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门的“叶师傅”

我们住的四层楼还有一套房子，是三间一套，他们的房门对着我们两间一套的房门。我们这位邻居叫叶子龙，是大大有名的跟随毛泽东多年的秘书。我们两家的房门常常是敞开的，互相常来常往。叶子龙带着一个女儿和一个小外孙住在那里。叶子龙那时还没有“解放”。他身强力壮，精力旺盛，很会生活，又健谈在生活方面，他是我们的顾问。

那会儿时兴称呼“师傅”。我们都叫他叶师傅。因为，像我们这一号人，称什么“长”不合适，称“同志”既生分，又不知道对方有没有问题，称“师傅”还带点工人阶级的味道。现在想来，称“师傅”充满了“时代感”，妙极了。他的小女儿小名叫二娃子，是陕北人的叫法。

小外孙才四五岁，有时候他们出门，就把他放在我们家。叶师傅做的豆腐乳赛过任何店里买的。他教我做：先把买来的豆腐蒸一下，然后切成小方块让它发霉，用小茴香、盐、辣椒末按一定的比例和匀，等豆腐霉到一定程度，把每一块豆腐先在酒里蘸一蘸，再和上那些末末，放在瓶里。大概一星期以后，打开瓶盖，香气扑鼻，味道鲜美。叶师傅还会腌雪里蕻，他用小鱼干放点辣椒炒雪里蕻，又是一道美味佳肴。叶师傅做了什么好菜，总要给我们一点尝尝。我们家做了什么好菜也要送一点过去。

他曾想，叶师傅当了那么多年毛泽东的秘书，一定饱读诗书，满肚子轶闻秘事。可是，我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和我谈这些，所以不好贸然问他。有一天，他问我愿不愿意帮他一个忙。我说，只要我能干的一定帮忙。我原以为是什么生活上的事，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他要我帮他写一份检讨。

检讨什么呢？他说，很简单，就是检讨安 *** 的事。我完全不知道安 *** 是怎么一回事。叶师傅告诉我，完全不是什么 *** 。那时，中央开会或毛泽东找人谈话，毛的讲话都要记录下来，有时听不清、记不下，中办的人商量安一个小小的麦克风，把老人家的讲话录下来，然后按录音整理记录。过了一阵，被毛发现了，这就成为私自安 *** 的大事。这事涉及的人很多。我问叶师傅，该怎么检讨。他说：“不牵扯别人，只说我不对就行了。”我按他的要求，字斟句酌地写了一份检讨，叶师傅居然还相当满意。

打这以后，我们的话题就逐渐转移到他当秘书时的情况上来。话匣子一打开，可以看出来，他虽然被撤了职，但是对他的老上级还怀有深深的感情，对他的秘书工作更是津津乐道。他说，他长期是毛的生活秘书，毛生活上的一切事务他都管。毛泽东要做衣服，不用到裁缝店里去，也不用叫裁缝来量尺寸。

叶师傅记得住他的身高、肩宽、袖长、腰围等等尺码，他只要到红都服装店，选好衣料，让店里照他说的尺码做，做出来的衣服，保管合身。他做的豆腐乳也是毛泽东爱吃的。叶师傅很怀念贺子珍，经常讲当年在延安他妻子怎样和贺子珍躺在一个炕上聊天。贺子珍的女儿李敏到月坛北街来看望他，他也领她到我们家来，介绍给我们。

在讲到毛泽东身边的一些人时，他讲得最多的是一位姓陈的女孩子。他称她小陈。这位小陈长得漂亮，能歌善舞，又很聪明。有一次，她看毛闷闷不乐，就要毛猜一个谜语。这谜语是“毛泽东打喷嚏”。老人家猜不出来。她说：“很简单么，‘毛病’。”引得老人哈哈大笑。她曾要求毛批准她入党，要求毛给她一份职务。这两个要求都没能达到。为此，她离毛而去。

