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506年,吴军攻破楚都郢,吴国声威大震,成霸业。吴楚之间的战争一直连绵不断,直到吴王僚时期,双方仍是各有胜负。阖闾夺取吴国王位之后,采用伍子胥(伍员)的计谋,分兵数支,频频出击以调动楚军,楚军四处奔波,疲惫不堪,渐处守势,吴军夺取楚国许多城池。阖闾九年(前506)冬天,吴王征求伍子胥、孙武的意见,亲率吴国大军,以唐、蔡军队为先导。吴军乘船抵蔡,在淮?登陆,在豫章一带与楚军隔汉水而对峙。楚军接连三次败北。吴、楚双方又于柏举(今湖北麻城东北)列阵而对,阖闾之弟夫概带领部下5000士兵突袭楚军,楚军溃退,吴王率领大军长途追击,在清发水(今湖北安陆县)追上楚军,趁楚军渡河至水中央时,猛烈进攻,大获全胜。楚军残部继续逃跑,在雍?(今湖北京山)又被吴军追杀。吴军五战五捷,抵达楚都郢。十一月二十七日,楚昭王携其妹逃出郢,吴军于次日入郢。伍子胥掘楚平王墓,鞭尸300以泄旧愤。
这是孙武对自己兵学理论的战争实践,可见孙武并非只是象赵括那样“简上谈兵”(春秋战国时期还没有纸张问世)浪得虚名,而是古今中外少有的能够将自己的理论充分的运用到实际战争当中去的优秀军事统帅。
吴破楚之战自公元前511年至公元前506年,历时6年,由一系列战争战役组成,最终使吴国成就了“西破强楚,入郢”的伟业。
养城之战
公元前511年(吴王阖闾三年)夏,吴国派出使臣,责令徐国(今安徽泗县)和钟吾国(今江苏宿迁东北)交出领兵在外的公子掩余和烛庸。二国依仗有强楚撑腰,拒不从命,并私自放走二公子,让他们去投奔楚国。
楚昭王十分得意,立即派出大员隆重迎接二公子,并让二公子在养地(今河南沈丘县)暂住。接着,又命令莠尹然、左司马沈尹戍重修养城,把养城东北边的城父、东南边的胡田两块地方封给二公子,企图利用二公子为害吴国。
吴王阖闾十分清楚楚国此举的用意,所以阖闾以孙武为将,下定决心要攻克养城。这一仗是孙武初试兵锋的一场战斗,因此,孙武在战前认真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孙子认为,养邑一战,阖闾目的一方面是要擒杀掩余和烛庸二公子,剪除自己政治统权的隐患;另一方面还在于消灭淮水北岸的楚军势力,为日后破楚扫清障碍。因此,孙武向阖闾提出了“肆楚疲楚、攻克养城”的战略方针,在战术实施时,孙武将吴军分编成三支劲旅,先以第一军兵力佯攻伐夷,在佯攻不克后,吴军便兵锋一转,南下渡过淮水,直驱500余里,攻打潜、六二地;当楚军的增兵即将到达时,吴军便撤退待命,不与楚军正面冲突。楚军见吴军撤走,便将部队驻扎在南冈(令安徽潜山县)。孙武这时调动他的第二军人马沿淮水而上,疾行军数百里直扑楚之战略要地弦邑。当楚军即将赶到弦邑时,孙武便命部队撤退待命。由于吴军的两支部队成功地调动了敌军,使楚军疲惫不堪,士气低落。这时,孙武才命令吴军的第三军实施了攻克养城的战斗。吴军一举攻下养城,擒杀了二公子,胜利地结束了这场战斗。这时的阖闾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想要一鼓作气攻克楚都郢(今湖北江陵县纪南城)。但孙武认为这样做不妥,便向吴王进言道:“楚军乃天下劲旅,非徐国和钟吾国所能比。我军巳连灭二国,人困马乏,军资消耗甚大,不如暂且收兵,蓄精养锐,再待良机。”吴王听从了孙武的劝告,下令班师。
这次战役的胜利为吴以后大举攻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吴越?李之战
公元前510年,越王允常登上王位。允常雄心勃勃,想显露头角,因而在国内整军经武,积蓄国力,等待时机。
越国新君的登位,引起了吴王阖闾的密切关注,因为吴国此时已作好了全面攻楚的准备,远征大军蓄势待发,如上弦之箭,一声令下,就将射向楚国心脏。然而近在咫尺的越国却动向不明,不能不使吴王阖闾忧心忡忡。前事不忘,后事之师,27年前的越国尚弱小,就敢派出部队,助楚伐吴,现在若吴军远出千里之外,后方空虚,越国只要派一支精悍之旅,从背后偷袭,吴国就首尾难顾,连回师救援都难。然而现在从表面来看,越王允常安份守己,唯命是从,遵守先王遗训,按时交纳贡物,看不出任何异动迹象。抓不到把柄,就难以下手。在精心策划后,一条妙计脱颖而出:以兄弟邻邦的名义,相约共同出兵伐楚。这道无可回避的政治难题,越王允常必须回答。吴国向越国派出了使者,以不计前嫌、忘却宿怨的友好态度,重提兄弟友谊,并坦诚告之吴将伐楚的重大机密,希望越国起兵相助,最后告之:在这样的紧急关头,越若不能按吴要求去做,吴国就只能认为越存心助楚,与吴为敌。为了吴国安全,不得不有其他措施,万一兵戎相见,恐怕对越国不利,希望越国思之再三。
