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的商人"服牛轺马，以周四方"，跨国经商。齐国出产的盐要运销至梁（魏）、赵、宋、卫等国。郑国商人去周经商，携带熟牛皮、牛等物资，说明东周王室统治区用的这些物资是从别国贩运来的。
晋国所用的木材皮革有的是从楚国输入的。《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楚国两个大臣对话时谈到晋国，说"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中原华夏诸国与少数民族也有商业往来，晋国就用贵重的货物交换戎狄的土地。《左传》襄公四年载，魏绛说晋与戎狄可通过"贵货易土"的办法得到土地。当时大商人，在进行大宗交易时往往采用以货易货的办法，上引《国语？晋语》所说商人"服牛轺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就说明了这点。但是，春秋时期货币在商业来往中已经使用。《国语？齐语》载管仲的话："而重为之皮币，以骤聘眺于诸侯，以安四邻……皮币玩好，使民鬻之四方。"这说明"皮币"一类作货币用的通货，已经出现。秦秋后期商人的地位逐渐提高，出现两位私人经商的大富豪。最初的富商是从官僚士大夫转来的。一位是孔子的弟子端木赐（子贡）。《史记》载子贡"学於仲尼，退而仕於卫。废（发，卖出）著（贮，买进）
鬻财於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①。又载："子贡好废（发，卖出）举（贮，买进），与时转货运。……相鲁卫，家累千金，卒终于齐。"②从上述记载来看，子贡原是孔子弟子，其后曾在鲁、卫两国作官。 历史 他喜爱买进和卖出货物，一般在曹、鲁之间经商。他可能经营为各国统治者所需的生活消费品、侈奢品，而且是大宗生意，所以"结驷连骑…… 聘享诸侯".各国诸侯为买进或卖出自己的物品，就要与子贡谈生意，所以双方"分庭抗礼".子贡富至"家累千金"，成了全国著名的大富豪。子贡经商的艺术在于能"与时转货运"，也就是掌握贱买贵卖的时机而经商致富。春秋末年另一位富豪大商就是越国大夫范蠡，即后世奉为商人祖师的陶朱公。范蠡原是越王勾践的大臣，帮助勾践振兴越国。 范蠡曾著《计然》一篇①，专门探讨国家富强的道理。《计然》中提出使国家强盛的七策，勾践采用了五策，就振兴了越国。《计然》中提到经商的艺术主要三项：一是出售货物要把握时机，要从预测年景的丰歉来预测市场物价的贵贱，要从市场货物的"有余、不足"来判断物价的贵贱，贵时抛出，贱时收购，要作到"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二是收购货物后要贮藏好，不使腐败，这叫"务完物".三是资金流转要迅速，叫做"无息币".范蠡在越国灭吴后"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后定居于陶。陶即定陶（今山东曹县西南）。这个地方原是曹国国都，交通发达，范蠡定居于此的原因是因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范蠡在这个地方"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 历史 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 后年衰老而听其子孙，子孙修业（学习、研究商业）而息之，遂至巨万（万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②。范蠡是个对中国以后的商业活动有深远影响的人物。《史记》卷４１《越王勾践世家》对范蠡经商的事迹有一段详细的记述："范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喟然叹曰：’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间行以去，止于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于是自谓陶朱公。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赀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从上述记载中，范蠡的经商活动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越国至齐，"父子治产……数十万"，齐国任之为相。又"归相印，尽散其财".第二个时期至陶定居经商，"致赀累巨万".范蠡不仅有治国和经商致富的理论，而且实践也获得成功，同时他能"尽散其财"周济贫人，博得美名。所以被后世商人奉为祖师，对以后中国的商业活动有重大影响。２。战国时的商业与商人战国时期由于农业、工矿业的发展，人口增加，城市扩大，私人工商业者广泛出现等原因，商业出现了大发展的景象。从商业发展的角度
来考察，春秋近似西周，而战国则近似秦汉。战国时期商业的发展，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可以看出：（１）经商理论的普及与发展春秋时期子贡、范蠡经商的基本理论是"因时取舍"，贱买贵卖。 这一点在战国时大为普及，为更多的人所掌握和实践。《管子？治国篇》载："秋籴以五，春粜以束（束，十匹也），是又倍贷也。"这就是说秋收时粮价贱，用布帛五匹，籴入若干石粮食；至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春天粮价贵时把这些粮食祟出，便可换回布帛十匹，即获得加倍的赢利。 《国策》载希写对建信君说："夫良商不与争买卖之贾，而谨司时。时贱而买，虽贵已贱矣；时贵而卖，虽贱已贵矣。"①这说明商人"因时取舍"的经商理论，已为社会上的人们所了解。战国时商人的经商理论有所发展，这从《史记？货殖列传》所载白圭的经商理论和实践中可以看出：一是"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夫岁熟取谷，予之丝漆；祀出取帛絮，予之食。"二是用天文学的知识预测年景的丰歉，太阴在卯，那年丰收，次年歉；太阴在午，那年干旱，次年收成好；太阴在酉，那年又丰收，次年歉收；太阴在子，那年大干旱，次年收成好，有水涝。 后又回到太阴在卯之年②。