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官方记载，基督教在唐代传入中国，被称为景教，但多由少数民族所信奉。在汉族主政为主和人口居多的中国大陆，景教没有形成引人注目的势力。到了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基督教(到中国后被翻译为天主教)才在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毫无疑问，官员是信息和事实上最早接触到传教士的群体，因为他们有管理之责，而且科举制下的官员对知识具有远较普通民众为上的鉴别能力和赏识度，因而也容易接受这批“科学传教”的远方客人。因此，传教士在中国官员群体中有了最早、关系最为密切的朋友，早期的中国教徒也基本是官员。

　　1583年9月10日，利玛窦与罗明坚进入中国，求得肇庆知府王泮的允许，在当地建立了传教据点。王泮支持利玛窦在肇庆的传教活动，还与他保持着平等、友好的关系，襄助他的科学传教活动。万历十二年，王泮出资刊行了利玛窦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1592年初春，利玛窦前往南雄拜访瞿汝夔(瞿太素)。瞿氏请求利玛窦收他当学生，邀请这位洋老师在自家吃饭，送给他绸料为礼。之后跟着利玛窦从事科学研究，如算学、地球仪、欧几里德几何学、各种日晷，等等。当地的老百姓都知道，瞿太素“这个雄心勃勃的贵人是一位欧洲传教士的学生，欧洲的信仰始终是他所谈论的和崇拜的对象。在韶州和他浪迹的任何地方，他无休无止地赞扬和评论欧洲的事物”。瞿太素后来休了妾，皈依了天主教。

　　在传教士结交的士大夫中，徐光启无疑是众人最熟悉的。徐氏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不仅影响大，而且成就多。

　　1593年，徐光启赴广东韶州任教时结识了耶稣会士郭居静，双方关系融洽。1596年徐光启回籍时邀郭居静到沪传教，1606年郭居静为徐光启全家大小付了洗。因为徐光启身为翰林，知识渊博，德高望重，影响极大，城中许多著名人士也受洗成为天主教徒。此外，受洗的大官还有任过平禄寺少卿、知州、太仆寺卿、南京工部员外郎等职的李之藻;监察御史杨廷筠。1610年，来自全国各省的5，000官员一起来朝觐皇帝，另有5，000考生参加进士考试，他们都想见利玛窦。在考试空隙中，登门找利玛窦求教几何的人络绎不绝。有人暗下决心，如果中了进士，就立刻开始学数学，研究《几何原本》。

　　清人入关后，前几任皇帝多对传教士保持了礼遇。

　　顺治帝亲政前，汤若望已深得摄政王多尔衮信任，对他能预知天象通晓物理的本领相当敬佩，允许他在天文呈报中加自己的见解。汤若望通过钦天监监正这个特殊的官职广泛结交宫内外宗室权贵，甚至参与皇室即位大事。比如他曾以多尔衮擅权专政提醒过幼小的皇帝。1651年1月多尔衮病逝后汤若望为顺治帝选择了亲政日期，帮他亲政，巩固了清初的政权，得到了顺治帝和皇太后的好感和信任。顺治帝非常钦佩汤若望的道德与学问，与之保持很好的关系。汤若望曾以他的医学知识治好了孝庄太后的侄女、顺冶帝未婚皇后的病，为此皇太后对汤若望很感激，认他为“义父”，顺治帝也尊他为“玛法”(满语，尊敬的老爷爷)。

　　到了康熙时期，比较开明的政治环境和相对开放的对外政策，引致大量欧洲传教士来华，白晋、张诚、洪若翰与杜德美就是其中的著名人物。康熙很聪明，也很喜欢西方科学，同时表现了少数民族政权尚未被汉族夷夏观念同化毒害之际对异质文化的宽广胸怀。他在皇宫内跟传教士学习数学、天文学、医学甚至人体解剖学，也学习了《圣经》的一些教义，还写诗赞美耶稣的殉道行为。《基督死》一首就很有名：功成十架血半溪,，百丈恩流分自西。身列四衙半夜路，徒方三背两番鸡。五千鞭挞寸肤裂，六尺悬垂二盗齐。惨恸八垓惊九品,，七言一毕万灵啼。传教士们觉得康熙非常开明宽容，将给康熙受洗入教提上日程。他们纷纷写信给欧洲赞美康熙，希望派更多传教士来，乐观地认为中国的基督教化指日可待。从他们写的《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康熙大帝》一书中，就以大量事实反映出了这位皇帝与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到康熙末年，各省教徒已达三十多万，拥有教堂三百座以上。

　　利玛窦死后，龙华民接任北京会督，他向罗马写信，要求针对 “脚踏两只船”的中国信徒做出裁决。1715年，罗马教皇发布禁约，严禁中国教徒尊孔祭天，康熙也针锋相对地颁发内务府信票，只准承认中国礼仪的教士留在中国。1773年，罗马宣布解散耶稣会，重要的理由在于：他们无法容忍耶稣会“因在亚洲传播知识而忘记了传福音、过于适应当地习俗”。后来恢复的耶稣会已经完全不是早期的精英队伍和传教方式。因为中国的上层不可能不祭天不祭祖，故而只能与天主教分道扬镳。虽然中国民间的天主教信仰并没被禁止，但教徒由上层的高雅彻底转到了下层民众中，混饭和寻求教会帮助成为入教的基本动因，即所谓“吃教”。

　　看似微不足道的礼仪问题，对东西方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影响。

　　其一，彻底决定了中国在科技方面落后于西方的结局。

　　明末清初是中国最有希望与世界科技界融为一体的时期。科举制选拔出来的官员虽然没有经过科学技术训练，但他们的好学、勤奋、悟性，决定了半路出家完全可以得道的结局。从徐光启在科学方面取得的成就就足见这一点。当教徒基本限于目不识丁或只为生计奔波的阶层时，他们既没有关注科学的兴趣，也没有这方面的学习能力。传教士活动也只能就着低端，从而失去了科技交流方面的意义。

　　其次，中国失去了最好的西方老师。

　　早期到中国的耶稣会士都是受过极高专业训练、品德方面精挑细选的人士。在势单力薄的情况下，他们必须以真诚、克制、平等和勤勉才能赢得人心。比利玛窦等人来华更晚的1639年，约翰·哈佛在向清教徒捐赠了400本图书，就能成哈佛大学校史的里程碑;直到19世纪初美国前总统杰斐逊将自己的6，487册私人藏书出售、美国国会图书馆才有了首批像样的馆藏。但此前的1614年到1618年间，传教士金尼阁在欧洲专为中国教区募集的西方书籍就达7，000部。这批书籍先是随金尼阁一行到达澳门，之后进入中国内陆。如果东西之间的文化交流能平和地进行下去，或许中国就没有近代挨打受气的屈辱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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