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过去了90年，现在俄罗斯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用）100年画了一个圆，从圆点出发又走向了圆点。”现在苏联大量的档案公布，使我们看到了更加复杂的俄国历史。人们常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现在看，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之间有太大的差别，而这个差别和十月革命有很大关系。

　　仅在1957年到1958年，苏联为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就出版了7000部左右的着述，但连苏联研究十月革命的大专家明茨院士都说，这么多部着作中，很多都是重复的套话，到现在还没有一部像样的总结性的着作。

　　关于十月革命的发生

　　为什么会发生十月革命？大家耳熟能详的解释，就是俄国是那个时代资本主义链条的最薄弱环节，这场革命是打倒腐朽的垄断资本主义必然要发生的革命。其实俄国当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刚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与其说俄国是受资本主义之苦，不如说是受资本主义不发达之苦。

　　马克思认为，革命的前提是整个生产关系无法容纳生产力的时候，就要被新的社会形态取代。列宁把这个前提颠倒过来，说马克思说的是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我们先用革命手段取得政权，然后再发展经济。他是逆向操作。

　　当时俄国的整个工业状况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有很大差别，后来列宁也承认这一点。十月革命结束后，他说“我们当时没有走向社会主义的入口”——没有走向社会主义的入口，为什么又要走向社会主义呢？列宁常引用拿破仑的一句话作为解释，“先投入战斗，然后再看分晓”。

　　实际上，十月革命中最积极的是厌战的士兵，而不是工人。正因为俄国没有“工人革命”的基础，才寄望于世界革命，认为只要俄国这块多米诺骨牌先倒，整个世界革命的方阵就会跟上，欧洲就会起来。“世界革命”是当时响彻俄罗斯的口号。布哈林当时提出了“红色干涉”口号；除了干涉欧洲，托洛茨基甚至曾设想过出兵印度的方案（这些档案材料保存了下来），以至1919年成立共产国际时，有这样的宣言：“如果我们没有建立全世界的苏维埃联邦，我们无产阶级就不会刀枪入鞘。”以后经过“修正主义”及根据现实的调整，逐渐取消了这些口号。

　　俄国历史上的沙皇是专制暴君吗？

　　回到俄国。既然它当时不具备“走向社会主义”的条件，怎么可能发生1917的事情呢？其实，一个重要原因是俄国的改革。

　　俄国的历史就像改革与革命的连环套。1917年的革命是1907年斯托雷平的改革带来的，而斯托雷平改革又是1905年革命的结果（1905年爆发的“流血星期日”，成为革命导火索）。1905年革命的最大影响，就是沙皇的形象坍塌了——我们一直认为沙皇是专制的暴君，其实沙皇一直以来扮演的是慈父角色。俄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从来没有反沙皇的，总是叫“沙皇父亲”。1905年，这个“父亲”的形象被打破了。一直到现在，俄罗斯对“沙皇”这个词都充满了褒义，甚至普京的父亲都说，“我的儿子就是沙皇再世”。这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很大差异。

　　1905年革命促使沙皇变革。俄历10月17日，沙皇颁布《十月宣言》，同意建立国家杜马，同意立法，同意多党存在，允诺给予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宣言之后，100多个政党出现在俄国政坛上，这意味着俄国已从原来的沙皇专制向君主立宪过渡。此后直到1917年，一共存在四届国家杜马，杜马中各个党派议员是竞选产生的（只是那时的选举并不公平）。

　　1906年杜马的产生是历史上的大事。沙皇也像慈禧搞新政一样，镇压了戊戌变法，但做了戊戌变法要做的事——这样的做法打开了沙皇专制的一个缺口。如果没有1906年国家杜马的出现，就不会有1917年的革命。杜马给反对派提供了一个演练场，提供了体制内和国家进行博弈的空间。如托克维尔所说，其实革命不是在最糟糕的时候发生的，而往往是在一个制度开始自我修正时——就是铁幕打开时——这往往是最脆弱的时候。

　　两位大改革家

　　1905年革命在政治上带来的是许多政党，而经济上带来的是又一场改革。当20世纪初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时，俄国出现了两位首相（或者说是总理大臣），也就是现在俄罗斯人谈论最多的两位大改革家——维特与斯托雷平。斯托雷平力主走市场经济道路，俄国有人称他为“沙俄的邓小平”。维特主张先搞政治体制改革，他是一个有荷兰血统的人，比较开明。他提的一套主张，沙皇贵族阶层不接受，他们认为维特过于自由化、过于西化，加上日俄战争俄国战败后，维特忙于日俄朴茨茅斯条约谈判，所以没能控制住局势。

　　强硬人物斯托雷平很快取代了维特。斯托雷平认为走市场经济道路是早晚的事，俄国已经落后了，现在要走向市场经济，必须打破村社。

　　斯托雷平改革给俄国带来的结果，是政治上的专制与经济上自由主义的进步奇异地结合在一起——所以有了俄国经济史上的黄金时代，这时俄国的粮食产量达到了高峰。此后一直到斯大林、赫鲁晓夫时期，这个粮食产量都没有被突破。列宁说斯托雷平很坚决地瓦解了中世纪，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因为改革的极端不公正，注入了浓厚的警察色彩，一部分人承担改革的代价，另一部分人享受改革的成果，这样的结果招致了农民“向后看”的心理——农民感觉以前的村社好……