在预测年景丰歉的基础上，为其经商活动寻求物价贵贱的规律，以作为经商致富的根据。三是白圭经商时能吃苦耐劳，即所谓"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四是经商时看准时机，要有勇有谋，有决断、迅速，即所谓"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 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白圭由于经商有理论、有实践，也被后世奉为"治生祖".白圭的经商理论中第一条"乐观时变"是子贡、范蠡"因时取舍"贱买贵卖的继承。第二条用天文学知识预测年景的丰歉以作经商致富的根据，虽然不一定符合实际，但说明战国时由于商业发达，人们从各个方面寻找经商的理论，从这个角度看，白圭从天文学角度预测年景丰歉的经商理论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第三条经商时要有勇有谋、有决断，甚至把经商与伊尹、吕尚治国、孙吴用兵，商鞅行法相提并论，正说明商业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这说明战国时，人们对商业重要性的认识已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２）商业中货币的使用战国时金属货币日渐确立，物价之计算，开始以金为标准，便利了商业活动，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孟子？公孙丑下》载陈臻问孟子曰："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受。"说明贵金属已作为一般等价物而出现，作为货币而使用。黄金已作为衡量财富标准而出现。《管子？轻重甲》载："粟价平，［釜］四十，则金价四千。粟贾釜四十，则钟四百也，十钟四千也，二十钟为八千也。金贾四千，则二金中八千也。然则一农之事终岁耕百亩，百亩之收不过二十钟，一农之事乃中二金之财耳。故粟重黄金轻，黄金重而粟轻，两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贾，釜四百，则钟四千也，十钟四万，二十钟者八万。金贾四千，则十金四万也，二十金者为八万。"这段话的大意是说：粟价一般平价是，１釜（量器名）粟值钱４０，这时金价则１金值钱４０００，按齐国的量制１０釜为钟，所以钟粟则值钱４００，１０钟粟则值钱４０００，２０钟粟值钱８０００。而１金值钱４０００，２金则值钱８０００。一户农民耕田百亩，百亩之收最好时１年收２０钟粟，这与２金的钱财是相等的。由于粟的价格和黄金的价格二者不平衡，粟贵重时黄金轻，反之亦然。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提高粟的价格，如粟价提高１０倍，釜粟值钱４００，则钟粟值钱４０００，１０钟粟值钱４００００，２０钟粟值８００００。
金价是１金４０００，则１０金４００００，２０金为８００００。这样，一户农民每年耕田百亩收２０钟粟就值２０金或８００００钱了。这里要说明的是：按价值规律粟和其他货币的比价是由其内部所含的价值量而决定的。黄金、铜铸币在完成其向符号货币转化之前，二者与粟的比价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其内部所含的价值量所决定的。所以粟价是不能任意提高的。《管子？轻重篇》的作者以为可以任意提高粟价，如果粟价提高１０倍，则一户农民的收入就可以提高１０倍的主张是不科学的。这是《管子？轻重篇》的作者不懂价值规律，造成难免的错误。不过，《管子？轻重甲篇》的作者在这里记载了金、钱与粟的比价，还载有盐的价格。据《孟子？公孙丑下》赵注云："古者以一镒为一金。 历史
镒，二十两也。"知道了上述这些数字就可以算出粟、金、钱之间的比例关系，一釜粟、一钟粟值金多少金、多少钱；一户农民耕田百亩产多少粮食值多少金、多少钱也都可以算出。这说明战国时黄金和金属货币去计量粟、盐的价格已成为一种惯例。如果与春秋时期商业中还多用以物易物的办法，则战国使用黄金与金属货币不能不说是商业交换中的巨大进步。 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生产品销售，也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同时，它也有利于商人积累财富和对直接生产者的中间盘剥。《战国策》载弱顿说秦王曰："天下有其实而无其名者，商人是也，无耙铫推耨之势，而有积粟之实，此有其实而无其名也。有无其实而有其名者，农夫是也，解冻而耕，暴背而耨，无积粟之实，此无其实而有其名也。"这一记载就说明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农民卷入商品流通，粮食等产品有销路，农民家中的粮食被商人买走，这自然能刺激生产发展。另一方面商人富了，有"积粟之实"；农民穷了"无积粟"，则说明商人对农民进行着中间盘剥。 （３）战国时的商业利润战国时商人经商的利润率如何呢？文献有不同记载，《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春秋末、战国初范蠡定居于陶后，其父子"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①。这说明当时商人经商的利润率为十分之一。《史记？苏秦列传》载："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这说明苏秦生活的时代周王室统治区洛阳一带商人经商的利润率为十分之二，即百分之二十。前引《管子？治国篇》所说秋收粮价贱时用５匹布帛籴的粮食，则第二年春天把这些粮食粜出可换回１０匹布帛。这个事例说明商业利润率达到百分之百，但这只是毛利润，去掉籴入粮食后的储存费、运输费、向政府交纳的关市税等等之后，纯利润率是达不到百分之百的。 那么商业的最低利润率和平均利润率应该是多少呢？似乎战国时的商业利润率最低应是百分之二十。《史记？货殖列传》说"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云云，这是说农工商贾各业的平均利润率为百分之二十，商业利润是不会比这个平均利润率低的。 《史记？货殖列传》又说"贪贾三之，廉贾五之"②，即贪贾的利润率应为十分之三，即百分之三十；廉贾为十分之五，即百分之五十。据此，可以说商人的平均利润率应在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之间。战国时的商业利润率极不一致，从春秋末战国初的百分之十，直到战国中期以后的百分之二十和百分之百。这说明了要确定一个固定的商业利润率是不容易的。因为经营商品的品种不同，时机把握的不同，商业的利润率就可能大不相同。因此，记载中所表明的商业利润率的不确定性，正反映了实际生活中商业利润率的不确定性。而利润率的高低有时并不能反映商人实际上获利的多少。百分之十的利润率并不算高，但如果经销的商品数量大、资金周转快，获利可能是很大的。 历史
