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七年（1660年）八月，顺治最钟爱的董鄂妃在承乾宫病逝，年仅22岁。在其去世后的那年冬天，顺治也在悲痛中突染天花，没过多久也不治身亡。

顺治弥留之际，大学士王熙奉命赶到皇帝病榻旁撰写遗诏。在其自撰《年谱》中，王熙自称所写遗诏经过了皇帝的认可，“凡三次进览，三蒙钦定，日入时始完”。顺治十八年正月初六晚，顺治皇帝驾崩归西。

奇怪的是，在顺治遗诏公布后，王熙便将当时所有与遗诏有关的文稿资料全部付之一炬。此后，王熙对遗诏一事便一直保持沉默，再无片言只语。

更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的是，顺治遗诏中居然有这么一句，“端敬皇后（董鄂妃）于皇太后恪尽孝道，辅佐朕躬，内政聿修。朕仰奉慈纶，追念贤淑，丧祭典礼，过从优厚，未能以礼止情，诸事窬溃不经，朕之罪一也。”

所谓“未能以礼止情”，这话虽然说得委婉，但无疑是对董鄂妃间接的谴责。王熙声称自己拟的遗诏已经过顺治的同意，但以顺治的个性，他应该不会在临终前留下如此对董鄂妃不利的话语，因为这完全是对他们本就为人非议的爱情的一种否定。

那么，顺治的遗诏又是怎么变成了“罪己诏”的呢？

从顺治死亡到公布遗诏中间有四个时辰（古代一时辰等于现在两小时），清史专家孟森先生推测，“其间必有太后及诸王斟酌改定之情事”。而把对董鄂妃的葬礼逾度写进遗诏，显然有有意而为之，估计是反映了孝庄太后对董鄂妃的怨恨。

事实上，孝庄太后从一开始就对顺治和董鄂妃的结合并不满意，而顺治的早死，很自然的归结于董鄂妃的原因。丧子之余，孝庄太后脑海里浮现的想必是对“红颜祸水”的一腔怒火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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