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林彪的一生令人唏嘘，其实一切均有因果。林彪曾几次在重大紧要关头表现出游移、骑墙和摇摆，如从第五次反围剿到会理会议前后一直摇摆不定；长征时差点被张国焘拉拢过去；在高饶一案中态度暧昧等等。这些，从某种程度上注定了他后来之所以折戟沉沙的悲剧结局。

发表《论短促突击》讨好李德

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位于江西南部、福建西部，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中央革命根据地是以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为基础创建的。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迁入中央根据地。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洛甫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先后到达瑞金，掌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领导权，他们不接地气式的乱指挥，致使这里的革命形势日趋险恶。

博古到来后，告诉林彪，他的革命领路人、堂兄林育南因为反对王明，已被开除出党，并于1931年夏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惨遭杀害。

听到这一噩耗，林彪强忍住内心的悲痛，忍声吞气没吱声。

此时，一向对林彪很器重的毛泽东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大权旁落，并受到党内“左”倾人士的猛烈批判和抨击。

林彪的心情很不好。

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之初，李德、博古等人将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分为两部分作战，提出了“两个拳头打人”的口号。对于这个口号，在后方养病的毛泽东称之为“使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而且没有取得当时能够取得的最大胜利。”打得很疲劳的拳头是指红三军团。林彪带领的红一军团则坐守防御，基本闲置。

反“围剿”斗争中，李德、博古等人提出了“短促突击”战术。这个战术，即是以碉堡对碉堡，以阵地对阵地，俟敌人进至距我碉堡二三百米时即用短促突击消灭之。这种战术除偶尔获得一两个小胜利外，每战每败。

以善打运动战著称的林彪，一开始很反对这种“短促突击”的战术。1934年2月24日，林彪和聂荣臻向军委提出了一项关于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的建议，结果遭到军委的批评。军委告诫林彪要坚决服从命令，不要脱离中央的正确轨道，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

在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的支持下，李德霸气十足，他宣布凡是对中央指挥不满和抵制“短促突击”战术的人都将受到严惩。轻则剥夺军权，重则送上法庭。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林彪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他邀请李德到一军团讲授“短促突击”战术。

李德整整讲了一天。

李德走后，红一军团的干部战士们纷纷反映说“听不懂”，越听越糊涂。林彪开导说，“你们不懂，这种打法我也不太懂。不懂就学嘛。”爱钻研战略战术问题的林彪果然学有所成，于1934年6月17日发表了《论短促突击》的文章，提出了二十七条实施措施和注意事项，得到了李德等人的赞赏。

彭德怀与林彪同为军团长，在李德的淫威面前，彭始终没有低下头来。他痛斥李德、博古等人是“崽卖爷田心不疼”。对此，毛泽东十分感叹地说：“一个是硬汉子，一个是细伢子，金子不能比铜哟！”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以及敌强我弱，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失败，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同时留下部分红军就地坚持游击战争。面对国民党围追堵截的日趋严重的局面，李德的瞎指挥使红军继续遭受严重损失，特别是湘江一役，使红军损失过半，由出发时的八万五千人锐减到三万多人。红军广大官兵对现有领导的怀疑和不满达到顶点。一向态度隐晦的林彪，才开始对博古、李德也有了怨言。湘江战役的失利也加速了毛泽东的复出，为后来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对遵义会议的态度暧昧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挽救了党和红军。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作为生死攸关转折点的遵义会议，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林彪在遵义会议上，没起多大作用。这一点，遵义会议时为李德担任翻译的伍修权是这样认为的：“林彪本来是支持李德那一套的，会上被批判的‘短促突击’等等，也是林彪所热心鼓吹的……会议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批判他，他实际上也处于被批判的地位。所以在会上，基本上是一言不发的。”聂荣臻也说，“林彪没发什么言”。

遵义会议整整召开了三天。散会后，林彪并没有按照会议的要求向全军团传达会议精神。十几天后，红一军团才从其他部队获悉遵义会议的主要内容。遵义会议精神过了十几天后才传到红一军团的原因，时任一师师长的李聚奎这样认为：

