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所制定制度，不会是孤立的根据自己性格所定，一定时有所因革取舍的。陈寅恪先生大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通过正史资料，论述认为，隋制远承汉晋，近承北齐， 并在灭陈后，对陈朝制度，有所借鉴。隋朝与北朝以来政治发展之大成的北齐，（而隋之远承汉晋，也是通过北齐来承袭的）相隔不过3年，隋朝官员多有通晓北齐制度的，而灭陈更是隋朝建立9年之后的事情了。陈朝继承南朝以来发展的制度的合理部分，隋文帝更能直接借鉴。但明太祖建国时候是什么情况呢？明太祖所开创的明朝，不是取代的宋朝，更不是唐朝，而是一代天骄所开创的元朝。

　　元朝对其下700年的中国，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根据《金史》，当金国全盛之时，中国北方户口约700余万，4500余万口，元朝取代金朝后，于1235年统计北方户口，得户不足百万，口不足500万。根据〈宋史.地理志〉以一户五口推算，四川人口当南宋全盛，约有2000万，而战后据元朝统计四川人口约50万，虽然政府统计户口数量一般少于实际人口，但是从以上简单的对比不难看到，元代征服以上地区时，包括四川在内的北方（即蒙古所谓汉人地区）损失了大部分人口是可以肯定的。灭南宋时，虽然蒙古已经进入了汉化后的元朝阶段，但南宋户口依然损失了三分之一以上。

　　元朝自灭金约80年未开科举，偶而开科几次，也录取甚少，而且还分四榜录取，汉人南人很难获得官位。所以在元朝，读书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号称“九儒十丐”。这就是臭老九的由来。而元朝制度，虽然有些励精图治的统治者用了些汉法，但是蒙古贵族势力极大，忽必烈因为行汉制，被西北诸王公仇视，多次开战。终元一代，没有出现北魏，辽，金那样强烈的汉化倾向。而蒙元旧俗却深刻的改变了此下中国。

　　蒙古立国灭金时，还处于奴隶制度初创时期，他进入中国以来，施行的制度，相对于他本来的制度无疑是相当大的进步，但对汉地却是倒退千年的毁灭性灾难。汉人南人由平民变为奴隶的事情，史不绝书。行省制度乃是皇帝对地方官不放心，把中书省分一部分到地方，建立路以上的行中书省，宋代文官有中书门下省总理，武将有枢密院总理，财政有三司使掌握，而元朝统一交给中书省处理政务。所以元朝宰相能有废立皇帝的力量。而这一制度为明所沿袭，成为胡惟庸擅权的制度性条件。而蒙古一代没有完善的财政制度，宋代三司使统一的财政权消失了，而代之以西域特色的包税制。

　　明太祖起兵南方，以一个某些人眼中无赖子而北伐成功，赵翼、孟森称之为“自古得国之正，莫若汉高明祖”。民主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建立民国临时政府后首先也是拜祭明孝陵。这正是对明太祖功业的肯定。

　　但明太祖制定制度的时候，却没有隋朝那样有北齐南陈的较好的制度基础来继承，因为此时距离南宋中央政权灭亡已经92年，距离北方沦于金国已经240余年，距离北方人口锐减的时代也已近150年了。元朝虽然尊奉儒家，给予儒家朱子极高地位，但明显只是一个姿态，而并没有贯彻到实际政治中去。有元一代，制度不立，已成定论。在这样的条件下，明太祖欲恢复汉唐制度，而实际政治中却无处可以因袭，无疑难度相当大。

　　王莽时代儒学昌盛，王莽欲以古代良制来变革汉法。其恢复井田等措施，不可说是王莽完全为了祸害百姓的。因为他所作为，完全是按照《周礼》等古代制度变革的。但王莽失败的很惨。《周礼》虽不是周公所做，却是汉初儒家理想制度的结晶。可见单纯依靠理想而不考虑现实情况制定制度，并不能达到理想的时代，反而会适得其反。

　　明初中国社会经济情况，比之宋末，完全不同了，北方虽然在金朝统治下百多年，女真初期虽然极为野蛮，但汉化的速度极快，金世宗，章宗时期反而有小尧舜的称誉。但蒙古灭金时，甚至以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经过耶律楚材的劝谏，蒙古统治者才没有杀绝北方汉人，改派耶律楚才去治理汉地。但是窝阔台死后，耶律楚材就被当权者排挤，而重把对汉地的税收交给中亚和西域来的色目人承包。所以直到元朝灭亡，一百五十年了，北方也没有恢复到金朝的水平过，元朝人口最多时候北方有大约1000多万。当然这比金元鼎革后的惨状已经有相当恢复。但北方经济水平最多不过相当汉初而已。

　　朱元璋没有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在明初南北相差巨大的情况下，朱元璋只好以全国最落后地区的情况来制定制度，在元朝基础上因革损益，并杂采汉唐宋可取之法。所以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中称：明朝开创的经济制度充满了短线补给，而无中央统一财政。这实际上是元朝用色目人行包税制后，明初不用包税而无新良法替代的后遗症。（儒家历来羞谈财税的，桑弘扬、杨炎、王安石都不获得儒家的赞赏。）而直到万历年间张居正改革的时候，根据江南制定的一条鞭法，在北方推行还是遇到了相当的阻力。万历年间北方经济比明初有了长足的发展尚且如此，何况明初。忽略了这一经济基础，无异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根据展涛《中国古代经济史》推算，明朝赋税（张局正改革前），无论平均还是总量，都与唐宋相差甚远。这除了明初凋敝外，也体现了明朝政府实行儒家仁政，藏富于民的思想。但明代政府财政制度的落后，导致很多应该政府施政的项目，也废止了。顾炎武《日知录》中，记录了其西北之行，他每见一地有雄壮城池和坚实道路，询问当地故老，多是唐朝所建。而这个与其所明朝政府的腐败，不如说是明朝藏富于民的措施推行的太极端化，地方政府无财力兴建这些设施。

　　经济如此，其他方面可想而知。

　　不过明代这一收缩性的财政，而给予了官吏远低于以往历代士人的俸禄。海瑞给老母祝寿，买了块肉，而成了当时官吏中的新闻。可见奉公守法的官吏，仅依靠法定俸禄，日子是相当清苦的。高薪虽然未必养廉，但如明朝那样低的俸禄，而要求人人象海瑞那样清廉，确实是不太可能的。正如〈管子〉中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忽略了官吏的奉公守法时甚至不如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而单单去要求士人去弘扬大丈夫精神，才真是缘木求鱼了。

　　但朱元璋建国后，依然尽力复兴华夏传统。朱元璋在明初制度创立时候，复我汉唐衣冠，重开科举，尊师兴学，重视农桑，也是一时人心大快。大明律本于唐律，而重重罪轻轻罪，也为法制史所称道，一扫元代法制混乱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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