允常岂是俯首听命之辈?再加上文种、范蠡巧舌如簧,反复夸耀楚国的强大、不可打败,越必须坚决助楚,届时吴败,远在荆地的楚国无暇东顾,必然会将吴地赠送越国作为酬劳,开疆拓土,在此一举;若助吴抗楚,楚国一灭,吴国接下来必然会侵吞越国,国破家亡,悔之莫及。
越王允常反复斟酌,考虑再三,决定不能造次,以免重蹈复辙,万全之计,还是暂守中立,以观大局。他婉言答复吴国使者,限于国内种种情况,暂难出兵,如若吴国固执己见,一定要就此对越国用兵的话,那将是“吴不信前日之盟,弃贡赐之国而灭其交亲”,同样希望吴国慎之又慎。而且根据当时星象学的测定,天上的岁星恰好与地下的吴越两个相呼应,这种岁星与国家呼应的现象表明,两国都可受到天命的保佑,但是二国中如有谁先动兵,就会反受其害。鉴于此,吴王阖闾在得到越王允常的答复后对是否用兵伐越举棋不定。这时,孙武以全朴素的唯物论思想批驳了天命观。孙武指出:“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孙武的观点,最终得到了吴王的认可。
于是阖闾以伍子胥、孙武为将,移师南下,征讨越国。
江南盛夏,一片葱郁,蛙声蝉鸣,掩不住金戈铁马之声。当时越国的疆域,已经越过了钱塘江,到达了今日嘉兴、平湖一线。允常毫不示弱,率师北上。两军在?李(今浙江嘉兴县西南)对阵,展开了吴越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厮杀。虽然<<春秋>>上以精练得不能再精练的文字作记载:“辛卯.鲁昭公三十有二:夏,吴伐越。”但<<左传>>作了进一步阐述:“吴伐越,始用师于越也。”著名史学家杜预为此加注:“自此以前,虽疆事小争,未尝用大兵。”据史料分析,吴军并没有越钱塘江南下,战争的范围仅仅局限于今日嘉兴地区,也即是两国相交的边陲地带。
吴军在孙武的指挥下势不可当,越军当然不是对手。吴军本为削弱越国国势而来,所以除了在战场上大败越军以外,又在越国“大掠而回”。?李一战,揭开了吴越之间长达三十七年生死之搏的大幕。
吴楚豫章之战
吴王阖闾七年(公元前508年)夏,桐国(今安徽省桐城县北)背叛了楚国。桐国的北面,原来有个小国舒鸠(今安徽舒城县),很早以前就被楚吞并了,因此舒鸠人十分怀恨楚国。孙武、伍子胥利用桐国背叛楚国之机,派出间谍前往舒鸠,唆使他们说:“如果你们想办法诳骗楚军来攻打我国,我军便佯装惧怕楚军,假意代楚伐桐,“使楚国对我不存戒心,这样就可以寻机消灭它。”舒鸠人为了报复楚国,便听从了吴国的误楚之计。他们编造了一套假情报,去欺蒙楚国。楚国君臣利令智昏,果然听信了舒鸠人的谎言,在这年秋天派令尹子常率大军伐吴。孙武、伍子胥领兵迎敌。二人谋划一番后,采用明攻和暗袭相结合的战术:一方面,大张旗鼓地调集水兵战船前往豫章,以迎击楚师;另一方面又暗集军队于巢地(今安徽巢县东北)。楚将子常得报吴军战船摆满桐国以南的江面,便误以为吴军胆怯,想用伐桐来讨好自己,于是把大军驻扎在豫章地区,静观事态的变化。这样,楚军从秋天一直驻扎到冬天,时间一长,士气便日益低落,防备自然也开始松懈。孙武抓准时机,率吴军突然包围了楚军,打得楚军猝不及防,落荒而逃。随后,又出其不意地攻克了巢邑,还俘虏了在巢邑驻守的楚公子繁。
这次对楚作战的胜利,又燃起了吴王阖闾进攻郢都的欲望,并故意激怒孙武和伍子胥说:“我想乘胜攻入郢都,灭掉楚国。如若不能,你们二位还有什么功劳可言?”但孙武、伍子胥二人仍然认为现在攻郢灭楚的时机还不成熟,举行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决不可轻忽,以免劳而无功,反为人所制。二人劝吴王隐忍待机,吴王只好作罢,班师回国。这一仗,孙武以其诱敌、骄敌的谋略大获全胜,帮助吴王打通了入楚的通道,为吴国日后破楚战略计划的顺利实施创造了条件。
