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此说的反驳者自信“道理”在握，但未曾想到自己与被反驳者一样，从一开始就远离了“实际”，因为没有书面遗诏，那些关于诏书的种种“道理”，统统都无从谈起。

雍正矫诏篡位“改十为于”，是清史中最广为人知的故事之一。它说的是：“圣祖皇帝(指康熙帝)原传十四阿哥允?天下，皇上(指雍正帝)将十字改为于字。”雍正非法继位之传言，以此最具代表性，但很遗憾，早就被争辩对手轻而易举地驳倒了。

今天我们旧话重提，无意发起又一轮争辩，而是想借此探讨一下，“道理”与“实际”之间，有时会有怎样的背离。

“于”还是“於”？

辩驳“改十为于”不成立的第一条理由是：“于”字在当时应写成繁体的“於”，“改十为于”的说法本身就不能成立。从“道理”上看，这不可谓不充分。

“改十为于”内中之义，无疑是篡改康熙帝的遗诏，那能不能换个问法：康熙帝到底使用“于”还是“於”呢？

康熙帝确实使用“於”字，下面是一个例子，在江西巡抚郎廷极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所上奏折中，康熙帝有亲笔朱批：

“凡地方大小事关於民情者，必须奏闻才是。近来南方盗案颇多，不可不细心察访。”

但康熙帝也写“于”字的，他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苏州织造李煦的奏折上有朱批：

“巡抚宋荦，朕南巡二次，谨慎小心，特赐御草书扇二柄。赐李煦扇一柄。尔即传于宋荦，不用写本谢恩，以后有奏之事，密折交与尔奏。”

应该用“於”的地方，却分明写成了“于”。还有“与尔”也是用的今天所谓的简化字。那么面对着这一不合理的“于”字，臣下如何反应？

李煦将皇帝旨意传达给身为江宁巡抚的宋荦，宋荦上折谢恩，他在奏折中重抄了上述部分朱批文字，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句中的“与尔”两字是用繁体字写成，但“于”字并没有使用繁体字的“於”。这充分表明，宋荦注意到了皇帝不符合“规范”的“于”字的写法。

宋荦是以这种独特的抄写方式，质疑朱批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吗？根本不是。看看他对于两把御赐书扇的态度就可以知道：“仰见我皇上诗兼风雅，书驾钟王(指钟繇、王羲之)，臣什袭珍藏，世世永宝。”他丝毫不怀疑不“规范”的带“于”字朱批。

其实，这“规范”只是我们今天的规范罢了，实在是替古人瞎操心。曾有人推测，康熙帝有可能写“于”，现在终于“发现”了实例，一个足矣！我们能够说，仅就“于”字而言，如果康熙帝真有遗诏，如果雍正帝真的将“传位十四阿哥(或皇子)”，改为“传位于四阿哥(或皇子)”并公之于众，那么，臣下是不会以“一字之差”否认这份诏书的真实性和权威性的。因此，以清代诏书中“于”与“於”不能通用就直接否定“改十为于”说，不能成立。

必须称“皇四子”“皇十四子”吗？

判定“改十为于”不成立的第二条理由是，传位诏书这样的重要文件，清代必须用“皇四子”“皇十四子”此类书写格式。若“改十为于”，就成了“传位皇于四子”(此时“于”的繁简问题不再重要)，这在逻辑上根本讲不通。

“皇几子”格式的说法，有强有力的证据，如雍正帝所颁行的康熙帝遗诏中说：“雍亲王皇四子胤?，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还有道光帝的亲笔秘密立储诏书：“皇四子奕?立为皇太子，皇六子奕?封为亲王。”以上这些原件具在，言之凿凿。

但我们还是可以追问一句：那时必须要用“皇几子”的书写格式吗？

顺治帝的传位遗诏是这么写的：“朕子玄烨……即皇帝位”。康熙时的册封，如康熙十四年(1675年)“授允?以册宝，立为皇太子。”四十八年(1709年)复立太子允?时，“允祉、胤?、允祺俱著封为亲王”??这些重要文件都没有用“皇几子”的格式。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去世，十六日颁行康熙帝遗诏，四天后即二十日颁行雍正帝登极诏书。登极诏书的原件迄今未见，《清世宗御制文集》收录的版本说：

“……惟我国家受天绥佑，圣祖、神宗肇造区夏，世祖章皇帝统一疆隅，我皇考大行皇帝临御六十一年……二皇子弱龄建立，深为圣慈钟爱……”

这里的“二皇子”，指的是允祉。值得注意的是，《上谕内阁》所收该诏书如是写道：

“……惟我国家受天绥佑，太祖、太宗肇造区夏，世祖章皇帝统一疆隅，我皇考大行皇帝临御六十一年……皇二子弱龄建立，深为圣慈钟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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