楼上的新邻居

我们住的五号楼在五层楼上还有两套房子没人住。有一天，有人来看五楼的房子。叶师傅最清楚，他说，来看房的人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吴德的秘书，可能是吴德的秘书要搬来了。然而，搬来的不是吴德的秘书，而是一对老年夫妇。老太太够胖的，戴了一副金耳环。

金耳环在那时是很显眼的，因为破四旧时，这些东西早就破掉了。老大爷比较瘦，但是很壮实。老大爷不久就到五号楼附近的副食店打工去了，开头完全尽义务，后来拿“补差”。我们不知道搬来的是什么人，但是觉得有点怪，更使我们纳闷的是：究竟是什么人，居然要北京市市长的秘书来号房子？

还是叶师傅消息灵通，他告诉我们：新来的邻居是现任毛泽东秘书的张玉凤的双亲以及她丈夫的弟弟。叶师傅说，张玉凤的父亲原是铁路上的搬运工人，待在家里不舒服，所以到副食店里去帮忙搬运蔬菜。张玉凤的妈妈则在家操持家务，小叔子在一家工厂当工人。新的邻居搬来以后，五号楼就显得更热闹了一些。

最忙的是叶师傅。他时不时以各种借口，如查水表、电表等等跑上五楼去视察一番，然后来告诉我们，五楼又添了什么家具，什么颜色，放在什么地方等等。有一次，他从五楼下来，对我们说：“毛主席现在湖南。”我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张玉凤给家里捎来一条羊腿，包羊腿的报纸是《湖南日报》。叶师傅很善于和人交往，也很能赢得对方的好感。他在和新邻居的交往中常常给我们带来各种信息。

贺龙的女儿贺捷生也住在月坛北街。她和叶师傅熟识，因此也经常到我们家来。贺捷生忙的是另外一件事。影片《创业》给“四人帮”枪毙了，贺捷生动员作者给邓小平写信，要求邓小平重审。这事显然是针对“四人帮”的，非同小可。

信如何写法，自然要反复推敲，各方征求意见。贺捷生告诉我，她曾对作者说，这事搞不好有可能坐牢。她问作者敢不敢冒这个危险，作者甘愿冒险呈书。作者的妻子也支持写信。贺捷生告诉我，她曾对作者说，万一作者要坐牢，她一定去牢房送饭。经过一番努力，《创业》终于上演了。

“我这里不是公用电话”

有一阵，张玉凤经常来我家打电话。她很有礼貌，来我家时，总忘不了说一句“对不起，借打一个电话”；打完，也总要说一句“谢谢”之类的话。有一次，她还把她的两个小孩带来，教小孩叫我们爷爷奶奶，很“热络”。作为邻居，来打个电话，是人之常情，何况她还彬彬有礼。她的电话大体上总是两个内容：一是问老人家看电影看完没有，一是要车来接她。

不久，另一位女士也来打电话了。她来我家，目中无人，昂首阔步，打完电话就走，那真叫傲气。碍于情面，我们也就让她打了，大家都是邻居嘛。后来，打来找她的电话特多，我们要拉开嗓门叫她接电话。她的电话一多，再加上她那不可一世的态度，李普不耐烦了。有一次，又是她的电话，李普抓起电话，厉声说：“我这里不是公用电话！”啪的一声，把电话挂断了。

我们有一位广东朋友的女儿叫晓平，在北京外语学院学习，每星期休息都到我家来。她说，他们学校来了一个“红旗学生”。所谓“红旗学生”，是指来上学的学生是乘红旗轿车来的。那时，红旗轿车只有高级领导才有资格乘坐，居然有学生乘红旗轿车上学，当然全校轰动。晓平说，这位“红旗学生”不和大家一起上课。她要把老师叫去，单独给她讲课。学校叫她填表，她说：“填什么表，你们叫汪东兴去填。”这位如此特殊的学生就是来我家打电话的那位女士。

还是叶师傅最了解底细。他告诉我们：那位女士原来是江青网罗去当她的护士的，后来，江青把她推荐给毛泽东。她虽然长得还算漂亮，但是她的那种做派叫毛泽东受不了。终于，毛大发脾气，拍桌子叫她滚蛋。真叫她滚蛋，那江青的面子就下不来了。周恩来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她送到北京外语学院去学习。这样，她就住到月坛北街来了。