柏举之战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有:“(吴国)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这里所说的“西破强楚,入郢”一事,就是春秋末期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爆发的著名的吴楚柏举之战。
吴国是春秋晚期勃兴于南方地区的一个国家,它在发展过程中,与南方地区的强国楚国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以至长期付诸武力,兵戎相见。从公元前584年第一次“州来之战”起,两国之间在短短的60余年时间里,曾先后发生过十次大规模的战争,其中吴军全胜六次,楚军全胜一次,互有胜负三次。总的趋势是,吴国逐渐由弱变强,开始占据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它终于导致了吴楚两国决定战争胜负的“柏举之战”。
吴王阖闾是一位英明有为的君主,他即位以后,励精图治,发展生产,改良吏治,整军经武:“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并大胆起用伍子胥、孙武、伯?等外来杰出军政人才,积极从事争霸大业。这时,西方的强楚,就成了吴国胜利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换句话说,也就是只有在过去积小胜的基础上,从根本上打垮或削弱楚国,阖闾才能实现自己成为中原霸主的梦想。吴楚战略决战箭在弦上,势在必行。“吉人自有天助”,楚国当时的现状,为阖闾梦想得以实现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契机。
进入春秋以来,楚同晋国长期征战,争霸中原,搞得民疲财竭,国力中衰。同时楚国内部政治黑暗,军事无能,民众怨愤,君臣离心,也给敌国创造了可乘之机。所以说,当时的楚国虽然貌似庞然大物,余威尚存,可其实早已是外强中干,是经不得风雨飘摇的,吴楚柏举之战前夕,楚国实际上已经处于战略上的被动地位了。
当然,从整体实力上来说,楚对吴还具有一定的优势。所以当公元前512年阖闾第一次提出大举攻楚的战略计划时,睿智的孙武即以“民劳,未可,待之”的理由加以劝阻。不过吴国君臣并未消极地守株待兔,他们的厉害,就在于他们从不消极等待敌方出现破绽,而是积极运用谋略,主动创造条件,完成敌我优劣对比的转换。为此,它首先伐灭楚国的羽翼——徐和钟吾这两个小国,为进而伐楚扫清道路。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采用了伍子胥提出的“疲楚误楚”的高明战略方针。具体做法是,轮番出击,骚扰楚军,麻痹敌手。这一措施实行了六年有余,吴军先后袭击楚国的夷(今安徽涡阳附近)、潜(今安徽霍山东北)、六(今安徽六安北)等地,害得楚军疲于奔命,斗志沮丧。同时,吴军这种稍尝辄止、不作决战的做法,也给楚军造成错觉,误以为吴军的行动仅仅是“骚扰”而已,而忽视了吴军这些“佯动”背后所包藏的“祸心”,放松了应有的警惕,到头来栽了大跟斗。
公元前506年,给楚国致命一击的时机终于来到了。这年秋天,楚国大军围攻蔡国,蔡在危急中向吴国求救。另外,唐国国君也因愤恨于楚国的不断侵凌勒索,而主动与吴国通好,要求助吴抗楚。唐、蔡两国虽是蕞尔小国,但位居楚国的北部侧背,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吴国通过和它们结盟,遂可以实施其避开楚国正面,进行战略迂回、大举突袭,直捣腹心的作战计划。
同年冬天,吴王阖闾亲率其弟夫概和谋臣武将伍子胥、伯?、孙武等,倾全国3万水陆之师,乘楚军连年作战极度疲惫,东北部防御空虚薄弱之隙,进行战略奇袭,吴军溯淮水浩荡西进。进抵淮?(今安徽凤台附近,一说今河南潢州西北)后舍舟登陆,以3500精锐士卒为前锋,在蔡、唐军配合导引下,兵不血刃,迅速地通过楚国北部大隧、直辕、冥?三关险隘(在今河南信阳南),挺进到汉水东岸。取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战略效果。这堪称实践孙武“以迂为直”原则的杰出典范。
