和末年被贬职一事寄予同情,并且对他表示了真切的慰问。值得一提的是,这两封充满感恩与惋惜之情的信都是由李商隐代为起草的。
再次,新旧《唐书》本传都提到王茂元镇河阳是李德裕亲自提拔,因此王茂元应当属于李党。其实如果再进一步深入史料就不难发现,李德裕对王茂元的任用乃正常的人事调动,没有什么偏私的地方,而且会昌三年八月,王茂元军为刘稹的部将所败,王茂元也随即病于军中。由于这一战役的失利很影响士气,所以李德裕马上采取了果断措施,命王宰接替王茂元为河阳行营攻讨使,实际上也就是罢了王茂元的军权。
分析完了王茂元之后,学者们又对李商隐一生中另一个重要人物令狐楚,进行了一番探究。他们认为,过去的一些历史记载和史学论著,大都把令狐楚说成是牛党,但是其实他的情况比较复杂,不能简单地下论断。综观令狐楚的一生,他早期的确与李逢吉等人交结,与裴度等主张对藩镇用兵的意见相违背,但后来与李德裕等人没有发生过重大的政治分歧,他在后期并没有涉足党争,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能把他归为牛党。至于说他与王茂元为政敌,也实在找不出任何史料依据,他的行迹可以说与王茂元没有发生过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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