百分之百的利润率应该说是很高的，但如果经销的商品数量少，资金周转慢，最后获利可能并不大。如果商品滞销损坏，还有可能赔钱。 不过应看到，商人经商是以获取最大利润为目的，商业又是个机遇性很强的部门，如果投机得当，利润率可以成倍、几倍或几十倍增长，所以商业的最高利润率是无法确切算出的。而商人为获得最大利润而想尽一切方法去投机。《战国策》载："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归而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国之主赢几倍？曰无数。曰：今力田疾作，不得?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①吕不韦果然下大本钱活动让异人立为秦国的太子，从中取得了无法计算的利润。 ① 《左传》文公元年、?分别见《左传》闵公二年，文公十七年，僖公十五年，僖公十七年，僖公二十五年。 ①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新序？节士篇》。 （４）从事商品生产大富豪的出现战国出现了一批经营商品生产的大富豪。战国时八个私人大富豪中，只有白圭一人以经商起家，其他七个业主均以从事商品生产起家，四个从事冶铁业，一个从事?盐业，一个从事畜牧业，一个开采丹砂矿。而春秋时期的私人大富豪中只有子贡、范蠡，且都是以经商起家的，两者相较，说明战国时期工矿业、畜牧业等方面的商品生产是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步。这些进行商品生产的业主，既是冶铁业主、开采丹砂业主、畜牧业主，同时又是大商人。因此，战国时期从事商品生产的大富豪出现，是商业和商品经济发展到一个新时期，上了一个新台阶的表现。十分明显，如果商业的发展，只是建立在小农和小手工业者进行的简单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商品的货源就得不到保障，商业也因此得不到持续发展。战国时期，出现了一批大工矿业主、畜牧业主，可以定期提供大量货源，这就有助于商业持续、稳定地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批从事商品生产的大富豪出现，标志着商业的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
（５）各地经济联系的加强春秋战国时期全国各地区和各经济部门间经济联系日益加强，从春秋时起，齐、郑、周、晋都是商业较发达的国家。商业对于国家的盛衰有重要作用。如《左传》僖公元年载卫文公"训农、通商、惠工"，复兴卫国。《孟子？公孙丑上》列举王天下之路五条，其中招商为一条，使"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通商一条，使"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关于商业的就占了两条。如果统治阶级阻碍通商，会造成严重的政治问题，甚而无法维护其统治。《荀子？富国》说："今之世而不然，厚刀布之■以夺之财，重田野之税以夺之食，苛关市之征以难其事，……是以臣或弑其君，下或杀其上，……无他故焉，人主自取之。"这说明阻碍通商是遭到人民反对而亡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春秋战国商业的发展，使全国各地和各经济部门的物资都能交流。 《管子？小匡》说商人"服牛轺车，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这说明在一个国家中就能够买到各地的"珍异"物品。《荀子？王制》说："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 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斫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按照荀子的上述论断，国中泽人、山人、农夫、工贾彼此的物产可以交换，周边四海所产的物品也都可以交流。 由于四海之内"通流财物粟，无有滞留，使相归移（转移输送）"，无不丰足，所以荀子说"四海之内若一家"①。司马迁也说："夫山西饶材、竹、?（木名）、?（山中?，可为布）、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桂、金、锡、连（铅之未炼者）、丹沙、犀、?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②司马迁所说中国四周出产的这些物产"皆中国人民所喜好"，是不可缺少的"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自然这些东西都是通过商品交换而得到的。这生动地说明了当时全国各地之经济联系已经非常密切。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战国时期全国出现了一些物产不同的经济区，各区内都有一些著名城市作为政治与经济中心。各区之间在经济上都可通过商业来往而日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些经济区和城市主要有下列一些：秦文公、德公、缪（穆）"居雍（今陕西凤翔南）"，雍地处陇、蜀通商孔道，因此充斥着"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秦献公把国都迁到"栎邑（今陕西临潼北），栎邑北?