楚军在极其被动的情况下仓猝应战。楚昭王急派令尹囊瓦、左司马沈尹戍、大夫武城黑、大夫史皇等人率军赶至汉水西岸进行防御。两军隔着汉水互相对峙。楚军中左司马沈尹戍是一位头脑冷静的优秀军事指挥家。他针对吴军作战的特点,向统帅囊瓦提出如下建议:由囊瓦率楚军主力沿汉水西岸阻击吴军的进攻,正面牵制吴军。
而由他本人北上方城(今河南方城县境),征集那里的楚军,迂回到吴军的侧后,毁坏吴军舟楫,阻塞三关,切断吴军的归路。尔后与囊瓦所率的主力实施前后夹击,一举消灭吴军。
囊瓦起初同意了沈尹戍的建议,可是待沈尹戍奔赴方城后,却又听从武城黑和史皇的挑拨怂恿,出于贪立战功的心理,而一改原先商定的作战计划,采取冒进速战的方针,不待沈尹戍军完成迂回包抄行动,即擅自单独渡过汉水向吴军进攻。
吴军见楚军主动出击,大喜过望,遂采取后退疲敌、寻机决战的方针,主动由汉水东岸后撤。囊瓦果然中计,尾随吴军而来,自小别(在今湖北汉川东南)至大别(今湖北境大别山脉)间,连续与吴军交战,但结果总是失利,由此而造成士气低落、军队疲惫。
孙武见楚军已陷入完全被动的困境,于是当机立断,决定同楚军进行战略决战。十一月十九日,吴军在柏举(今湖北汉川县北,一说湖北麻城)列阵迎战楚军。阖闾弟夫概听从了孙武的分析,认为囊瓦素来不得人心,楚军无死战之志。因此主张吴军立即主动发起攻击。并指出,只要吴军一进攻,楚军就必然溃逃,届时再以主力投入战斗,必能大获全胜。但阖闾出于谨慎而否决了夫概的意见。夫概不愿放弃这一胜敌的良机,便率领自己的五千部属奋勇进攻囊瓦的军队。楚军一触即溃,阵势大乱。阖闾见夫概部突击成功,乃乘机以主力投入交战,扩张战果,大胜楚军。囊瓦失魂落魄,弃军逃奔郑国,史皇战死沙场。
楚军主力在柏举决战遭重创后狼狈向西溃逃。吴军及时实施战略追击,尾随不舍。
终于在柏举西南的清发水(今湖北安陆西的?水)追及楚军。吴军“因敌制胜”,用“半济击”的战法,再度给渡河逃命中的楚军以沉重的打击。吴军继续追击,至雍?(今湖北京山西南)追及正在埋锅造饭的楚囊瓦军残部,大破之。并与由息(今河南息县西南)回救的楚军沈尹戍部遭遇。经过反复激烈的拼杀,楚军又遭战败,主将沈尹戍伤重身亡。至此,楚军全线崩溃,郢都(今湖北江陵西北)完全暴露在吴军面前。吴军长驱直入,势如破竹,五战五胜,于十一月二十九,一举攻陷郢都。楚昭王凄凄惨惨,惶惶如丧家之犬逃往随国(今湖北随州)。柏举之战遂以吴军的辉煌胜利而告终结。
至于吴军入郢后上下忘乎所以,纵暴郢都,内讧迭起,在秦楚联军的反击下,军事、政治均陷于被动,最后被迫退回吴国,那已是后事了。用孙武自己的话来说,这便是“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
柏举之战是春秋晚期一次规模宏大、战法灵活、影响深远的大战。吴军灵活机动,因敌用兵,以迂回奔袭、后退疲敌、寻机决战、深远追击的战法,一举战胜多年的敌手楚国,给长期称雄的楚国以十分沉重的打击,从而有力地改变了春秋晚期的整个战略格局,为吴国的进一步崛起,进而争霸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吴军的取胜,首先是修明政治、发展生产、充实军备、壮大自身实力的结果。其次也是善于“伐交”,争取晋国的支援和唐、蔡两国的协助的产物。其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在于其作战指导上的高明。一是采取疲楚误楚的正确策略,使楚军疲于奔命,并且松懈戒备;二是正确选择有利的进攻方向,“以迂为直”,乘隙蹈虚,实施远距离的战略袭击,使楚军在十分被动情况下仓猝应战;三是把握有利的决战时机,先发制人,一举击败楚军的主力;四是适时进行战略追击,不给楚军以重整旗鼓、进行反击的任何机会,最终顺利地夺取战争的胜利。
楚军的失败,其政治、外交上的原因,在于其政治腐效、内部动乱、将帅不和、四面树敌、自陷孤立。从军事上看,则在于其疏于戒备,遭致奇袭;在于其主将贪鄙无能,临战乏术;在于其轻率决战,一败即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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