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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3月25日，他在回答日本外宾关于“一生中最高兴的是什么”的问题时，兴奋地回忆道：“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时期。”

邓小平 资料图

本文摘自：《党史博览》2015年11期，作者：宋毅军，原题为：《“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时期”》

1993年5月，笔者调入邓小平研究组。当时冷溶（现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同志讲，调你和其他同志来，就是加强撰写《邓小平年谱》的工作。到2009年12月，《邓小平年谱》出齐，前后长达16年。这项巨大工程是在室委会的直接领导下完成的，是新老同志的相互协作的集体智慧结晶。笔者在收集、核阅、研究10多万份关于邓小平报告、讲话、文章、电报、批示、题词以及相关的档案材料和书刊资料基础上，用10多年时间，撰写出了《邓小平年谱》解放战争时期100多万字的草稿、初稿。这无疑将为完整、准确地研究这一时期邓小平军事思想和实践提供可靠的依据。作为参与者，笔者也算基本完成了任务。这里拟围绕撰写《邓小平年谱》的工作，谈谈自己的体会。

邓小平曾经多次讲过：“我是一个军人，我真正的专业是打仗。”1984年3月25日，他在回答日本外宾关于“一生中最高兴的是什么”的问题时，兴奋地回忆道：“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在作上述回答后紧接着说了这样一段话：“那时我们装备很差，还都在打胜仗，这些胜利是在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情况下取得的。”可以看出，邓小平最高兴的原因就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

翻开解放战争的历史画卷：邓小平和刘伯承等率部，从1945年8月开始，努力争取和平，积极自卫备战；率部由太行山东下华北平原，灵活转战冀鲁豫、豫北东西两个战区，跳跃进出陇海路南北两侧；1947年6月，突然强渡黄河天险，鏖战鲁西南，出敌意外穿越陇海路，千里跃进大别山，布成“品”字战略阵势；战略决战前夕，刘邓大军挥师西进，背倚伏牛山区，雄视中原大地，整军经武。1948年九月会议之后，刘邓大军东向徐州，决战淮海，南渡长江，攻占南京；和江南千里追歼浩大声势相比，进军西南是强弩引而不发，大迂回、大包围，彻底截断敌军退路，军政两手兼施，促发敌军纷纷起义投诚。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会见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并发表重要谈话。谈话通过把握解放战争发展的主要特点，勾勒了人民解放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艰苦奋斗的历史画面。实际上也客观反映出刘伯承、邓小平等驾驭战局的超人胆识和高超娴熟的指挥艺术。这篇文稿，内容丰富，又为亲历者自述，堪称不可多得，因而是研究邓小平解放战争时期军事思想和实践，以及二野战史乃至于全军战史的重要历史文献。

邓小平善于从政治上、从全局上、从战略上考虑重大问题

笔者认为：每当解放战争发展到关键时刻，邓小平总是奉命来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身边，了解国内外大势，明确统帅部意图，受领本战略区任务。可以说，这是邓小平能够首先从政治上、从全局上、从战略上考虑重大问题的第一个突出特点。

作为本战略区党的最主要负责人、大军区和野战军的最高政治主官，邓小平能够直接通过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及时明了战争全局，得以同刘伯承等一道，结合本地区实际，创造性地运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战略决策，制定切实可行的战略、战役、战斗部署，指挥解放区军民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其实，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和张云逸等组织领导百色、龙州起义时，他就两次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又三次赴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解放战争时期又有以下几次之行。

担任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在延安参加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

1945年8月15日，作为中央委员来延安参加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的邓小平，参加了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以他为书记的晋冀鲁豫中央局的扩大会议。随后参加了毛泽东赴重庆和平谈判前夕中共中央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接受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耳提面命。所以，他和刘伯承等于8月25日刚返回太行前线，就率部争上党盆地，战平汉干线，以坚决的军事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与国民党进行的和平谈判。很显然，以打促谈，以谈争和就是毛泽东面授他们的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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