　　当时维特曾说，如果这样的“警察式改革”再进行下去，就可能引发革命——维特是1915年去世的，仅仅两年后，他的预言就成了现实。

布尔什维克看准了反沙皇的最好时机

　　斯托雷平改革使社会的紧张关系大大加剧——经济繁荣了，但社会不公平感日益突出。整个农村兴起了一场向后看的反斯托雷平的革命——二月革命废除的第一个法令就是斯托雷平土地法。政治上的反专制革命引起了经济上宗法的复归，各个政治派别面临尴尬状况，怎么办？曾经有人说：农民的行为是正确的，但是他们要求的发展方向是错误的，在这种尴尬面前我们怎么办？不去反对它就是了。列宁说，不，我们要跳出这一点，我们不要站在后面，我们要站在潮头，控制这场革命，否定之否定，可以负负得正。我们不管农民是要回到以前还是怎样……先拿到了政权再说，拿到了政权，以整个欧洲作为后盾，将来在一张白纸上可以画最好的图画。所以在这场革命中，原来和工人有很大差距的农民很快和工人站在了一起，反对当局。

　　大家都说十月革命的口号是要土地、要和平，布尔什维克赢得支持是因为分得了土地，其实不是这样——土地是农民自己分的。一战末期，斯托雷平最终被社会革命党人刺杀后，农民村社已开始自行重新分配土地（开斯托雷平改革的倒车）。十月革命之前，可以说接近90%的土地已被分配完毕。布尔什维克能够成功，直接的原因是当时俄国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在一战中的部队有1100万，青壮劳动力都在前线，但是村社分土地是以在村人口分地，人不在，土地是分不到的。当时布尔什维克提出了一个口号，“我们不要君士坦丁堡，我们要土地”，这是瓦解军民最主要的口号。后方在分地，前方的人怎么有心打仗？布尔什维克拿到政权之后，对这次分地没有表示异议。那时的俄国，“反改革”（反斯托雷平的改革）成了共识。

　　现在有俄罗斯学者说，如果一战俄国能撑到1918年打赢，绝对不会有十月革命。此话也有一定道理，但历史没有“如果”。俄国的这一场战争可以说是一场自杀，因为它和革命联系了起来。布尔什维克看准了这是反对沙皇当局的最好时机，“谁控制了士兵，谁就卡住了沙皇的咽喉”。当时列宁对一战提出的口号，已经不是一般的反战、要求和平、中立地谴责参战各方，而是“变外战为内战”、“使本国战败”。这在二月革命前影响还不大，二月革命后民主了，允许布尔什维克在军中放手宣传。那时士兵都想赶紧回家参与分土地，布尔什维克如此反战，所以在士兵中迅速走红，人气急升。他们在前线组织与“敌人”联欢，鼓励开小差，鼓励士兵“民主”枪毙军官。很多士兵并没有参加布尔什维克，但是都自称布尔什维克。这种情况下，部队丢弃前线，大量士兵跑回国内，结果法不责众。

　　谁用大量钱、物支持革命

　　俄国革命为什么能够爆发？宗教反对派的存在是重要原因。但现在谈论俄国革命的文章，完全把宗教反对派抹去了，其实这一教派是存在很久的（17世纪就已经存在了）。沙皇当时要进行宗教改革，以使教会官方化、教权服从皇权，民间不少传统宗教力量不同意——这些人就开始跟沙皇决裂了，人数占到多少呢？10%；而且这些人后来都从事工商业（65%的工商业者都是这些所谓“分裂教派”）。他们跟社会主义没有关系，可是他们把大量的钱和物拿来支持反沙皇的政治派别。职业革命家何以为生？革命的资金从哪儿来？很少有人提这样的问题——其实这是搞革命最关键的条件，没有钱怎么搞革命呢，钱就是来自这些分裂教派。布尔什维克影响最集中的几个大工厂，普梯洛夫厂、索尔莫沃厂等，厂主都是分裂教派，他们允许组织工人赤卫队，所以才能将力量慢慢扩大。

　　这些人中最着名的叫莫罗佐夫，是普梯洛夫的厂主。1907年他既痛恨沙皇专制，又感到革命可能会以暴易暴，陷入焦虑不能自拔，竟然自杀了。遗嘱中他把所有的家产捐给反对派，而遗嘱的执行人是高尔基的夫人。于是各个反对派争相笼络高尔基。列宁更是极力和高尔基搞好关系，高尔基成了布尔什维克的“金主”。所以，后来高尔基对十月革命抨击得那么严厉，说了那么多激烈的“不合时宜的话”，但列宁始终给他“留面子”。

　　另外还有知识分子的作用。俄国的知识分子从一产生就是思想反对派，他们和沙皇一直有隔膜。他们说：“我们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反对这个体制”。他们人数不多，但影响很大，可以说是天然的公共知识分子。俄国知识分子的普罗大众性、坚定性与中国士大夫有很大的不同。

　　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的本义

　　现在，我们对于“孟什维克”的理解多是“机会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政党”，其实不是这样的。孟什维克在俄语中就是少数派的意思。民主集中制来自民粹派，这一套建党模式那时就有了。当时马尔托夫主张按照第二国际的建党原则，列宁主张以民意党的原则为建党原则（列宁的哥哥是民意党的，因刺杀沙皇而被杀害）。发生争论后，一次会议上因为参加社会民主党的犹太工人组织退出，列宁这一派获得了24：20的优势，自此就自称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其实在其他场合，列宁一派经常是党内的少数。

　　当时卢森堡、托洛茨基都曾跟列宁发生争执，说党员成了齿轮、螺丝钉，按照领袖的意志来运作，这种“手工业方式”导致的最后状况就是个性的丧失。任何事情都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服从中央、中央服从领导人，这样的状况，跟马克思提出的现代政党原则有很大的区别。

　　这场党内斗争后来不了了之，因为当时双方没有其他的政治歧见——而且，在党员人数很少的情况下，这种争论几乎是一个“学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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