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紫赤色植物，可制胭脂）、?、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可控制滇、?，?出奴隶。西接邛、笮两地，笮出产马及旄牛。巴蜀四面山岭阻塞，然而有千里?道，与北方交通无所不通，只是褒（秦岭南麓）、斜（秦岭北麓）两个山口是通外孔道，输出多的货物，换回缺少的东西。 杨（山西洪洞东南）、平阳（山西临汾西南）二邑，向西与秦、翟通商，向北与种（河北省蔚县）、代（山西代县）通商。种、代在石邑北，靠近东胡，数被寇掠，……因靠近北夷狄，师旅往来，中国内地对这里的输出，时时有赢余。 温（河南温县西南）、轵（河南济源县南）两地，向西通商于上党，北与赵、中山通商。 邯郸是漳河、黄河之间的一大都会。北通燕国、涿鹿，南有郑国、卫国。 燕的都城蓟（今北京）是渤海和碣石山之间的一大都会，南通齐国、赵国，东北与东胡为邻。其地出产鱼、盐、枣、粟。洛阳，东边与齐国、鲁国通商，南方与梁（魏）国、楚国通商。
齐国依山靠海，肥沃土地方千里，宜于种植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临?是东海与泰山之间的一个都会。 邹、鲁靠着洙水、泗水，人民爱好经商，追求财利，比周（洛阳）人还要厉害。
从鸿沟以东（河南荥阳），芒、砀以北（安徽凤阳县东）至巨野（山东省西南），是梁（魏）、宋之地①。陶（山东曹县）、睢阳（河南商丘县南），是这里的都会。 江陵原是楚国的郢都，西边通巫、巴，东有云梦泽的富饶。陈（河南淮阳县）在楚（楚都寿春）与夏（阳城）的交会之处，是鱼、盐的交易地，居民多是商人。 吴（江苏苏州）之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和三江、五湖之利，也是江东的一大都会。 楚国的都城原在郢，后来迁至寿春（安徽寿县西南）②，寿春也是一大都会。合肥是长江、淮河流经的地方，是皮革、腌鱼、木材的集散地。 江南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铅、锡。番禺（广州）也是一大都会，是珠玑、犀角、玳瑁、水果、葛布的聚散地。 宛（南阳）西边通武关、郧关，东南汇集汉水、长江、淮河，也是一个都会，居民多商贾。 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战国时各地区的特产不仅在全国范围内可以交换，而且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城市，成了工商业的中心。这些城市有的是在没有工商业的情况下建立起来，后来由于经济的发展，交通的发达，成了著名的政治、经济中心，成了著名的商业都会。有的城市则是由于经济发达而成为工商业城市。这些中心城市的出现，促进当时全国的商品流通。经春秋时期的发展，到了战国全国各地区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所以范文澜先生说"中国国内大小市场的形成，开始战国"①。 这为以后中国统一国家的出现提供了经济上的条件。 ３。关税、市税制度春秋时期已有向商贾征收关税和市税的制度。关税是商人的货物过关时征的税，市税是在市上卖货物时征的营业税。《逸周书？大聚解》说："关夷市平，财无郁废，商不乏资。……则无穷乏。"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对商人的货物征收的关税、市税不高，商人的财物不腐臭作废，就可使商人不缺乏资金，国家也不会穷困。又说"关市平，商贾归之".这都说明春秋时已有关税、市税的征收，同时也说明关税、市税征收的轻重，对商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关税、市税征收的不重，商贾就会来经商，国家也就会增收入。 春秋时期关税、市税一般由国家设官征收，国家也可以赏给臣下，由臣下去征收。《左传》文公十一年载，"宋公于是以门赏?班，使食其征，谓之?门".注家谓："门，关门；征，以门赏?班，故以班姓名门".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宋国国君以关门赏给臣下?班，关门的税收归他所有，因此这个关门就被称为?门。春秋时，关卡常常向民众乱收税，《左传》昭公二十年载，晏子对齐侯说，"?介之关，暴征其私".意即逼近国都关卡的民众，既要被征服役，又为临近的关卡纳税，他们的私有财物横遭掠夺。 战国时，随着商业的发展，关、市税的收入，成了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国策？魏策三》载，朱巳说魏王勿与秦共伐韩曰："通韩之上党于共莫（地名），使道已通，因而关之，出入者赋之，……共有其赋，足以富国，韩必德魏。"在魏国通韩上党之间设关卡收税，就可以"富国"，说明关税的收入是相当可观的。 春秋战国时关税、市税的征收量是多少呢？《管子？幼官》载，齐桓公"三会诸侯，今曰：田租百取五，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按这一记载市税征收量为商品货物的百分之二，关税为百分之一。两种税的总征收量不能超过百分之三。这个法令不仅是针对齐国的，而且也针对会盟的各诸侯国的。这说明那时的诸侯国市税的征收已超过百分之二，关税的征收已超过百分之一。《管子？大匡》载，"桓公践位十九年，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这就是说按这一年的法令关、市税的征收都不能超过五十分之一，即百分之二。关、市两种税总征收量不能过百分之四。这说明这条法令规定的关、市的总征收量比"三会诸侯"时下达的法令还多了百分之一。 到了战国关税、市税的征收总量比前引《管子》两处记载又成倍地增加了。这一点可从《孟子》的有关记载中看出。《孟子？滕文公下》：戴盈之曰："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己，何如？"这是宋国大夫戴盈子与孟子的一段对话，戴盈子问孟子说：税率十分抽一，免除关税和市税，今年还办不到，预备先减轻一些，等到明年，然后完全实行，怎么样？这说明孟子生活的时代关税、市税的征收量已经超过了十分之一，而宋国大夫则企图用抽商品十分之一税的办法，去掉关、市税。这说明十分之一的税率在当时就算比较轻了。这说明从春秋到战国商品税是逐渐递增的，而且所增幅度甚大。从上表可看出：春秋时关、市税按规定征收百分之三或百分之四；战国按戴盈之的主张抽十分之一的商品税而去掉关、市税，这个税率反比春秋时的关、市税增加了十分之七到十分之六。商业税增加之多是惊人的。