在毛泽东病重的时候，那位女士匆匆要出嫁了。据说是嫁给一位老将军的儿子。那天，我在楼梯口，看到一位身穿军装、老态龙钟的军人吃力地爬上五楼，又从高楼扛着一个铺盖卷吃力地往楼下走。我看着，心里很不是味儿。让司机和警卫员在楼下等着，老将军自己来干这种重活，对自己的儿媳妇这么着，是不是太那个了一点？

“中南海”发生了惊心动魄大事：主席紧急搬家

1971年9月12日，是个平静的星期天。一般老百姓没有想到，这天晚上中南海发生了惊心动魄的大事件。

40年前的今夜，中南海惊心动魄

9月12日13时10分，毛泽东专列驶入北京丰台站，他把掌握北京军政大权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北京军区第三政委纪登奎、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召到专列谈话。

他首先和李德生确认北京是否安全。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让李德生在南口布置一个全副武装师，守株待“兔”。当时军队调动权在毛泽东手里，林彪调不了军队，调一个排也要毛泽东批准。

毛泽东的理发师周福明回忆：“9月12日晚上，南巡刚回来的主席吃过饭就睡下了。往常总理来之前都要事先通知，这次匆忙闯来，又神态严肃，我凭着多年来在主席身边工作的经验预感到出了大事。

总理对我说，快把主席叫起来，有事向他汇报。不一会儿，总理出来了，对我们说，林彪要逃跑了，其他情况目前还不清楚，为了主席的安全，必须马上转移。屋里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我迅速收拾东西。汪东兴告诉我，在保证主席需要的情况下，轻装上阵，做好打仗的准备。”

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回忆：“中央警卫团成立了高射机枪和高炮大队，分在两处，一处设在故宫西华门角楼，一处设在钓鱼台国宾馆南。钓鱼台布置好了，但高射机枪根本弄不上角楼，只好拉倒。”

“9月12日午夜我睡了，汪东兴亲自打电话，说中南海已经进入一级战备，你负责立即布置钓鱼台的一级战备。我马上组织以假山为掩体，架起机枪，并迅速挖好工事，桥头设置钉板路障，阻断各楼之间的路径，天亮才搞完。”

当时，在场的人没有一个想到，一件震撼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几小时后发生，周总理也因此三天三夜没有回过西花厅。

所有发生的一切我们都是后来才知道的，那天晚上，林彪和他的妻子、儿子一起出逃，最后摔死在温都尔汗。

周总理的秘书赵炜回忆说：这天，钱嘉栋、赵茂峰、纪东和我都在办公室里。下午，我们突然接到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的一个电话。

丁司令员在电话中语调十分郑重地说：请转告总理，我们忠于毛主席，听毛主席的，听周总理的。周总理怎么说我就怎么办，我们已经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去办了。放下电话，我们一时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儿，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一定有大事儿发生了，否则下面不会出现这样的报告。

那天值班的是纪东同志，他马上打电话到大会堂，请值班卫士把这个消息报告周总理。没一会儿，大会堂回电话了，总理让纪东马上过去。纪东走后，我去找邓大姐，告诉她这些情况，邓大姐听完后嘱咐我们一定要注意接听电话。

9月14日下午两点多钟，确定林彪一伙摔死在温都尔汗，这时忙碌了两天的周总理才吃了一顿安生饭，听说那天他还喝了点茅台酒；

从9月14日午夜开始，周总理向中央有关部门主要负责领导通报林彪事件，这次分批通报直到15日下午四点才结束。之后，周总理才回到西花厅。

沉寂40年：林彪256号飞机坠毁之迷终于解开

1971年的“913”事件至今已过去近整整40年，近两年再次抛起风波。抛起这次风波的不同于普通的研究者，而是前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古达舍夫·里萨 特·萨拉甫京诺维奇（由毛泽东1957年亲自为他起中文名，顾大寿）。在顾大寿出版的俄文回忆录《我的中国生涯》中披露，“林彪和叶群、林立果乘坐一架军 用飞机在山海关机场紧急起飞，却在飞越中国边境上空进入蒙古共和国的领空时被击落，在蒙古境内的温都尔汗坠毁。”“蒙古人民共和国空军在雷达里发现一架中 国军用飞机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空，错误地把它当作是侦察机。”