一方面，因为一军团在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之前，已进到离遵义五十公里以外的桐梓、松坎地区，且遵义会议一结束，我师就作为先头部队奉命向赤水方向前进，军情紧急，来不及向我们传达；另一方面，参加遵义会议的军团政委聂荣臻同志因脚打泡，化脓未好，坐担架随中央纵队行军，没有回到前方部队；再一方面，不能不说同林彪对遵义会议的态度暧昧有关。虽说林彪在参加遵义会议之后就回到了部队，但却没有及时给我们传达。

遵义会议之后，在会上遭到批判、成为众矢之的红军“太上皇”李德想起了一向对他很尊敬、很友好的林彪。他被解除了指挥权之后，提出到红一军团去随军行动。这个要求得到批准。李德拉着驮满了特殊食品的一匹马，兴致勃勃地来到红一军团，没想到受到了林彪冷冰冰的接待。寒暄之后，林彪指定军团管理科科长照顾好李德的生活，说完便不再理他，一甩手离开了李德。这使李德十分恼火。

质疑“走弓背”，建议撤换毛泽东的指挥

遵义会议后，红军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了。国民党在短时间内调集了近40万兵力，组成“铁壁合围”式的几层包围圈，封锁了乌江、金沙江，企图再次将红军聚歼于此。毛泽东重执帅印后，于1935年春指挥了他称之为“一生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战役。

四渡赤水过程中，林彪虽然忠实地执行了命令，但他对毛泽东灵活多变的指挥作风十分不满，对翻来覆去走路的行军方式尤为恼火。行军途中，他对聂荣臻抱怨道：“尽走弓背！尽走弓背！不会走弓弦吗？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

聂荣臻和林彪共事有一条原则：大事不含糊，小事装糊涂。只要涉及到原则问题，宽厚随和的聂政委立即变得严肃认真起来。他对林彪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们好比落在敌人的口袋里，如果不声东击西，如何出得去？”

1935年5月上旬，红军攻占了会理县城。部队在会理休整几天。在此期间，在红军高级将领层中泛起了一股波澜，流传说毛泽东指挥红军不行，要求撤换领导。林彪就是要求撤换毛泽东领导权中的一个。林彪看聂荣臻不同意他的观点，在会理休整期间，便给彭德怀打电话：“彭总，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了。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

“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现在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至于我，则更不适当。”彭德怀在电话里拒绝了林彪的要求。

聂荣臻没想到林彪胆子这么大，竟擅自煽动撤换中央领导。他质问林彪：“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红军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选择，办不到!”聂荣臻警告这位29岁的军团长：“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令部队不执行。”

几天后，林彪又写了一封给中央三人指挥小组的信，要求朱毛随军主持大计，让彭德怀指挥作战，迅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很明显，这封信的中心意思，就是要毛泽东下台。林彪把信交给聂荣臻看后，请他签名。

聂荣臻看完信，拒绝签名。他十分严肃诚恳地对林彪说：“革命到了这样的紧急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刚参加了遵义会议，现在又反对遵义会议，这个态度是很错误的，是违犯纪律的。况且你跟毛主席最久，现在你应该相信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我不能签这个名，我也坚决反对你签名上送这封信。”

“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林彪没把聂荣臻的劝告放在心里，他最终还是发出了这封信件。

接到林彪的信件，阅毕全文，毛泽东吃了一惊，但很快便镇定下来。他又一次宽恕了林彪。

于是，5月12日，毛泽东在会理城外一个铁匠铺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对林彪说：“这段时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对的，毋容置疑。渡过金沙江后，我们不是摆脱国民党的追兵了吗？不是实现了原定的计划渡江北上了吗？下一步棋，就是研究如何同张国焘、徐向前的部队会合了。为了实现总的战略目标，我们多跑点路，走了一些弓背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打仗就是这样，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这值得发什么牢骚？讲什么怪话？天下的事，有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想这样作，却偏偏一下子办不到。但转了一个圈，事情又办成了。总之，遵义政治局会议后，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和动摇。”

林彪闷坐在条凳上，斜瞄了毛泽东一眼，“我给中央写信，没有其他想法，主要是心里烦躁……”