在战国时期，商业的发展受着封建统治阶级种种的限制。１９５７年安徽寿县丘家花园发现的鄂君户节就说明了这一点。这里发现的节是楚怀王颁发的陆路、水路的通行证。节的行期限一年，通行范围也有一定限制。节上规定，水路运输的船数不得超过１５０条。节的铭文上说"屯三舟为一?（舸），五十?（舸）"，也就是说３舟为１舸，５０舸即１５０舟为限。又限定陆路运输的车数一次不能超过５０辆，如用牛马等牲畜驮运货物则１０匹当１车，如用人力运输则２０担当１车。节上还规定不许运载马、牛、羊一类商品。在节的规定内，凭节可免税。这说明，当时战国时各国国内，关卡林立，征税严，限制多，商人进行贸易要受到种种限制。所以，孟子说："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①历史
（二）交通的发展 １。交通发展的历史原因春秋战国时期交通较前大为发展，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一时期政治联系加强、战争频繁和全国各地区之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需要。另一方面这一时期铁器逐渐广泛使用，生产力的发展，也为道路的修治和开拓水路交通大量制造车船提供了可能。 春秋时政治联系的增强和频繁进行的争霸的状况，可从齐桓公的活动中看出。《国语？晋语》载齐桓公称霸事（译文）：齐桓公即位数年，东南多有淫乱者：莱、莒、徐夷、吴、越，一战服三十一国。于是又南征伐楚，渡汝水，越过方城，望见了楚国汶山，让楚国向周天子贡丝而后回兵，荆州诸侯没有敢不服从的。又向北讨伐山戎（鲜卑），击退令支，打败孤竹而南归。海滨的诸侯没有敢不服从的。与诸侯会盟陈列牲畜，其上载着盟书，向天地众神发誓，与诸侯合力同心。又向西打退了白狄而达西河，大小船只渡过黄河，到达晋国石枕。悬着战车、约束战马，越过太行山和辟耳山的溪谷拘夏，又在西方征服了雍州的流沙、西吴。在南方为保卫东周修了城墙，又至晋国绛邑恢复了夷吾的君位。北岳之滨的诸侯没有敢不服从的，进而在阳谷大会诸侯。总计，兵车之会六次，乘车之会三次。诸侯的盔甲放起来不用，武器也保存起来，弓袋里无弓，箭袋里无箭。武事隐没了，实行文道，帅领诸侯去朝见周天子①。 这段文字记载的是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齐桓公称霸时的活动状况，其他的霸主或会盟诸侯、或进行战争讨伐、或率诸侯朝见周天子，与此多有类似之处。为适应这种政治、军事需要，各国都要修治道路、桥梁、设关卡驿传。及至战国，战争更为频繁，各国之间经济的联系更为密切，政治上统一的形势日渐成熟，这些因素推动着交通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历史 ２。陆路交通的发展和驿传制度（１）陆路交通的发展春秋时期已有修治道路、桥梁、传驿等有关制度。《周礼？秋官》载有野庐氏一职，"掌达国道路，至于四畿，比国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树".这就是说野庐氏掌治的是国至畿内四方道路的通达，察较国郊及野中之道路，和夜间住宿休息的地方是否有井有树可供饮食乘凉等等②。证之其他文献，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确设有管理道路、桥梁等等的专官，如果一个诸侯国道路不修，桥梁不设就被认为是不正常的现象。《国语？周语中》载春秋中期周定王派周王室卿士单襄公为使臣去宋国、楚国访问修好，从宋国到楚国要经过陈国，从陈国经过时，看见"道?（草秽塞路）不可行"，"司空（掌治道路的官）不视涂（道路）"，"泽不陂（圩岸）"，"川不梁（堰和桥梁）"，"道无树列"等等。单襄子回到周朝后，就对周定王说，陈侯虽无大错，然而国必亡。周定王问为什么？回答说：先王的教导说："雨毕而除（整治）道，水涸（干涸）而成梁".……所以《夏令》中说："九月除道，十月成梁。"而现在的陈国却是"道路若塞，野场若弃（广大田野、场地无人管理），泽不陂障，川无舟梁，是废先王之教也".这就是说，按周代的传统，道路、水泽堤岸、河中堰梁舟船、道两旁的树木都有专门官员负责及时治理，现在陈国这些方面都无人治理、异常混乱，所以就成了政事荒废的一个重要标志。《左传》襄公３１年载，郑国执政者子产至晋国后也说"司空以时平易道路"，并指责当时晋国道路不修等种种弊端。由于各国不断的修治道路，所以战国时中原地区各国之间交通四通八达。《战国策？魏策一》载张仪说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诸侯四通，条达辐辏，无有名山大川之阻。从郑至梁，不过百里，从陈至梁，二百余里。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梁。"这里讲的仅是魏国的情况，其实战国时期韩、赵、魏、齐、楚、燕、秦之间，彼此之间陆路交通都可相通。 历史
（２）驿传制度春秋战国时建立的传遽和邮驿是为后世所奉行的交通制度。 传，又叫遽，是官府在道路上设立的交通站，由官府设置车、马之类的交通工具，有的设专职人员管理。从交通站通过，要验"契"的真伪。所谓"契"，又称节，即通行证。每３０里置传舍，行■■，验契后，可更换车马前进，也可在传舍休息。这种制度，主要供有公事在身的行旅用。《管子？大匡》载："三十里置遽（驿车）委（委谓当有储），有司职之。从诸侯欲通，吏从行者，令一人为负以车（令一人以车为负载其行装）。若宿者，令人养其马，食其委（其客若宿，即以所委食之）。 历史 客与有司别契（分别契的真伪），至国八契。"《周礼？地官？掌节》之所谓"掌节"一职，就是管诏行旅符节之官："掌节，掌守邦节，而辨其用，以辅王命。守邦国者用玉节，守都鄙者用角节。…… 门关用符节，货贿用玺节，道路用旌节，皆有期以反节。凡通达于天下者，必有节，以传辅之，无节者，……则不达。"《周礼》上述记载与《管子？大匡》的记载是相似的。 春秋时期的文献记载表明驿传制度已普遍实行，信息的传送，紧急重要事件处理，都常常使用驿传制度。如《左传》僖公３３年载，秦袭郑，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且使遽告于郑。"杜预注云："遽，传车。"《国语？