或许因为中国人接受信息和知识的环境相对闭塞，生活中被欺骗的太多。国人常常会带有一种喜好“阴谋论”的情节，宁愿相信“有故事”，喜欢猜疑“内幕”便是这种情节的典型表现。所以顾大寿的“击落”，一下便点燃了许多国人的兴趣和猜想。

其实，“被击落说”是256号坠毁之迷中最不客观和最荒唐的结论。

这里笔者从航空技术、空难调查和防空作战等角度，参考众多对“913”事件的分析文章，对相关疑点做一个解释和再分析。

壹、谁有能力击落256号？

所有的256号“被击落说”的予头基本都指向前苏联，事实上苏联人是绝对无辜的。——因为苏联人没有条件，没有手段也没有可能击落256号。

一、歼击机击落的可能性

防空截击（尤其夜间拦截）是一个复杂的作战过程。需要能提供足够预警时间的地面远程雷达网，需要截击机有完备的机载雷达、空空导弹、通讯导航等武器和机载设备，还需要地面有高精度的指挥引导保障，高效通畅的通讯系统，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指挥体系。

在冷战时期，苏联的国土防空重任是由专门的国土防空军（PVO）来承担。国土防空军是前苏军中地位独立，对等于陆军、空军（VVS）、海军和战略火箭军的 五军种之一。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苏联防空军截击机（几乎）均是专门研制，区别于苏联空军（VVS），历装机型也（几乎）从不出口。因为苏联的国土辽 阔，要同时面对多线的空防威胁，保卫本土领空的压力就已经很大，所以国土防空军（PVO）的部队也从不部署于境外。

当时苏联驻外蒙的确有航空兵部队，但是属于苏联空军（VVS）的前线航空兵，其作战使命是支援地面部队遂行战役作战。通常由一个前线航空兵集团军负责一个方面军（或军区）的战术空中支援，包括近距空中支拨、空中阻滞、区域掩护和空中侦察。

关于苏驻蒙空军实力，时任驻蒙使馆二秘孙一先先生著书描述：“驻蒙空军两个歼击轰炸航空兵师、三个直升机团和一个运输机团，共有飞机三百多架。这些空军部 队以团为单位分别部署在新修的乌兰巴托、巴彦、乔依尔和乔巴山等四个大型机场上。另有三个野战机场，供现有飞机转场之用。”（孙一先，《在大漠那 边》，91页）

孙一先的描述并非完全准确，作为外交官（虽然孙一先也曾是军人）所回忆的情报或有一定误差。更权威的军方情报为：时苏驻蒙空军辖一个歼击机师 和两个轰炸机大队加一个运输航空兵团，按苏军驻外传统以团为单位部署。

歼击机师，机型为米格-17、米格-19及少量米格-21，所属三个团分驻巴彦 （Bayan Suma）、乔巴山（Choybalsan）和苏木贝尔（Sumber Suma）场站；两个轰炸机大队，机型伊尔-28，驻纳来哈（Nalayh）；运输航空兵团，机型为米-4和米-8直升机，驻苏木贝尔（Sumber Suma）。整个驻蒙航空兵部队合计作战飞机230架，归属前线航空兵第23集团军司令部指挥，司令部驻地赤塔（苏联城市，非外蒙）。