没等林彪继续讲下去，毛泽东说，“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

险些被张国焘拉拢成功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张国焘很快了解到中央红军的全部家底。他估计红一方面军人数不超过两万人，而自己带领的红四方面军足有八万人，双方力量对比相差悬殊。张国焘权力欲和个人野心急剧膨胀起来。

6月26日，中央在两河口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与张国焘就红军行动方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提出迅速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建议。张国焘则主张南下川康边。最后，政治局以压倒优势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张国焘对此甚为不满，他把自己的主张未能获得通过的原因归咎于政治局内毛派人物太多。他开始利用红四方面军的兵力优势，煽动手下一部分人向中央要权。张国焘还在一批高级指挥员中散布“谁得票多谁当主席”的言论，制造篡权舆论。

7月18日，中央政治局为顾全大局，搞好同四方面军的团结，作出了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的命令，并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

张国焘开始加紧对红一、三军团领导人进行策动。他以为，只要把林彪、彭德怀争取到自己一边，毛泽东就是一个光杆司令和孤家寡人了。

张国焘过于热情的奉承，含义不明的举动，挑拨性极强的语言，使彭德怀、聂荣臻等人警觉起来，他们顶住了张国焘的诱惑，挫败了张国焘的阴谋。

可是，在这次很明显的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中，林彪又没站稳脚跟，立场又发生了动摇。

会师后，林彪与张国焘显得很亲近，这不能不引起聂荣臻的焦虑和不安。

北上方针由于张国焘的拖延，迟迟不能实施。8月初，中央利用毛儿盖休整之机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重申了北上川陕甘，创建新苏区的既定方针。会议还将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右路军以原红一方面军为主，由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红军大学组成，徐向前、陈昌浩任指挥；左路军以原红四方面军为主，由四方面军的九、三十一、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组成，由朱德任指挥。会议决定分兵北上，毛泽东率中央政治局随右路军以班佑为目标前进；张国焘率左路军以阿坝为目标前进。两军约定在巴西会合。

然而，张国焘内心还是一意孤行，坚持南下，并加紧了阴谋拉拢活动。事态愈加严重，林彪也越滑越远。

聂荣臻后来曾这样回忆：

右路军组成后，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军总指挥部开过会，留下来吃饭，吃了很多胡豆。右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国焘的。吃完了晚饭还没有天黑，陈昌浩说：“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留下后，陈昌浩问我：“你对遵义会议态度怎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样?”我说，遵义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看来，他们认为，林彪已经不成问题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

谈到晚上10点钟了，我说，昌浩同志，我要回去了，明天还要行军，他才说，好吧，你走吧。我就带着两个警卫员，牵着一匹骡子，离开了。……

老实说，我怕陈昌浩整我，也怕藏在藏民中的坏分子打我的冷枪。我走了半夜多，才摸回军团部。

聂荣臻是全军公认的“最守纪律，最负责任”的政治委员，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提醒周围的同志，特别是林彪。

8月中旬的一天，红一军团指挥部。当电台报告左路军迟迟不肯向巴西地区推进时，林彪、左权、朱瑞等人都沉默了。聂荣臻对他们说：“我们光在毛儿盖附近，前后就耽搁了一个多月，再不能在草地上拖了。还是照毛泽东同志讲的，出甘肃。要不，我们可就要完了。”他转身又以郑重的口吻对林彪说：“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

“不见得吧?”对这位比自己年长7岁的政委，林彪说话总是那么一种不以为然的口气，不冷也不热。

“不见得？我告诉你吧，张国焘有一个方案，要把我调到三十一军当政委，把你调到另一个军当军长。把我们调离原作战部队，这意图不是很明显吗?”聂荣臻说。

“你这是宗派主义！”一向说话模棱两可的林彪，这次一点也不含糊，反驳聂荣臻的提醒。

“这怎么是宗派主义呢?”聂荣臻没有想到林彪口中突然飞出一顶“宗派主义”的帽子，过了一会儿，他才说：“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不一致，从会师以来到现在一直是这样。我们应该想一想，保持警惕，这是个路线问题。”

“既然是路线问题，那么你的意思是说张国焘的路线错了？”林彪把聂荣臻逼到了关口上。在当时，得罪权势炙人的张国焘是件十分危险的事。

聂荣臻并不害怕，他平静地说：“我看张国焘的路线是错的。”

林彪却不能冷静，他高声说道：“你说他的路线不对，那他们怎么还有那么多人？我们才几个人哪?”