晋语五》载：晋梁山崩塌，用传车召晋大夫孙伯纠之子伯宗，载伯宗的传车碰到大牛车挡住道路而翻了车，将传车立起后就叫大车下道避传车。驾大车的主人说：传车要快速，如等我回避就更慢了，不如从旁边走更迅速①。《左传》昭公二年载："秋，郑公孙黑将作乱，……驷氏及诸大夫欲杀之。子产在鄙闻之，惧弗及，乘遽而至。" ② 《周礼？秋官》野庐氏条下注云："掌达国道路"的"达"，"谓巡行通之，使不隔绝者"."比国郊及野之道路"的"比"，为"犹校也"，即比较之意。 战国年间，驿传制度进一步完善，紧急公务常常乘传驰报。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齐景公游少海（渤海），传骑从中来谒曰：’婴疾甚，且死，恐公后之。’景公遽起，传骑又至。"另外，战国时期行旅往来，皆按时验证放行。关于这一点，《史记？孟尝君列传》关于孟尝君出关故事载之甚明："昭王释孟尝君。孟尝君得出，即驰去，更封传（今之驿券也），变名姓以出关。 夜半至函谷关。秦昭王后悔出孟尝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驰传逐之。孟尝君至关，关法鸡鸣而出客，孟尝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为鸡鸣，而鸡齐鸣，遂发传出。"从上述孟尝君出关的故事看，每日鸡鸣验证出关执行是很严的。其所以如此严，可能是和国家的治安、防盗等联系在一起的。 历史 春秋战国的邮是传送公文书信的，传是运送行旅的，这是二者的区别。《孟子？公孙丑上》云："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孟子的这段话说明春秋、战国时邮这种传送公文书信的办法一直沿用，同时也说明邮是驿传的职能之一。 总之，春秋战国时，设有驿传制度。驿传的职能有二：一是传送行旅，一是邮寄公文书信。驿传制度的实施办法，是３０里置１传舍（交通站），有屋舍可供旅客住宿，有车、马可传送行旅和邮寄公文书信。 ３。水路与海路交通的开辟（１）水路交通的开辟春秋战国时期，开辟水路交通的一个重大成就是沟通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运河的开凿。这条运河开凿分为二段，从第一段修成，到最后一段修成，前后相距一百四十六年。第一段是吴王夫差修的邗沟，修于《左传》哀公九年（公元前４８６年），从"邗（江苏扬州市境）筑城穿沟"，东北通江苏淮安县境内的射阳湖，西北至宋国入淮。这是一条沟通长江与淮河的运河。过了２年（公元前４８４年）夫差又把这条运河向北修，接通沂水、济水，同时也接通了济水与泗水。夫差开凿这条运河的目的，是为了北上争霸，运送军队与军粮。由于泗水入淮，所以吴舟师能深入到今河南中部的黄池与晋争霸。第二段是开通鸿沟，鸿沟是战国时魏惠王十年（公元前３６１年）在魏国境内的天然湖泊圃田泽（河南中牟县境内）与黄河之间，开凿了一条渠道，引黄河水入圃田泽。魏惠王三十一年（公元前３４０年），又从圃田泽开了一条渠道，引圃田泽水通淮河。这样便修成了鸿沟。邗沟沟通了江淮，鸿沟又沟通了黄淮，这样便把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联系了起来。邗沟、鸿沟的修通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邗沟修通后在经济上可以说发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如陶，相传尧曾初居于此，周代为曹国都，秦在此置定陶县。这个地方位于济水之滨，运河修通后，就成了南北水运交通的枢纽，成为连接长江、淮河和黄河流域河南地区的商业中心。所以，范蠡离开越国后，至陶，认为这是一个理想的经商致富之地，所以定居于此，所谓"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①。鸿沟开通后也有巨大经济效益，这条运河把黄、淮沟通了。《史记》说："自是之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②沟通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运河的开通，不仅在经济方面有巨大作用，在文化交流和促进政治上的统一方面也有巨大作用。 历史
春秋时期利用天然河道运输也比以前有很大进步。如公元前６４７年，晋遇饥荒年，秦穆公让秦国的运粮船从渭水至黄河，再从黄河溯汾水到晋都绛，由于运粮船只络绎不绝，史称"泛舟之役"①。再如公元前５０６年吴楚柏举之战前，吴军进攻楚国时，军队乘船沿淮水西进，越过蔡地后，将船只停泊在淮河岸边，而后登陆攻楚。像这类大规模利用天然河道运粮、运送军队等等情况，以前不见于记载，从春秋时始方才出现于史籍，正说明春秋时人们利用天然河道、开拓水路交通较前迈出了一大步。 （２）海路交通的开拓春秋时期交通方面的另一大成就，就是开拓海路交通。这方面见于记载的有吴、越两国。据记载第一次在海中航行是吴国的舟师。《左传》哀公十年（公元前４８５年），吴王夫差十一年，吴大夫"徐承帅舟师，将自海入齐，齐人败之，吴师乃还".第二次则是越国舟师。《国语？吴语》载："越王勾践乃命范蠡、后庸率师沿海溯淮，以绝吴路，败王子友于姑熊夷。"这里记载了越国乘吴国北上与晋国争霸之时，派范蠡、后庸率越师由海路溯淮水而上，以断绝吴军归路，又在吴都郊外大败吴王夫差的太子王子友。第三次则是越王勾践灭吴后，"范蠡……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②。这里透露范蠡离开越国时是乘舟自海路至齐的。春秋以前对海上交通的开拓缺乏记载，春秋时期上述三次记载都是吴、越两国在开拓海上交通，尤其是前两次，是吴越两国的舟师，规模大，人数多，说明当时已能造适于海上航行的船只和具有海上航行的知识技能，这表明了海上交通技术的进步。 总之，交通也是一种产业，交通的进步说明产业进步。春秋战国时期，陆路交通的发展，水路交通的开拓，运河的修建，海上交通的开拓，既是经济发展产物，又有力推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同时，对文化交流、统一国家的产生创造了重要的物质前提。 （三）城市的扩大与兴起 １。人口的增加春秋中期以前，各国人口较为稀少，《左传》闵公二年（公元前６６０年），卫懿公九年，狄灭卫，卫遗民渡河者７３０人，加上共、滕两邑之民才５０００人。卫国是西周初年分封的一个重要国家，春秋时期也是个中等国家，在狄灭卫后，人口竟如此之少，可见当时各国的人口都不多。 