256号从入蒙至坠毁（凌晨1点55分越界，约2点30分坠毁）只有35分钟时间。即使当时驻蒙苏军战机有意拦截256号，

～那么一线指挥官要向谁汇报请示？

～由哪一级指挥机关来决定是否攻击？

～指挥机关如何引导执行拦截的歼击机？

～空情保障单位如何向执行任务的航空兵单位提供情报？

～地面及空中各单位间如何区分敌我，识别目标？

～在35分钟时间内，歼击机要完成升空、飞抵拦截空域、搜索识别目标、警告并判断敌情、开火攻击等等一整套程序……

——这一系列的技术细节都无法解决，甚至没有时间来完成！

从苏联驻蒙航空兵的客观条件来说，驻蒙苏军的夜间防空拦截战力实际和当时的中国空军在一个水平线上，甚至还不如连续十多年拦截国民党侦察机的 解放军空军有经验。最关键的是这些前线航空兵部队并不承担防空作战任务，其相关作战条例、指挥体系也根本不可能完成复杂的夜间拦截任务。

除了驻蒙苏军外，剩下的就只有蒙军和中国两方了。但这两方就明显更不可能击落256号了。

蒙古方面，从1960年代开始整个蒙古军队的指挥权都交由苏军指挥。关于蒙空军当时的实力，孙一先描述：“防空部队有一个歼击机团、一个雷达团、一个高炮 团、两个防空导弹营。”（孙一先：《在大漠那边》，页91）；同期中国官方资料描述：“防空力量方面，有一个高炮营，一个火箭营（即防空导弹营），一个雷 达营。没有作战飞机，其航空局仅有三个运输大队，一个通讯大队，人数两千人。”；另有外军情报描述：“从1969年到1979年蒙古装备过米格-17歼击 机”；

——这里无论是哪个版本，蒙军当时即使有歼击机，其指挥权也在苏军手中。其装备型号（米格-17）也无法完成夜战拦截任务。

最后再看中国空军？

当时中国空军的使命就是国土防空，也刚刚经历过拦截国民党侦察机和越战入侵美机的激烈实战，也能够第一时间获悉256号的相关情报。从作战指挥体系和经验上说，其实中国空军是当时最有可能实施拦截的，但却在拦截256号上缺乏必要的技术手段。

当时的中国空军的夜战装备还很弱，即使最先进的米格-21/歼-7型歼击机也非全天候型，不具备夜战能力。当时中国整个夜空几乎完全开放，仅有的几个夜航 大队（装备歼-5全天候型和歼-6全天候型）和二十余个防空导弹营，所防范对象还是半夜来访的国民党侦察机。防空导弹部队的作战形式也是要地防空或设点打 埋伏，根本没有预计过会有拦截副统帅专机这样的任务。

整个256号在中国境内的航线上，只有赤峰驻有歼击机部队。虽然这支部队是王牌师空一师，但同样缺乏拦截手段和必要条件。9月13日凌晨1时12分，在 256号飞临赤峰附近时，吴法宪（在西郊机场）曾打电话给周恩来，请示是否拦截？并提出了拦截方案（后吴法宪解释，“我说的拦截，不是打下来的意思，而是 要截回来”）。这个拦截建议也引出了毛泽东“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的名言。

无论吴法宪的拦截指是“打下来”还是“截回来”，对于当时的技术手段和条件来说都是不可能。普通昼间歼击机夜间升空拦截，仅靠地面引导，单是找到“副统 帅”就非常困难。这样的情况在50～60年代拦截台湾国民党空军34中队（“黑蝙蝠”）侦察机作战中就常有发生，在913当天也实际再次发生——9月13 日3时15分，在北京的周宇驰和于新野、李伟信三人劫持3685号直升机外逃。空军派出数架歼击机拦截，但根本没能找到直升机。最终还是靠飞行员陈士印和 陈修文的周旋，3685号才未能出逃成功（陈修文牺牲）。

对于上述这些中苏蒙三方的空防军情，林立果和潘景寅是一清二楚的。从歼击机拦截的可能性上看，当时的各方对256号都是望尘莫及。

二、防空导弹击落的可能性

256号被防空导弹击落，也是各种传说中比较流行的版本。不过这一版本比战斗机拦截版，更加没有可能性、更加不靠谱。

先姑且不论苏联是否在蒙古部署有防空导弹，既然不少人怀疑是导弹打了256号，那就假设外蒙有苏军防空导弹吧。

256号的航线始终保持在3000米的中低空，这对于当时的防空导弹来说很尴尬。当年的防空导弹还主要是用于拦截中高空轰炸机和侦察机，对付中低空目标还 主要是由大口径高炮来完成。要对付3000米左右飞行的256号，苏联当时唯一可能的导弹只有“萨姆-3”型（更先进的“萨姆-6”型在1967年才刚刚 定型）。

