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中国与西方：师生关系的困局

　　蒋廷黻先生在《中国近代史》(大纲)开宗明义指出：“我们研究我民族的近代史必须了解我们近代邦交是我们的大困难，也是我们的大机会”。中华民族要有“光明的前途”必须学习“西方的近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列强既是近代中国的最大“敌人”，也是中国近代化的“老师”。因此，表现为目标与手段关系的“抵御外侮”与“学习西方”，其实存在深层的逻辑困境，即“我的老师正是我的敌人”，晚清外交正是在此逻辑困境中不断求索的过程。

　　蒋廷黻概括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四次“救国救民运动”：“自强运动”(洋务运动)、“康有为领导的变法”(戊戌变法)、“拳匪运动”(义和团运动)以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方略”(辛亥革命)。笔者通过分析晚清“救国救民运动”的努力以及最后失败，认为这是在“我的老师是我的敌人”逻辑困境中的无出路。

　　二、三次“救国救民运动”的努力与失败

　　蒋廷黻对林则徐评价不高，甚至认为林被罢黜，是他的终身之大幸事而中国国运之大不幸，因为“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或与叶名琛相等。但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是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维新提前二十年或许有可能，但这一提前也会导致“我的老师正是我的敌人”的困境提前到来，而晚清政府并没有认识到这样的困境，更遑论走出困境了。从三次“救国救民运动”中可认识清政府在这一困境中的作为。

　　1.洋务运动与开明官僚的努力

　　中国从鸦片战争以后就已经开始“睁眼看世界”，还提出了“以夷制夷”，但直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中国才开始真正向西方学习。慈禧太后在成功发动政变并掌权后重用奕?等具有“外视”眼光的官员，也成全了他作为洋务运动倡导人之一。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作为相对开明的官僚，奕?深刻地感受到了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在“自强”的号召下，晚清首先迈开了军事近代化的步伐，创办海军、训练新军，是在“器物”层面上向学习。这可说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救国救民的方案。笔者认为，不管怎么说，清朝这些非守旧官员在列强看来都是一些了不起的人物，他们甚至对他们寄予厚望。然而，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

　　2.戊戌变法与知识分子的努力

　　甲午中日战争中的惨败极大地刺激了那个时代脆弱而又极易兴奋的知识分子的神经。怀着对往昔中国的自豪以及对现世中国的自卑，他们在“救亡图存”的号召下，竟然很快掀起了“改革政治制度”的风潮。可惜，剧烈变法并非统治阶级所能承受。一身三任的康有为，只能说是个杰出的宣传家，事实证明他仍不是真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们本可争取当时还在观望的慈禧太后的好感，他们却操之过急地将她推向对立面。事实上，即便慈禧太后没有出面干涉，光绪皇帝所倡导的自体性变革也不可能一帆风顺，他甚至尚未厘清各种利益关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自强、御侮的变法运动者，在变法失败以后，能够并且愿意保护他们的竟然是外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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