春秋中期之前，各国人口稀少的另一个表现是不少国家有许多荒地没有开发，国与国之间也有许多没有开发的荒地，地居中原的宋、郑两国之间就有"隙地".由于人口少，所以春秋时一些国家极力增殖人口，如越王勾践为复兴越国，曾规定："壮年人不能娶老妇，老年人不能娶年轻妻子。女子１７岁不出嫁，父母有罪；男子２０岁不娶妻，父母有罪。女子临产报告官府，官府让医生守护助产。生男孩，公家供给两壶酒，一条狗；生女孩，公家给两壶酒，一头小猪。一胎生三个孩子，公家给乳母；一胎生两个孩子，公家供给粮食。"①《汉书？食货志》载，战国初期魏文侯时，魏相李悝曾创平籴法，其目的就是要解决"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这也就是说李悝创平籴法的目的之一是想增殖人口，至少也不要因民"离散"而使人口减少。《孟子？梁惠王上》载，梁（魏）惠王对孟子说，为治理好国家，他费尽了心力，"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减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这就是说魏惠王费尽心力地治国，目的之一就是想使人口增加。战国人口比春秋大为增加。《庄子？?箧篇》说，齐国的情况是"邻邑相望".《孟子？公孙丑上》也说当时齐国土地广大，而且"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也就是齐国不仅土地广大，而且人口众多。
２。城市的扩大春秋时期一般都城不大，人口不多，一般国家的都城周围不过９００丈，卿大夫的都邑一般为国都的三分之一、五分之一或九分之一。《左传》隐公元年（公元前７２２年）载郑庄公之弟叔段居京，称为京城太叔，因京城太大，郑大夫祭足恐叔段为患郑国，对郑庄公说：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叁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 上文所说的"都城"指的是诸侯国内卿、大夫的封邑之城，不是指诸侯国的国都。按照周代的规定，卿大夫封邑的都城为诸侯国国都的三分之一、五分之一或九分之一。卿大夫封邑之城最大不能超过"百雉"，则可知诸侯国之国都为三百雉。注云："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墙，长三丈高一丈。"这就是说"百雉"为３００丈，３００雉为９００丈。诸侯国的国城为９００丈，卿大夫封邑中的城不能"过百雉"，即不能超过３００丈长。一直到春秋末年，诸侯国的统治者仍在人为地维护这一规定。《公羊传》定公十二年（公元前４９８年）载孔子堕三都之事，就是为了维护上述规定：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于是帅师堕■》（叔孙氏食邑）、帅师堕费（季孙氏食邑）。 上述记载说明，由于叔孙氏的封邑■、季孙氏的封邑费，和孟孙氏的封邑，都超过了"百雉"，所以孔子要"堕三都"，即平毁三家的邑城。 在这一斗争中，孔子遭到了失败。 战国时期，城市的规模普遍扩大。《国策？赵策》载，战国时赵奢说："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战国时，"三丈之城，七里之郭"或"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已成为普遍现象。如墨子说："率万家而城方三里。"①孟子说："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必有得天时者也。"②《战国策？齐策六》说："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上述记载中的所谓"城"，指的是内城，所谓"郭"，指的是外城。内城３里，外城（郭）５里或７里，则外城大于内城１。６倍多至２。３倍多。这说明城是大为扩大了。战国时期的城，出现了一些万家之邑。如：知伯，"使人请地于韩。韩康子……使使者致万家之邑一于知伯。知伯……又使人请地于魏，魏桓子……使人致万家之邑一于智伯"③。不仅如此，一些地区还出现了超级城市，如韩的大县宜阳（今河南宜阳县）是战略重地，又是上党、南阳两郡间的贸易要道，商业也比较繁荣，所以宜阳发展成为一个"城方八里，材士十万，粟支数年"④比一般县城都要大的都市。所以，秦国丞相甘茂说宜阳城"名为县，其实郡也"①。在各国国都中，齐国国都临淄最有名，苏秦说秦王曰："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②像这样的城市不仅是政治、军事中心，在经济上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历史
３。城市的布局及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春秋时期，诸侯国首都称国，卿大夫所居的邑称都，国、都都有城。 战国时代各国逐渐普遍设置郡县，国有国都，郡县也各设城，小郡有十多个县，大郡有三十余县。这样，全国星罗棋布地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城市。 各国国都中，都设有规模宏大的宫庭，国君的宗庙、国家各部门的官署和各级官吏的住宅。高级官僚住宅一般是高门大屋，如齐宣王招文学之士，命淳于髡、慎到、环渊等７６人为上大夫，在临淄稷门附近的稷下"高门大屋尊宠之"③。此外，国都中还设有招待宾客的馆舍、传舍等等。"百工居肆"，城市设手工业作坊集中区。如在东周的洛阳王城遗址的西北部发现有烧制日用陶器和随葬明器的窑场，制作骨质和石质饰品的场所，考古发现的曲阜鲁国故城，宫殿的东、西、北三面，环绕着铸铜、冶铁、制陶、制骨等手工业作坊和一些居住遗址①。考古发现的春秋战国时齐临淄故城由大、小二城组成，大城周长１４公里，小城周长７公里，平面均作纵向的长方形。小城是齐国的宫殿区，附近并发现铸造"齐法化"钱币的遗址。大城主要是平民活动的地方，那里绝无大型建筑遗迹，曾发现冶铁和其他手工业遗址②。考古发现从商鞅变法到统一六国的秦都咸阳，地处渭河之滨，宫庭的附近，也发现直接为宫庭服务的铜器、铁器和陶器作坊的遗址③。从文献材料看来，当时各国国都中存在着个体手工业者，他们进行的是商品生产，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卖。如春秋时宋国国都司城（司空）④子罕住所南隔壁，住着"恃为鞔（皮鞋）以食三世"的工人，因为他家的墙突出到子罕家的"宫"内，子罕让他搬家，这个工人说：现在我搬走，宋国的求鞔者不知我的住所，我的饭碗就被打碎了。为这个原因，他不搬家⑤。当时，城市的手工业区，有各种行业的手工业者、如铸钱、冶铁、制陶、木工、皮革工、漆工等等，此外还有杀狗的等等。