“萨姆-3”（C-125）系统是设计用来辅助“萨姆-2”（C-75）高空防空导弹留下的防空空白区域，执行要地防空任务。“萨姆-3”的实际最大射程 为15公里（有资料称21KM或30KM，是不准确的）。所以，除非256号准确的撞进了“萨姆-3”的伏击圈，让“萨姆-3”守株待兔式的开火——但， 这显然不可能！——在256号飞经的茫茫荒漠上，苏军兴师动重的预先埋伏上先进的防空导弹，而且还准确的等到了256号，这不是天方夜谭就真是活见鬼了！

实际上，苏军当时在蒙并未部署过防空导弹部队。关于苏军驻蒙防空军力，孙一先的著作中提到：“防空部队有二至三个防空导弹旅，三个雷达团。”（孙一先， 《在大漠那边》，91页）。这一描述同样也有误差，根据权威军方资料，当时驻蒙苏军只有一个雷达团，没有防空导弹旅。苏军的这个雷达团下辖七个雷达连，团 部在乌兰巴托以北，雷达连部署于蒙古中部腹地：一连，赛音山达（Sainshand）；二连，苏木贝尔（Sumber Suma）；三连，温都尔汗（Ondorhaan）；四连，曼德勒戈壁（Mandalgovi）；五连，乔巴山（Choybalsan）；六连，纳来哈 （Nalayh）；七连，恩格尔山达（EngerShand）。

三、两个关键性证据的缺失

256号若是被击落，至少要留下两个关键性证据——攻击后留下弹片痕迹，以及击落当时高强度的电子通讯。

首先从弹片痕迹上分析，导弹（无论空对空或是地对空）一般有两种战斗部，连续杆式（还有一种离散杆式）和破片式。

所谓连续杆战斗部，就是由一连串的小钢条采取首尾相连的方式，连成一个金属环。这个金属环平时压缩成直径很小的金属圆筒，存放在导弹战斗部中。在爆炸时炸 药冲击金属圆筒，使其瞬间膨胀，形成一个不断扩张的链条状金属环。这种战斗部爆炸时的威力相当大，金属环张开时产生的机械力能将目标整个飞机拦腰切断，造 成严重的结构损伤。故一般此战斗部专门用于对付体积较大、速度较低的大型目标（如轰炸机，大型侦察机）。（离散杆的原理与连续杆在一定程度上近似，但小金 属杆首尾不相连，由炸药爆炸的能量使其在空中旋转，在某一半径处正好构成一个杆环。）

破片式战斗部顾名思义，就如同散弹枪一样。战斗部里装有数千块小型破片（或导弹壳体即充当破片形成材料），炸药爆炸引发这数千块小型破片瞬间高速散开，形 成很大的散布面，毁伤附近的目标。“萨姆-3”型防空导弹即为破片杀伤式，战斗部装破片3670块。而苏军当时主要装备的P-3“环礁”(AA-2)型空 空导弹也是破片式（由壳体爆炸形成破片），其爆炸后能产生的破片数量超过1000块。

关于空空导弹攻击客机的杀伤效果，前苏联做过两次“演示”。1978年4月20日，大韩航空902号班机（KAL902，波音707机型）迷航误入苏联重 镇摩尔曼斯克附近，遭国土防空军第365航空团波索夫（A. Boskov）大尉的苏-15截击机拦截。苏联战机向902号发射两枚导弹，一枚射失，另一枚击中左机翼，将机翼外侧全部打掉。同时爆炸碎片打坏左侧引 擎，又击穿机身直接导致2名乘客死亡，爆炸后的弹片在该机上随处可见。后该机迫降在苏芬边境附近科皮亚维湖（Korpij?rvi Lake）冰冻湖面上。

