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嬉皇帝明武宗朱厚照的一生，几乎都是和“豹房”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开列出历代“昏君”的名录，朱厚照一定会名列其中，说不定排列名次还会靠前，因为他的“豹房”的确会让人觉得真够荒唐的。但是，如果你仔细阅读《明史》，也许你就会发现，明武宗的一生，其实是有着很明显的双面性格的。

明武宗朱厚照其人，谈不上残暴昏庸，要害在于荒嬉胡闹，其恣意妄行的程度，说起来简直让人瞠目结舌，啼笑皆非。

朱厚照即位的第二年(公元1507年)秋，就在紫禁城外修建了一座殿院阁楼，水榭假山都不亚于皇宫，且密布暗道机关的“豹房”，并收集各地美女，充当“豹房”乐妓，以供自己淫乐。他在京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豹房”里度过的，而且，最后他也是死在“豹房”。所以，称其为“豹房”皇帝，乃名符其实也;他还喜欢到全国各地巡游，在其中的一次游玩中，还整出一个“游龙戏凤”的故事来，给后来的小说家和剧作家们提供了写书编戏的风流好素材;他也不太理政事，从正德元年(1506年)起，司礼太监刘瑾就在他手里一步步做大，后来还险些夺了他的皇位;他还喜欢学他的先祖朱元璋、朱棣，炫耀武功，并封自己为“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更有趣的是，正德十四年(1520年)，宁王朱宸濠在江西造反，这位威武大将军亲率大军从京城出发前去平叛，还未走到半路，密探来报，反己被副都御史王守仁平息了。于是，武宗派心腹太监前去和王守仁商量，让王副都御史先把宁王放了，再由威武大将军亲自去擒拿，所以，王守仁先是瞒功不报，待武宗在南京城上演了一出亲擒宁王，显其赫赫武功的英雄大戏后，才宣布平叛大功告成。

就是这么一个主儿，怎么看也是一个瞎胡闹的昏君，可历史恰恰又给出了明武宗朱厚照不同的另一面。

朱厚照虽然不太理政事，但用人权却从未委与他人，因此，皇帝虽荒嬉，朝政却都有主事大臣料理，使得朝政并未荒废;对做大谋反的亲信太监刘瑾，朱厚照在正德五年(公元1511年)也果断地将其诛杀;最值得一书的是，当正德十二年(公元1518年)瓦剌小王子在阳和、应州犯境时，威武大将军亲率六军，与小王子激战五日，遂大败蒙古人，取得应州大捷，使蒙古人其后几年不敢犯境;更有意思的是，大捷后的朱厚照亲自给自己颁诏奖励，敕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亲统六师，肃清边境，特加封镇国公，岁支禄米五千石。吏部如敕奉行。”;也许是巡游时在江湖上混过，朱厚照还很有点江湖义气，临死前还设法保护他喜欢的太监和宠妃。

正德十五年(1521年)九月秋，朱厚照带着宫妃和太监坐船在白洋淀中钓鱼玩耍，谁知突遇大风，舟覆落水，武宗虽被救起，但却自此染病。正德十六年武宗病危时，谕司礼监曰：“朕疾不可为矣，其以朕意达皇太后，天下事重，与阁臣审处之，前事皆由朕误，非汝曹所能。”上述让司礼监太监记录的遗诏大意是：我不行了，把我的意思传达给皇太后，国政大事，要与内阁大臣商议处理，以前荒嬉误国之事都是按我的主意干的，不关你们这些人的事。把所有的误国坏事都揽在了自己的身上，这就是三十一岁的明武宗，在面对死亡时，充满江湖义气的人生另一面。

然而，历史还极有讽刺意味地告诉我们，荒嬉的朱厚照竞然对他所崇拜的先祖朱元璋制定的祖制也进行了“修正”。

据明人王绮的笔记《寓圃杂记》记载：“吴中自号繁华，自张氏之据，虽不被屠，人民迁徙实三都，戍远方者相继……邑里萧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尤未盛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至于人才辈出，尤为冠绝。”在这里，笔记把明初至正德年间，江南城市的演变轨迹描述得一清二楚：吴中本是繁华之地，因曾是张士诚的根据地，故朱元璋建国后，对此地采用了歧视政策。虽百姓未遭屠戮，但，或迁徙富户充实都城，或发送黔首远戍边关，因此，弄得“邑里萧然，生计鲜薄”。直至明英宗朱祁镇的正统、天顺朝，才略有恢复，而到了明武宗朱厚照治下的正德年间，随着经济的复兴，江南“愈益繁盛”，且“人材辈出，尤为冠绝”。

为什么不是在朱厚照所崇拜的“雄主”明太祖朱元璋或明成祖朱棣手上，江南得以繁盛?而恰恰是在荒嬉的“豹房”皇帝朱厚照治下，江南的经济和文化才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呢?这一吊诡现象是怎样产生的呢?是明武宗采取了什么特别得当的措施吗?当然不是。窃以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明中叶以后，统治者的实际控制力己经削弱了，使得江南走出了明初歧视政策的压制，从而逐步获得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长期被压抑的经济和文化的活力终于被激活了，这才使江南得以繁盛。统治者控制力的被削弱，对于一个企图代代相传的专制王朝来说，可能是个坏预兆，但对激活民智和刺激社会进步，却是一个好兆头。这也算是“昏君”对“雄主”政策的一种“修正”吧!

“昏君”朱厚照对“雄主”朱元璋的“修正”还有一个经典的例子。朱元璋重视教育，国子监学生的饮食都由朝廷免费提供。可是伙食很差，学生受不了，一个叫赵麟的学生在国子监里贴出一张壁报抗议。按照校规，这是“毁辱师长罪”，该先打一百大板，然后发配充军。但朱元璋知道后，认为“毁辱师长”之风不可长，不仅砍了赵麟的头，还在国子监立了一根长竿，将血淋淋的人头挂在竿上，以儆效尤。说来可怖也可笑，直至“豹房”皇帝南巡到了南京国子监，看见一根长竿竖在校园，感到很奇怪，问此为何物?教师回答是太祖皇帝挂学生人头用的。武宗听后，很不以为然，并说了句很朴实的“名言”：学校岂是刑场?撤掉了罢!从朱元璋竖竿子算起，到朱厚照撤竿子为止，这根恐怖的血竿子在南京国子监一共竖了一百二十六年。

明武宗朱厚照只活了三十一年，而在位的十六年，也是充分展示其双面人性的十六年。《明史.本纪十六.武宗》是这样评价朱厚照的：“明自正统以来，国势浸弱。毅皇(武宗)手除逆瑾(刘瑾)，躬御边寇，奋然欲以武功自雄。然耽乐嬉游，昵近群小，至自置官号，冠履之分荡然矣。犹幸用人之柄躬自操持，而秉钧诸臣补苴匡救，是以朝纲紊乱，而不底于危之。假使承孝宗遗泽，制节谨度，有中立之操，则国泰而名完，岂至重后人之訾议哉。”

以上评论，不仅是清人张廷玉对明武宗朱厚照的准确评价，也应视之为，后人在客观的评价前人功过时的行为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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