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3月6日清晨，香港维多利亚湾发生了一起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刘步蟾与洋员琅威理的争执，史称“撤旗事件”。

　　当日，援例赴南洋过冬的北洋海军在香港避冻检修。提督丁汝昌率“镇远”等4艘兵舰离开香港，前往海南岛巡逻。旗舰“定远”忽然降下五色提督旗，升起三色总兵旗。按《北洋海军章程》规定，舰队只设提督一名、总兵两名。提督之下，总兵官衔最高。因此，右翼总兵、“定远”舰管带刘步蟾以此举宣示代行指挥舰队，本无疑义。“丁提督开职，我仍在舰队，为什么升起总兵旗?”一个洋人厉声责问刘步蟾。“按海军惯例理当如此!”刘步蟾针锋相对。洋人拂袖而去，随即致电李鸿章，对自己的地位提出质疑。此人便是北洋海军的高级顾问、英国人琅威理。

　　洋“副提督”的来历

　　1879年，李鸿章委托驻英公使曾纪泽为北洋舰队寻觅合适的外籍顾问，曾纪泽推荐了琅威理。琅威理毕业于英国皇家海军学校，又在英国海军服役多年，经验丰富。他曾护送清政府订购的舰艇来华，深得洋务派官员郭嵩焘、丁日昌等人青睐;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及其亲信金登干都认为他“诚实和平，堪以留用”。当年11月，李鸿章决定聘请这位英国海军上校为水师提督丁汝昌的高级助手。1882年及1886年，琅威理两度受聘为北洋海军总查，赏提督衔，职责是管理北洋海军的组织、操练、演习和教育，但提督衔只是荣誉称号，并非实职，而琅威理索要的则是海军的最高职衔。

　　琅威理来华后，治军严明，办事勤勉。官兵们忌惮他的严厉，舰队中流传着“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军门”的说法。一次深夜，他突然鸣警演习，各舰管带无不披衣而起，各司其职，从容不迫。几年下来，按照英国海军条令操练的北洋舰队，阵容严整，令行禁止。1886年5月，醇亲王奕?巡阅北洋，对琅威理治军颇为满意，特授其二等第三宝星，并赏给提督衔。此后，李鸿章在电文中常用“提督衔琅威理”或“丁琅两提督”的称呼。欧美各国外交官却据此认为，北洋舰队有中英两个提督。琅威理更是深信不疑。1887年，琅威理率队前往英德两国接收新购战舰，就升提督旗指挥，直至抵达厦门与丁汝昌会合。因此，这次刘步蟾的撤旗之举便引发其愤怒。

　　然而，撤旗事件绝不仅仅是由于琅威理没搞懂“提督衔”与“提督”的本质差别，海军指挥权之争，才是更深层的原因。

　　琅威理去留背后的指挥权之争

　　在华工作多年的英国外交官，都深知北洋舰队总查一职对于控制中国海军指挥权，并借以维护英国在华利益，遏制别国在华扩张的特殊意义。1880年，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强调，改组中国军队的大权必须只掌握在某个国家手里，倘若这个国家不是英国，那么就将“极其有损于我们的利益”。中法战争后，清政府加快水师建设，英国政府也意识到将琅威理作为棋子，有利于对中国海军甚至中国政府施加更大影响。而当时的中国官员们则无法适应曾经是天朝上国，如今“师夷长技”的反差。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清廷在发挥外籍雇员长处与避免国家主权丧失之间极力寻求平衡，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一直未曾停息。

　　撤旗事件的次日，李鸿章立即电告“镇远”管带林泰曾：“琅威理昨电请示应升何旗，《章程》内未载，似可酌制四色长方旗，与海军提督有别。”尽管李鸿章希望息事宁人，但他明确坚持一个原则：丁汝昌是北洋舰队的唯一提督。6月25日，李鸿章会晤琅威理，明确肯定刘步蟾撤旗之举。琅威理愤慨之余，当场提出辞职。李鸿章随即照准。

　　在8月20日的一次会谈中，李鸿章明确指出“中国海军称琅为提督，乃客气用语”。两天后，他电告驻英公使薛福成：“琅威理要请放实缺提督未允，即自辞退。向不能受此要挟。”这是在涉及国家主权问题上，李鸿章罕有的一次强硬与断然。同时也说明，以琅威理为代表的外籍雇员，与清廷之间只有雇佣关系，并不能起到控制的作用。

　　聘用外籍军官，对于清廷是件难事，除了要克服来自官方的障碍，还要努力说服外籍军官本人。李鸿章坦言，一些外籍军官不愿应聘，其理由是“仅令教练而不假以节制擢陟(提拔)之权，弁兵必不听令，断难进益……兵官以下，毫不虚心求教”。琅威理脾气暴躁、态度傲慢、盛气凌人，连赫德都觉得他“缺少一个组织者需要具备的宽宏大量”。这令许多中国军官也心生厌烦。

　　琅威理则认为，北洋舰队中闽籍管带众多，以刘步蟾、林泰曾为代表，形成帮派，桀骜不驯。他曾上书李鸿章，提出“兵船管带，不应专用闽人”。这一建议引起极大反应。刘步蟾、林泰曾等留学英国多年，深通外交规则，只把琅威理当做客卿，并非上级领导，并不“买账”。有人认为刘步蟾撤旗是故意示威，也非空穴来风。

　　琅威理离去的影响

　　回到英国的琅威理，四处宣扬其在华受辱的经历，事态逐渐恶化。

　　1890年，《北华捷报》(上海出版的第一家外文报刊，创办于1850年)在关于琅威理辞职的3篇社论中称，外国军官除非不顾职责，愿同中国军官同流合污，否则就会受到猜忌、阴谋与排挤，现在琅威理已去，中国海军“混乱的狂欢”即将开始。

　　赫德曾说：“琅威理走后，中国人自己把海军搞得一团糟。琅威理在中国的时候，中国人也没有能好好利用他。”缺少了琅威理的严厉督导，北洋舰队的训练日益松弛，军纪每况愈下。演习流于形式，只打定靶，不打动靶;舰艇老旧，火炮落伍，机器生锈，无人问津;炮管满是油污，甚至用来晾晒水兵的衣服。军官们破坏禁令，偕眷上岸居住，夜宿舰上的不满半数;丁汝昌带头违纪，在岸上建房出租，赚取租金，自蓄家伶，夜夜笙歌;军舰被用来跑运输，搞走私，日常维护经费也被克扣贪污;每当北洋封冻，舰队例行南巡之际，上海、香港的赌场、妓院里，北洋官兵逍遥买醉的影子随处可见。对此，李鸿章却不以为意，觉得“武人好色，乃其天性，但能贪慕功名，自然就我绳尺”，全然忽视了官兵爱国信念和军队纪律的塑造。

　　反观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海军也聘请了不少英国人当顾问。其中，皇家海军上校英格斯作用最为关键。日本政府封他为贵族，位高权重。到日本海军日趋成熟之际，日本政府才请英国顾问体面地告退。英格斯的治军方略得到全盘继承，并日趋完善。这成为中日甲午海战时，中日双方军事力量差距甚大的原因之一。

　　琅威理辞职事件发生后，英国政府做出强烈反应：英外交部考虑撤回全部在华的英籍顾问。到1890年11月4日，英国政府拒绝了李鸿章另聘英国人担任海军顾问的请求，并宣布不再接纳中国海军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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