第二次“演示”则是五年后的1983年9月1日清晨。这次还是大韩航空，还是苏-15截击机，也还是射两枚导弹一枚命中。所不同的则是，此次受害者KAL007号航班在13分钟后凌空爆炸于库页岛西南方的公海上，全机无人幸免。

从导弹杀伤效果也可以看出，如果256号遭到了导弹攻击。无论是防空导弹还是空空导弹攻击，256号一定会被打的千创百孔。这种如散弹枪式的攻击效果所留下的证据，是根本无法掩盖的。

但事实上，“913”近40年过去了，飞机残骸也被多方人士、多次的考察。除了右机翼根部有一个直径40多厘米的圆洞外，却从未有人发现飞机有被导弹破片命中的痕迹。

其次，若是击落256号，还将有一个不可缺的必要技术细节——瞬时爆发的电讯信号。

时隔近40年过去了，国内外关于256号专机的各种小道消息不断，甚至有顾大寿、前KGB官员这样的前官方人士。但却从未有过消息（哪怕是小道消息）或猜测角度，认真描述过256号入蒙当时的中苏蒙军的电子通讯监听情况。

无论是引导拦截机升空作战，还是指挥地空导弹攻击，一线部队与后方机关之间必然要产生大量的电子通讯信号。这些瞬时爆发的电子通讯信号，均是各国军事侦察的首要关注对象。

关于913当天的电子侦察，唯一见到的描述便是有关“技侦八团”报告监听到蒙方有关飞机坠毁的通话。这一消息有若干版本：

“有一架飞机正在升空”，“不明飞行物沿边界飞行”，“有个大型目标从中国方向入侵”，“发动机空中起火”，“大型目标在空中起火了，掉下来了”，“空中 不明物体燃烧降落下来”，“温都尔汗有一架大型飞机失火掉下来了”……。所有这些版本均只提到了256号的飞行过程和坠毁，却没有提到拦截机与地面，或是 防空部队与指挥所的通讯。而且各版本多侧重点在强调256号“失火”，以证明“被击落说”。

在真实的防空作战中，如果侦察到了入侵敌机，产生的电讯就并非会是这样简单的报告，而是指挥机关与各级作战单位之间的高强度通讯。同时上述版本还不同程度 的存在自相矛盾，比如“发动机空中起火”“燃烧降落下来”这些都不是靠雷达能判断的，只有空中的飞行员（或地面观察员）肉眼才能看到。而当时若有空中的飞 行员，则空地间的通讯强度至少要猛增百倍以上（如有地面观察也是同理）。如此高强度的电讯信号，要是有所谓的“技侦八团”是不可能监听不到的。

类似的如1978年苏军拦截大韩航空902航班，1983年苏军拦截大韩航空007航班，甚至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在这些真实发生的入侵 拦截作战中，都少不了提及电讯信号的爆炸性增长或空地通讯被监听到（哪怕是传闻）。913事件最早被西方获知并关联上林彪，也是由日本的电子侦察机构，通 过事后中方突然爆增的电讯信号，做出了“中国高层发生重大异常”的情报判断。

事实上，根据苏蒙方面的资料，由于9月12日是周日，翌日（9月13日）凌晨仍处于休假状态。苏军和蒙军的雷达站都对256号进入蒙古未有察觉。更夸张的 是256号入蒙的414号界桩附近的阿沙盖图蒙军边防站，他们在9月13日凌晨第一时间就发现256号飞入蒙境，但却把这个情报压了9个小时17分钟才上 报边防总队，而边防总队又因各种原因延误了8个小时40分钟才再上报。

也就是说，蒙军边防系统在256号越境17个小时57分钟后（已到9月13日下午4 时），才上报到乌兰巴托公安部边防内务军事务局。苏军和蒙军的这一系列防空漏洞，促使当年10月底，苏联国土防空军总司令巴季茨基空军元帅亲赴蒙古，检查 并整顿苏、蒙军的防空系统（这是“913事件”后驻蒙苏军指挥官受处份的真正原因）。

