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过程看，戴笠那一化险为夷的妙招，是在无可奈何之中做出的自我保护之举。
事变前后情报失灵
戴笠嗅觉敏锐，心思缜密，为天生的特工人才。1932年3月，他被蒋介石指定为复兴社特务处处长，同年9月军事委员调查统计局成立时任二处处长。这位黄埔六期生后来居上，实职和权力一跃超过不少早他几期的黄埔学长。戴笠的二处为军警处，负责掌握各军队的动向，特别是对非中央军进行内部渗透、安插、收买、窃听等，一有风吹草动，各地情报会迅速汇集，由他综合分析判断，随之做出相应措施。
东北军刚入陕时，由于兵力强盛，与西北杨虎城部有些摩擦，张、杨之间一度也有误会。后来在高崇民和中共的协调下，张、杨认识到他们之间如加深分歧，正是蒋介石所希望的。为不被蒋各个击破，双方应团结一致，共促蒋介石加快抗日。
张、杨都是有心机的政治人物，为麻痹监视他们的特务，双方往来采取“暗通明不通，上合下不合”的方法，有时还故意暴露一些矛盾对立事件。这些举措，把戴笠和张、杨身边的晏道刚都蒙骗了，张、杨西安扣蒋事件得以顺利进行。
自12月8日张、杨决定兵谏后，东北军和西北军都进行了紧张的准备。对于这些调配部署，戴笠的耳目竟毫无察觉和报告。
南京得到西安事变的消息，最早是樊崧甫于12日下午3时许发出的电报：“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获知西安异动，戴笠如坐针毡，频频向西安秘密电台呼叫，均如泥牛入海。直至次日，特务处西北区区长江雄风才报告：张杨异动，校长被押，情况不明。而此时公开媒体都报出确切消息，张、杨《对时局宣言》也已在12月13日《解放日报》刊出；宋美龄已收到张学良发出的电报，连远在香港的宋子文也获知确情。这一切无疑是打了戴笠一记闷棍，他的情报机构全线失灵，他要获知西安的情况还得通过其他渠道来了解。
戴笠感到事态的严重。万一仗打起来，不但“校长”性命不保，他的人生之路也将发生重大逆转。“复兴社”头目文强对此时的戴笠有形象的回忆：“我记得事变发生的三四天之内，戴笠哭丧着脸，绕屋嚎叫，一筹莫展，认为蒋介石凶多吉少，很难有活命的可能。他想出的办法是赶快找到能飞檐走壁的夜行者，准备爬越城墙，星夜去西安救其主子。”（文强《复兴社在西安事变中分成和战两派》）
自由之中立下“遗嘱”
正当戴笠万念俱灰之时，转折点突然到来。宋子文12月21日从西安返京，即邀戴去他住处，告诉他将再返西安，并请他一道同去营救委员长。戴笠惊喜万分——宋子文在关键时刻还是要起用他。
12月22日中午，戴笠随宋氏兄妹、蒋鼎文、端纳、郭增恺同乘一架飞机经洛阳转至西安，抵达时，已是傍晚。戴笠此行西安约为两天时间，从陆续披露的史料看，他没甚作为。张、杨也没有为难戴笠，反而给他很高的礼遇、自由的行动。或许为了弥补此前的严重失职，挽回政治和忠心上的失分，城府深厚的戴笠触景生情，急中生计，在张学良公馆写下了一份“遗嘱”：
“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领袖蒙难后十二日，戴笠于西安张（学良）寓地下室。”
这份“遗嘱”可谓戴笠心机的典型体现，它不是一般的矫情造作，而是在粉饰乃至捧出对蒋介石的一番忠诚，以便事后攫取遇危不乱、成功成仁的政治资本。这份“遗嘱”虽未署日期，然从文中“自昨日下午到此”及“领袖蒙难后十二日”句不难推算，当写于12月23日，戴笠到达西安仅仅还只一天。戴22日傍晚到达，24日离开，他在西安停留的时间再怎么算也不到两天整。那么，这两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首先来看戴笠这两天的活动：22日傍晚，赴西安众人抵达张学良公寓，稍作停留，宋美龄去了蒋介石处，戴笠则随宋子文、蒋鼎文与张学良洽商有关西安之事的处理，此事见之于宋子文日记和蒋鼎文纪念集相关记载。是晚戴在张学良公馆用餐和住宿，同吃同住的还有蒋鼎文和“西北剿总”的政训处处长曾扩情。曾扩情在《西安事变回忆》记述：“张（学良）把宋美龄、宋子文、端纳三人送到蒋介石处，留戴笠、蒋鼎文和我三人在家晚餐，戴、蒋两人住在他家，我仍回到省银行”。又据《蒋鼎文纪念集》载，宋子文也与蒋、戴一起住在张公馆地下室。
第二天，也即23日，张、杨提出西安事变谈判建议方案，宋子文感到棘手，赶忙召蒋鼎文、戴笠共商对策。三人紧急会商后提出一个反建议书面方案，并报蒋介石批准，此事宋子文12月23日日记有较详细记述。反建议这种重要书面方案，讨论斟酌显见不可能一时三刻，且这一方案还要等待蒋介石批准后，三人才可决定或聚或散。而到了24日，戴笠则不辞而别离开西安。宋子文12月24日日记作如是载：“戴（笠）的不辞而别令敌手甚为不悦。”（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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