对林彪的这番话，聂荣臻十分气愤，他按捺不住感情，“嚯”地拍桌子，站了起来，大声说道：“人多就对，那蒋介石的人更多，难道说蒋介石是正确的吗？”

在高饶事件中，林彪差点陷进去

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活动，也称“高、饶反党联盟”事件，发生在1953年，揭露于1954年初，到1955年春处理完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内高层首次出现的一场分裂与反分裂的严重斗争。

1953年初，高岗、饶漱石分别从东北局第一书记和华东局第一书记的任上调到中央，分别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和中央组织部部长。这一年，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共中央考虑是否采用部长会议的国家体制和是否增设党的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毛泽东提出分一线、二线的主张。高岗、饶漱石联起手来，将矛头对准刘少奇、周恩来，想把刘、周拱倒，取而代之。

林彪是高岗的重要支持者和同盟军。林彪与高岗在延安时就打过交道，解放战争时期林彪任东北局书记、高岗则担任东北局常委，两人合作得很好，关系密切。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后，1953年10月初，高岗以休假为名，“周游”华东和中南地区，在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中散布他的所谓“军党论”。他说，“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中国共产党里有“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以及“白区的党”两个部分，毛主席代表红区的党，刘少奇代表白区的党。还说现在党中央和国家机关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手里，应彻底改组。他甚至无中生有地说某个领导同志曾经说过，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有一个“圈圈”，咱们搞个井冈山的大圈圈。他还露骨地攻击和诋毁刘少奇，说刘少奇不成熟，党的七大把刘少奇抬得太高了。

高岗的这些说法，引起了林彪的共鸣。林彪出身于井冈山，一直在苏区带兵打仗，对在白区工作过的一些同志如刘少奇、彭真、薄一波等存有偏见。他对刘少奇看法不佳，尤其是对抗战结束后刘少奇提出的“和平民主新阶段”不以为然。

以休假为名的高岗专程到杭州刘庄，看望正在那里养病的林彪，两人无话不谈，十分投机。高岗的“军党论”，赢得了林彪的赞赏。

高岗自己想掌控政务院的实权，却故意抬出林彪，以掩人耳目。1953年底，毛泽东南下杭州修改宪法离京前夕，高岗特意找到跟随毛泽东去杭州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谈话，一方面要罗瑞卿注意照顾毛泽东的健康，另一方面请罗瑞卿向毛泽东传话：成立部长会议，我赞成林彪。

高岗所散布的打击刘少奇、周恩来和吹捧林彪的言论，以及林彪支持高岗的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惕。1953年12月的一天，毛泽东对罗瑞卿点破说：搞阴谋的，组织地下司令部的，就是高岗。他要在我退居二线时当党的副主席。他对陈云说，党的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你认为他拥护林彪吗?这时林彪没有了。他不只要打倒刘少奇，是要打倒我，也会打倒林彪。

为了团结、争取和挽救林彪，毛泽东特意要陈云去杭州做林彪的工作。毛泽东让陈云转告林彪：不要上高岗的当，如果林彪不改变意见，就与他分离，等改了再与他联合。陈云向林彪原原本本转达了毛泽东的话，并向他介绍了高岗利用四野旗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煽动各大区负责人攻击中财委的种种问题。林彪表示不再支持高岗，但态度勉强，并且对周恩来表示了不信任。

“九·一三”事件后，陈云于1971年10月8日在《我对林彪的揭发》的材料中写道：“在高饶反党阴谋中，林彪实际上是大后台。毛主席要我去杭州说服林彪不要上高岗的当，林彪表示同意，但又说党的副主席除刘少奇外不要再提别人了。我回到北京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问：‘难道不要恩来？’今天看，毛主席当时这样问是有远见的。”

也许是因为毛泽东的宽容和厚爱，卷入“高饶事件”的林彪，当时在政治上竟没有遭受任何损失。高岗、饶漱石身败名裂后，而林彪却扶摇直上，很快就进入了党的核心领导层，成为政坛的显赫人物红极一时，最终头脑发热，走上了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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