所以，256号“击落说”中鲜有提及高强度电讯，本身就犯了一个相当低极的军事常识性错误。这一关键证据的缺失也说明了256号并非是被击落。而那些包括“技侦八团”在内的“失火”监听，也很可能只是业余人士的“个人创作”或是有所篡改，并非完全真实。

总之，虽然持256号被击落观点的猜测理由有很多：有顾大寿回忆录的“击落”，有所谓的“‘起火’目击”，有“周恩来故意隐瞒”猜测，甚至有内鬼放炸弹的猜测，等等不一而足。

但最关键的是，无论如何击落必定留下千创百孔的弹片痕迹；实施拦截作战也必然产生高强度的电讯信号而被监听到。这两点证据只要缺失，256号就不可能是被击落的！

贰、解开256号航线之迷

256号的航线的真实意图是什么？

256号的“问号”航线有无疑点？

谁确定了256号的航线？

中国人往往喜欢带着感情上的喜好色彩去分析看待事物，也总喜欢把事物分成“黑”与“白”，“敌人”与“朋友”。众多关于256号和“913事件”的分析文 章，也常是这样——要么先认定256号是被“击落”，要么先认定幕手有“凶手”、有阴谋，要么先认定飞行员潘景寅是“好人”或“叛徒”，要么先认定林副统 帅是“受害者”、是被劫持……。

——这种先预定了主观假设的“先入为主”方式，是很难得出客观结论的。

256号在中国境内飞了83分钟，在外蒙境内飞了35分钟，中国雷达全程监视了近100分钟。

这个改动人，只能是老手，机长潘景寅。

当然，潘在零点05分接到林立果电话的时候，他就可能已经知道了真实目的地，做了准备。但这也只能是初步的飞行计划，此时的潘景寅要忙于256号一系列的 起飞准备。最终的航线应该是在起飞后边飞行边计算修正出来的。所以也才出现了许多人困惑的，起飞阶段用了十多分钟才完成最终航向转弯这一现象。

长期以来，很多人一直难以接受潘景寅在主观上配合林立果一伙的结论。认为潘景寅的是被蒙骗的，是被迫外逃等等。

比如当事人康庭梓描述为，“从起飞航向转到270至280度这段艰难迟缓的航迹，我认为是反映了潘景寅操纵飞机转弯时的犹豫与心理上陷入极端困惑的写 照。”“开始时机组受蒙蔽”“潘景寅竭力错开北逃航线 ”“他的警惕性是很高的，对涉及空防和国境线等因素也是很敏感的，他肯定对空中叛逃的行为深恶痛绝。现在，他却被命令飞出国境，实行叛逃！”（康庭梓， 《林彪坠机过程的思考》，载于《航空知识》2002年）。

对于康庭梓的描述，笔者认为明显是一种事后说辞。

林彪当时是“副统帅”，林副统帅要紧急出国——难道出国就是叛国嘛？！

林彪是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我们要走！”“誓死捍卫林副统帅！”（叶群在山海关机场登机前语）——难道你有意见嘛？！

潘景寅是二号人物的专机机长（毛不乘飞机，林彪实为乘专机的一号人物），送首长出国是家常便饭——难道首长出国前还要你机长来验明是否“叛国”嘛？！

当年西哈努克长期在中国避难——难道西哈努克飞到中国也叫“叛国”嘛？！

其实若让康庭梓和时念堂来面对当时的情况，以专机飞行员的职责，笔者相信他们也一定会“誓死捍卫林副统帅！”的。

还有人是以邓小平答美国记者问时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以及总政1981年12月23日下发潘景寅《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为依据，证明潘“没有问题”。

这些都还是标准的中国思维，非“好人”即“坏人”，非“同志”即“敌人”的传统观念。

其实，评论潘景寅，大家大可不必这样感情色彩。要把他放回到40年前的首长专机机长的身份下，他果断出色的履行了他的职责。在突发情况下随机应变、超水平 的完成了一系列看似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强行起飞到空中计算航线，到最后的迫降，潘景寅的表现完全堪称“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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