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与黄金荣、杜月笙齐名的“上海三大亨”之一、昔日的“海上闻人”张啸林,在附逆日伪后,为人刺杀毙命。以往的说法,此案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所为。而近日,笔者在翻阅时任军统局上海区区长陈恭澍的回忆文字??《英雄无名》时,则见到了另外一种不同的说法。
在该书第三部第八章《大亨之死 扑朔迷离》中,这位时任军统局上海区区长、负责主持制裁该区附逆汉奸的军统有名杀手,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件案子不一定是我们干的”。
让我们先来看一篇民国二十九年八月十五日(1940年8月15日)张啸林遇刺后,有着日本人背景的上海《新申报》的新闻报导:
“本市闻人张啸林,昨已被保镖击毙??内幕或为渝伪指使
昨日中午本市法租界内发生一幕枪击案,被击者为海上闻人张啸林,张与杜月笙、黄金荣同为海上三大亨,为青帮中有名人物,黄、杜、张三人之名,几妇孺皆知。张为‘通’字辈,故辈份较黄、杜为高,现年六十八岁,杭州人,好佛,各地庙殿,几均有张氏所送之匾额,性暴鲁,近来年事虽高,仍动辄当众辱人。成名后,其一举一动,远不若杜氏之检点自守,仍未脱‘海派’恶习。其寓所在法租界华格臬路,与杜月笙合宅而居,张居东宅,杜居其西,宅前天井为一,故同一大门进出,事变后,杜南下赴港,张仍留居宅内。
昨日下午一时四十分,张有友人吴金桂者往访,遂在楼上闲谈,时有张之卫士林桂甫(即林怀部,白梅月下客注)在天井与汽车夫争吵,张闻声遂步出洋台将林训斥,并欲停他生意,林大气愤,遂拔枪对张向上射击,均中头部,当时身死。
林于肇祸后,又持枪登楼,向张之友人吴金桂头部射击,亦中二弹气绝,时张宅守卫之巡捕,即将大门紧闭,继即将林拘获,带入捕房究审。
又据可靠方面消息:张氏于八一三事变后,即参加和平工作,颇遭渝方之嫉妒,此次林之以下犯上,是否受渝指使,颇属疑问,当局对之,颇为注意云”。
我们再来看陈恭澍在其回忆文字《英雄无名》第三部第八章中对这一事件的观点,原文如下:
“第八章 大亨之死 扑朔迷离
一、这件案子不一定是我们干的
……上海自有租界以来,即强梁辈出,此起彼落,经过长时间人为斗争,天演淘汰,到后来得以称霸者,只得三数人而已。这少数几个人,也只能在势均力敌、利害关系一致的情况下,才能相安无事,一旦失去均衡,那么,一场新的厮杀又将开始。
张啸林就是其中的一个,可惜他一点国家观念都不存在,更不懂得如何适应社会变迁,所以只得死于非命。
提起张啸林这桩案子,我(陈恭澍,白梅月下客注)说是我们「军统局上海区」干的,当然顺理成章,勿庸置疑。因为无论是在新闻报导、时事述评、工作报告以及档案记载中,都作如此认定。可是事隔四十多年后的现在,我如果说那不一定是我们「上海区」透过有计划的工作部署因而产生的正常结果,也许会使人觉得倒是一件新鲜事了。并不是我「功成不居」,或把自己同志的光荣牺牲掷诸虚牝;因为仔细回想当时本案进行的前因后果及其事实经过,迄今仍存在着许多不情不实之处,得不到肯定的解答。因此,本案到底是不是我们干的,我实在有些拿不准”。
读文读意,其实,陈恭澍的这段文字??“这少数几个人,也只能在势均力敌、利害关系一致的情况下,才能相安无事,一旦失去均衡,那么,一场新的厮杀又将开始。张啸林就是其中的一个”,已经为其下文预设了伏笔??暗指张啸林之死,另有他因。
为什么这么说呢?文末再叙。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作为主持制裁张寅张啸林的军统局上海区区长陈恭澍,为什么说出“本案到底是不是我们干的,我实在有些拿不准”的话。
文中,这位昔日的军统著名杀手,上海区主事锄奸工作的陈恭澍先生,谈出了自己狐疑的理由。
其一,刺杀张啸林之人究竟是不是军统内线,并不确定。
“这绝非我个人想怎么说就怎么说,重要的则在于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更因为这是一件大案子,印象比较深,所以记得住的事情也比较多,以下就是全案的经纬,当然,其间也有错综复杂之处。
在我接任「上海区」之前,时在二十七年,上级对张啸林已经下了制裁令;当我二十八年八月接任之后,上级乃重申前令,即速觅线予以制裁,迨至二十九年,且一再催办。为了觅取制裁张啸林的线索,我曾经拜会过潘子欣先生(见第五章),可是并无具体结果。其后,我又去过两次,始终回旋于旁敲侧击,总没有机会能够正面提出来;而潘先生是何等聪明剔透、老辣练达的人,自然一点就透,无如他总是有意回避,不去接触正题,看样子他也有碍难之处,所以就没有再经营下去。
另在「上海区」所属方面,不知询问过多少遍了,没有一个单位回覆是有办法的。一直到二十九年六、七月间,才算接到「行动第二大队」大队长赵圣(吉震苍)的书面报告,他语焉不详的只说已经在张某(即张啸林,白梅月下客注)家里布置了一条内线,也提到就是张某众多保镖中的一个,什么条件都没有,也不需要支持,一待遇有机会,便可相机行事。照规定,这个报告是一反常态的,因为不但没有把接触、吸收以至交赋任务的经过述说明白,最不合乎情理的是连个姓名都没有。我看了之后,马上就请齐庆斌兄和刘原深兄函第二队赵圣同志即速补报。不过,当时我们区本部并没有严格的要求限时作答,只认为过几天必然会据情回复上来。
这就是本案内部作业的大概,实际上也就是这么简单。我惟恐或有舛误,还一再和原深兄(当时「上海区」助理书记,主管行动,是处理本案除我之外唯一仅存于世者)对证过,不会错,在第二队的报告中,的确没有提到那位所谓内线的姓名,就是连假名、化名都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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