这就是说，齐国统治者要把春、夏、秋、冬四时劳动者所用的东西都储存在国家的仓库中，待劳动者需要时假贷给劳动者。这些东西中包括械器、衣服等等。到用完后，再还给官府，并把借贷时的契券销毁。国家机构所从事的这种借贷业，有利于劳动者正常生产的进行，对国家也有利，因此是应当肯定的。 历史
借贷业的出现是当时的社会条件造成的。一方面存在着货币资本的拥有者，一方面又存在着需要借贷的劳动者。借贷并不一定就是高利贷。 借贷是否高利贷要看两个因素，一方面要看借贷利率的高低，一方面还要看借贷者的偿还能力。有时利率虽高，但借贷者有偿还能力，这种借贷对借贷者并未造成不勘负担的社会后果，人们就容忍了这种借贷。如战国时"苏秦之燕，贷人百钱为资，及得富贵，以百金偿之"①。在这里，苏秦贷百钱，而以百金偿还，利率是够高了，苏秦似乎是以感激的心情偿还的，人们也并不指斥这种高利贷。 借贷不仅是货币资本的拥有者增殖货币资本的需要，也是小生产者为解决生活和生产困难的需要。《管子？治国》载："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也，而上征暴急无时，则民倍贷（贷一还二）以给上之征矣。 耕耨者时，而泽不必足，则民倍贷以取庸矣。" 这就是说，农民被逼不能不接受贷一还二。"借贷"之息是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国家征收的徭役赋税"暴急无时"，逼农民借贷；二是耕耨有一定时间的要求，也迫使农民不得不"借贷取庸".同时，货币资本的拥有者，也需要通过借贷增殖资本，如"孟尝君时相齐，封万户于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钱于薛，岁余不入，贷钱者多不能与其息，客奉将不给。孟尝君忧之。问左右：’何人可使收债于薛者？’……冯?…… 至薛，召取孟尝君钱者皆会，得息钱十万"②。 货币资本的所有者常常利用借贷者所处的困境，迫使其接受高利贷，又因借贷者无偿还能力，所以造成了严重后果。《孟子？滕文公上》说："为民父母，使民■■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在这种情况下，高利贷促使农民的生活条件、生产条件进一步恶化，对社会生产的发展起了破坏作用。 总之，春秋战国时期借贷业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有两重性。在借贷有利于生产者维持其生活和生产的条件下，借贷对社会生产的发展有积极作用；在借贷促使生产者生活、生产条件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借贷对社会生产的发展就起了阻碍作用。在这后一种情况下，借贷的显著作用是促进货币资本增殖，使贫富两极分化和阶级矛盾进一步加剧。这就是说，齐国统治者要把春、夏、秋、冬四时劳动者所用的东西都储存在国家的仓库中，待劳动者需要时假贷给劳动者。这些东西中包括械器、衣服等等。到用完后，再还给官府，并把借贷时的契券销毁。国家机构所从事的这种借贷业，有利于劳动者正常生产的进行，对国家也有利，因此是应当肯定的。
借贷业的出现是当时的社会条件造成的。一方面存在着货币资本的拥有者，一方面又存在着需要借贷的劳动者。借贷并不一定就是高利贷。 历史 借贷是否高利贷要看两个因素，一方面要看借贷利率的高低，一方面还要看借贷者的偿还能力。有时利率虽高，但借贷者有偿还能力，这种借贷对借贷者并未造成不勘负担的社会后果，人们就容忍了这种借贷。如战国时"苏秦之燕，贷人百钱为资，及得富贵，以百金偿之"①。在这里，苏秦贷百钱，而以百金偿还，利率是够高了，苏秦似乎是以感激的心情偿还的，人们也并不指斥这种高利贷。 借贷不仅是货币资本的拥有者增殖货币资本的需要，也是小生产者为解决生活和生产困难的需要。《管子？治国》载："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也，而上征暴急无时，则民倍贷（贷一还二）以给上之征矣。 耕耨者时，而泽不必足，则民倍贷以取庸矣。" 这就是说，农民被逼不能不接受贷一还二。"借贷"之息是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国家征收的徭役赋税"暴急无时"，逼农民借贷；二是耕耨有一定时间的要求，也迫使农民不得不"借贷取庸".同时，货币资本的拥有者，也需要通过借贷增殖资本，如"孟尝君时相齐，封万户于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钱于薛，岁余不入，贷钱者多不能与其息，客奉将不给。孟尝君忧之。问左右：’何人可使收债于薛者？’……冯?…… 至薛，召取孟尝君钱者皆会，得息钱十万"②。 货币资本的所有者常常利用借贷者所处的困境，迫使其接受高利贷，又因借贷者无偿还能力，所以造成了严重后果。《孟子？滕文公上》说："为民父母，使民■■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在这种情况下，高利贷促使农民的生活条件、生产条件进一步恶化，对社会生产的发展起了破坏作用。 总之，春秋战国时期借贷业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有两重性。在借贷有利于生产者维持其生活和生产的条件下，借贷对社会生产的发展有积极作用；在借贷促使生产者生活、生产条件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借贷对社会生产的发展就起了阻碍作用。在这后一种情况下，借贷的显著作用是促进货币资本增殖，使贫富两极分化和阶级矛盾进一步加剧。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6118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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